戴燕：讀王國維手書《唐寫本切韻殘卷》

原標題：戴燕：讀王國維手書《唐寫本切韻殘卷》

學界對《切韻》展開熱烈討論，這樣的一個學術局面，正是由《唐寫本切韻殘卷》的印行開啟的，如果從這樣的一個學術史來看，王國維錄寫的這一冊《切韻》，就不能不說相當珍貴。

一

《觀堂集林》卷八收入王國維論音韻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後》。由於《觀堂集林》是王國維自己最後編定的，以後大家都重視這個版本，於是，漸漸地都只讀他寫的「後」，而很少提及他的「書」了。

但是這次在京都大學，我卻偶然看到王國維寫錄的巴黎所藏《唐寫本切韻殘卷》，石印線裝一冊。因為有三種殘卷，故分三卷，在魚尾標識出來。全書正文六十頁，另有《跋》四頁，一面（半頁）十行，有「行款照原本」的說明，字體有力端正，頁面乾淨整齊。卷三之末，署「巴黎國民圖書館藏唐寫本《切韻》卷三。辛酉九月朔日寫起。十九日寫了共五十二頁紙。國維。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以景照本校畢，又記」。辛酉九月朔日，是公曆1921年10月1日。這就是說從10月1日起，王國維用了二十多天，抄寫、校對巴黎所藏三種《切韻》殘卷。但不知為什麼他這裡記的是寫了「五十二頁紙」，與稍後他對馬衡說的「此書共六十頁」（1921年12月8日致馬衡，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中華書局1984年）以及實際頁數不符。

抄寫《切韻》完畢，據趙萬里編《王靜安先生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說，王國維是「增訂舊文，為跋尾，書於寫本後」。不過細讀這篇《跋》，至少它的前半部分，都是在講前面他抄寫的三種《切韻》的情況。他說這三份殘卷，第一種「當是陸法言原書」，寫於初唐，第二、三種分別是「長孫訥言箋注本」和「長孫氏箋注本或其節本」，寫於唐代開天之際，又說見到陸法言原書，證明他過去推測「陸韻次第必與唐韻相近」，是正確的。這些內容，還是很有針對性的。

倒是與《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後》相比，可以看到在稍後把它編入《觀堂集林》時，王國維作了不少改動。上述幾點結論並沒有變，可是增加了音韻方面的舉例和分析，最明顯的，是刪去了原來《跋》里的一整段文字。這段文字寫在《跋》尾：

光緒戊申，余晤法國伯希和教授於京師，始知伯君所得敦煌古書中有五代刻本《切韻》，嗣聞英國斯坦因博士所得者更為完善，尚未知有唐寫本也。辛壬以還，伯君所寄諸書寫照本亦無此書。戊己間，上虞羅叔言參事與余先後遺書伯君索此書景照本，今歲秋伯君乃寄羅君於天津。羅君擬付工精印入《石室佚書》中，以選工集資之不易，余乃手寫此本，先以行世。原本書跡頗草草，訛奪甚多，今悉仍其舊，蓋其誤處，世之稍讀古書者，類能正之，至其佳處，後人百思不能到也。因記其大略如右。辛酉冬十一月初十日，海寧王國維書於海上寓居之永觀堂。

這裡說光緒戊申（1908）在北京初見伯希和時，他與羅振玉就知道伯希和手裡有敦煌本《切韻》，可是伯希和一直沒拿給他們看，直到辛酉年秋，在他們一再要求下，才把照片寄到天津，羅振玉本來要放在「鳴沙石室」系列出版，但一時籌集不到印刷費用，於是他「乃手寫此本，先以行世」。最後所署十一月初十日，是公曆1921年12月8日。

這一段文字，大概王國維認為無關文章宏旨，在將《唐寫本切韻殘卷跋》改題為《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後》、修訂收入《觀堂集林》時，全部刪掉了。現在讀到它，對於王國維寫這篇文章的原委，才可以比較清楚。

如果更進一步，那麼，還可以通過《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繼祖審定，東方出版社2000年），看到與此相關的更多細節。比如羅振玉在1921年9月4日的信中說：「伯希和代照《切韻》已寄來，計殘卷三，其一為《切韻箋》，但存上平之半，他一為《切韻》陸氏本，缺去聲，其他亦有小缺，又一則陸氏《切韻》少許，繕寫皆極草率。弟已比校《唐韻》（蔣本）《廣均》，作《均目表》。」這就印證了王國維《跋》裡面寫到的「今歲秋伯君乃寄羅君於天津」，同時說明羅振玉先拿到《切韻》，先就做了初步研究，判定其中一個是陸氏原本、一個是箋本，而王國維後來正式寫出來的結論，也許便是受羅振玉的啟發。

從隨後9月16、23日的信看，羅振玉還把他錄寫的《切韻序》和他編的《韻目表》寄給了王國維，大概王國維又問了一些《切韻》的問題，這樣，在9月23日的信里，他便說到購買這些照片的情況以及後續的打算：「此次寄中幣五百圓，僅得此影本數十片口，寫真之價，數倍從前。意欲集資千元，用玻璃板印出。」他是想要用珂羅版印出，可是又「恐千元尚不足用」，加上現在手頭沒有現金，「故印書但有集資矣」。到了9月27日的信，羅振玉說的是他已經託管復初把照片帶到上海，「計《切韻》甲卅三紙，乙三紙，《切韻》箋十紙，共四十三紙」。他說：「弟本意手鈔一本，付菊笙印入《涵芬樓秘笈》中，然後徐圖影印原本。今既奉尊覽，祈公手寫，付菊笙印之，索渠書數十冊，何如？」他希望王國維能手抄一本，交給張元濟去印，然後，他們再跟商務印書館要幾十冊印本。這也就是王國維在《跋》裡面交待的「余乃手寫此本，先以行世」。

王國維收到照片，便馬上開始抄寫。據他10月22日寫給羅振玉的信說，剛好他所在哈同的倉聖明智大學放秋假，停課半月，使他得以十九天抄寫完畢，「然每日之力亦僅能盡三紙而已」。每天儘力也只能寫三紙，當然是由於抄寫之前，先要辨認。王國維說「原本書跡頗草草」，羅振玉也說過「寫本至劣，別體訛字甚多」（9月23日信），所以，抄寫並不是複印式的抄寫，這裡面恐怕是要有學術性的考察和判斷。

很多人評論王國維的學問，異口同聲，都說他能「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梁啟超）、「精密堅實」（葉公綽）、「最純正而精密」（陳乃乾）、「博矣，精矣」（陳寅恪）、「細針密縷」（顧頡剛），大多離不開「精密」兩個字。這兩個字，單從這一冊《唐寫本切韻殘卷》來看，就可知不是輕易得來，是要下過把材料一筆一划寫出來這樣的功夫。這大概比現在人提倡的「細讀」還要細到骨子裡，更不用說和那種敲敲鍵盤就能「黏貼」成功的狼吞虎咽式相比了。

二

王國維說他們等巴黎所藏《切韻》等了好些年，學術界不少人也都在等，特別是經羅振玉鑒定，它們不是傳說中的五代刻本，而是唐寫本，令很多人夢寐以求。因為不能很快以珂羅版印刷，羅振玉便建議王國維手抄一冊，「以付石印，令海內得先睹」（羅振玉10月5日致王國維）。

然而就是這樣，也有人等不及。北京大學的馬衡就聞風於11月2日寫信給王國維，說：「《切韻》經先生校訂寫定，即將排印，嘉惠士林，實深欣忭。但排印需時，不能快睹，同人猶以為憾，擬請代雇書手抄錄一本見寄，計值若干，即當呈寄。」這封信收在馬奔騰輯注的《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以下馬衡信均見此集），沒有編年，現在可以推斷就是1921年。當時，馬衡正在代北大出面力邀王國維到北大，他是金石考古學者，對於學術界的「新發現」總是非常有興趣，所以想要王國維幫他雇一個人再抄一份，先睹為快。

王國維11月9日給馬衡回信，介紹《切韻》的情況，這一部分，寫得頗像《唐寫本切韻殘卷·跋》的一個梗概，而談到出版之難以及找不到書手，他說：「原影本一時未能印行，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寫一副本，頗擬將此副本付書坊先以行世，而字太小且率，恐不易明瞭，故尚與書坊交涉。又思作一校記（原本誤字極多），亦慮篇幅太詎，須增於原書數倍，而近又鮮暇，故亦尚未著手。尊屬覓人錄副，然此間寫官亦不易覓，俟與書坊商議能印與否，再行奉聞。」（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中華書局1984年）馬衡心急，11月30日寫信再問，能否將王國維的抄寫本挂號寄到北京，讓他們自己過錄一副本？12月8日，王國維回復馬衡，也許是想到羅振玉先前所說集資印行的辦法，他說：

《切韻》事，前與商務印書館商印，竟無成議，刻向中華局人商印書之價（此書共六十紙），據云印五百部不及二百元。因思大學人數既眾，欲先睹此書者必多，兄能於大學集有印資，則當以四百部奉寄，餘一百部則羅君與弟留以贈人（因思閱此書者頗多，如欲印則二十日中可以告成）。如公以此舉為然，當令估印價奉聞。若印千部，則所增者僅紙費而已。（《全集·書信》）

馬衡立刻同意，12月13日便回信道：「《切韻》集股付印，甚善甚善。大學同人可以全數分任，惟因積欠薪修問題，一時不易收齊。可否商諸中華書局先行開印，預計畢工之日，股款必可收齊，屆時當匯交先生轉付。出書後，先生取百部，同人等取四百部，當如尊約也。」

這以後，《唐寫本切韻殘卷》在中華書局順利付印。據馬衡12月25日寫給王國維的信，中華書局要的「印價亦甚廉」，1月11日的信又報告「《切韻》年內出版，近日當在裝訂矣」，書的印價和運費將「統於年內在京付清」。到2月7日的信，就說：「陰曆初二日得手書，知《切韻》百部已由郵局寄京，次日即向京局取來分致同人，無不稱快。新歲或睹異書，何幸如之！叔蘊先生日前來京，尚未見此印本，因以一冊贈之。」同時，2月11日羅振玉寫信給王國維，也說是「《切韻》收到」（《往來書信》）。

2月13日，王國維寫信給馬衡，說：「《切韻》得兄糾資印行，得流傳數百本以代鈔胥，滬上諸公亦均分得一冊，甚感雅意也。」（《全集·書信》）從此，他也逢人都說這本書是「北京大學友人屬印」又或「京師友人集資印之」。

王國維說：「古來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他從1916年由京都回到上海，專心於音韻學，短短几年，便寫下《五聲說》《聲類韻集分部說》《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後》《論陸法言切韻》等十二篇收入《觀堂集林》的文章，其中像《五聲說》，還被他自詡為是在清人業績之上，「為七級浮屠安一相輪」（1917年8月10日致羅振玉），這樣的成績，固然如過去許多人所談到，與他那些年受沈增植的影響有關，但是，對《切韻》等隋唐韻書之「新發現」的持續追蹤，不能不說也是研究上的一個動力。

1922年1月28日是農曆大年初一，大約在春節以前，如王國維所願，《唐寫本切韻殘卷》終於印出，他自己得到五十本，春節期間走親訪友，就開始贈送給各路友人（1922年2月《致徐乃昌》，見《全集·書信》）。這一年，唐蘭經羅振玉介紹去見他，也得到一本，唐蘭後來回憶說，他們「抵掌而談，遂至竟日，歸而狂喜，記於先生所贈《切韻》後葉，以為生平第一快事」（《王靜安先生遺札題記》，見陳平原、王楓編《追憶王國維》，中央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

書印得不算少，當時很多人手裡都有，我看到的另外一冊，就是錢玄同1931年送給吉川幸次郎的，可見不算稀奇。但值得注意的是，學界從此對《切韻》展開熱烈討論，劉復、姜亮夫等人後來都去巴黎摹寫韻書，故宮也發現另外一個唐寫本，這樣的一個學術局面，正是由《唐寫本切韻殘卷》的印行開啟的，所以，陳寅恪發表《從史實論切韻》，第一句說的就是，「陸法言之切韻，古今中外學人論之者眾矣」（《嶺南學報》第九卷第二期，1950）。如果從這樣的一個學術史來看，王國維錄寫的這一冊《切韻》，就不能不說相當珍貴。特別有趣的是，他當年用了最快的速度負責抄寫、印刷，以便海內外學界共享，到了六七十年後，仍然惠及學人。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周祖謨編的《唐五代韻書集存》，裡面仍然收有王國維寫錄的兩種《切韻》，而1994年台灣的學生書局竟又再版。

三

葛兆光曾在日本關西大學「內藤文庫所藏王國維資料」中，發現王國維的未刊書信。王國維在他從上海寫給內藤湖南的一封信中，就談到：「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藏唐寫本陸法言《切韻》三種，今夏伯希和以景片寄羅君許，以一時未能景印，手間曾手抄一部，即以付印。今已印成，寄上三部，一請察收。其二本請轉交狩野、長尾兩先生。」（《王國維未刊書信（三通）》《清華漢學研究》第三輯2002）這封信本來日期不詳，現在也可以推測是在1922年1月28日春節前後。《唐寫本切韻殘卷》剛剛印出，他就寄給了京都老友內藤湖南、狩野直喜和長尾雨山。

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是京都大學最早的東洋史及中國哲學文學史教授，大名鼎鼎，近年大家談得比較多。長尾雨山有些特別，最近有人注意到他，但還是不妨說一說。

長尾雨山又名長尾甲，出身於一個有漢學修養的家庭，能書善畫，從東京大學畢業後，曾協助岡倉天心籌備創立東京美術學校，1903年辭去東京大學教職，轉赴上海，做商務印書館的編譯顧問，在中國一住十二年，認識了上上下下很多中國人，也曾與羅振玉「商榷古今名畫」。1914年回到日本，落戶京都，和寄寓京都的羅振玉、王國維舊友相逢，少不了往來，羅振玉的《南宗衣缽跋尾》（大阪博文堂1916年）出版，就是由他翻譯成日文，卷首還有他用漢文寫的序。王國維去世後，他也是用漢文寫了一篇《祭王靜庵先生文》，還有一首《輓詩》，說王國維「文章發正氣，著述照無窮」。由於他在京都過的是悠遊自在的文人式生活，吉川幸次郎曾把他和內藤、狩野三個人，稱作是京都漢學界在野處士與在朝學者的代表。他唯一的著作《中國書畫話》（築摩書房1965年），彙集了他有關中國南畫、書法碑帖和筆墨紙硯的雜談，也是在他去世後才出版。

而這次，我在京都大學看到的《唐寫本切韻殘卷》，是王國維送給京大教授今西龍的。今西龍不僅在上面蓋了印，還寫下「大正十二年九月十九日王先生惠贈」一行大字。大正十二年是1923年，這一年，王國維從上海移居北京，做清華大學教授，今西龍恰好也是在1922-1924年到北京留學。他們9月見面的時候，王國維就送了這一本書。而在此前的7月下旬，今西龍還拿了紙請王國維寫字，王國維寫了自己過去作的詩《昔游》六首，王國維去世後，他的京都友人編了一本《王忠慤公遺墨》，這一幅字也在其中。

今西龍是有名的朝鮮史專家，他曾在今朝鮮平安南道、西漢時屬於樂浪郡的黏蟬縣發現過漢文所刻神祠碑，轟動一時。他的著作有《新羅史研究》《百濟史研究》《朝鮮史の栞》《朝鮮古史の研究》等。我並不懂他的專業，但是很願意在這裡借用內藤湖南對他的評價，這是內藤湖南1934年在為他的遺著《百濟史研究》寫的《序》中，講的一段話：

朝鮮古史的研究，在我國，大概從相對應的古代就已經開始。最早的正史《日本書紀》就採用了三韓史料，這姑且不說，德川時代，水戶編纂《大日本史》，也參照過《東國通鑒》等，如新井白石，還留下日韓古史紀年對照表那樣的遺稿，然而，日韓古史對照的研究之興盛，卻是明治以後的事，坪井（九馬）、那珂（通世）、白鳥（庫吉）、吉田（東武）諸博士都是最熱心的人，他們的論文，於明治初期的史學界大有裨益，是不必說的。

據說明治中期以後，這樣的研究就告一段落、近乎中絕，要說後起的大家，便有今西博士，一直到大正、昭和，他差不多是獨步天下。本來我國的古史研究中，懷疑《日本書紀》紀年的人很多，因此有參考朝鮮古史紀年及其內容、以至於偏向朝鮮古史的傾向，今西博士以他對兩國古史的根本性研究和對《三國史記》利用中國史籍等等的研究，改變了過去的研究方法，重視日本古史的記載，從而給兩國古史的研究都帶來極大變化。他的意見，與我一致的地方很多，所以他從朝鮮回京都，每每到訪，跟我談得也多。

這一段對今西龍的表彰，講他研究朝鮮古史，而在史料的解讀和運用方面，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也許能夠說明同時代的這幾位中日學者，不管研究的具體領域如何，他們考古的方法和他們重建古史的理念，在那個時代，是有一定共通性的。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