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被監控的日本「國臉」（上）
原標題：福澤諭吉：被監控的日本「國臉」（上）
【城南舊事】
——日本歷史人物系列之三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締造日本近代文明的先驅者，有「日本的伏爾泰」、「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之譽。日本現在紙幣的最高額一萬日元所使用的頭像，就是他的頭像，所以有人開玩笑說他是「日本的國臉」。
而且，他不僅對日本重要，對中國也非常重要，從維新一代梁啟超等人，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代陳獨秀等，都深受他的思想影響。他不僅對中國重要，而且對朝鮮也非常重要，當年朝鮮的「開化黨」，乾脆奉他為自己的領袖。
如此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當然非常複雜。他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主張自由、民主、公民權利，後來卻成為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主張侵略朝鮮、中國，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思想資源。
他一直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明治政府自然對他也非常尊崇，但近年公開的檔案表明，明治政府其實並不相信他，長期對他進行秘密監視，他的言行，凡被認為敏感重要的，都記錄在案，甚至他創辦的報社人員的工資資金，當局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日本學者小川原正近著《福澤諭吉與日本政府》（尤一唯譯，九州出版社2016年出版），披露了詳情。他的思想如此複雜，究竟是如何發展演變的？他與日本政府與關係為什麼如此複雜？凡此種種，釐清來龍去脈，發人深省。
得風氣之先
啟蒙者都是得時代風氣之先的人。福澤諭吉於1835年出生於大阪豐前中津藩一下層士族家庭，在誕生的那個白天，父親購買到中國清代上諭條例六十餘冊，非常高興，當天晚上他出生，父親就將他取名「諭吉」。他剛18個月，父親就不幸病故，30出頭的母親帶著5個孩子生活非常艱辛。與傳統武士之子一樣，他從12歲時起跟人攻讀漢學，學習了中國的孟子、論語、詩經、書經、左傳、戰國策、老子、莊子、史記等等。如果沒有社會大變動，他的人生也會走傳統子承父業的武士之路。
1853年，美國佩里艦隊強迫日本開國，福澤諭吉才19歲，但他敏感到時代風氣的變化，預感到一個大時代即將來臨，要到大阪學習「蘭學」。「蘭學」就是荷蘭學問，屬「技藝」層面之學。當時被人看不起，他因此遭到親朋戚友的強烈反對和嘲笑，但他學習蘭學的決心卻很堅決，想方設法來到大阪跟隨有名的蘭學大家、懸壺於大阪的荷蘭醫學專家緒方洪庵學習，其實就是學西醫。
後來他在自傳中承認，自己當時就「敵視中醫」，並由此反感儒學：「由於我們學塾是一所醫校，所以都不太愛談論政治。若談到國家開港或閉關的問題，當然大家都贊成開港，在這點上沒有爭執。當時的敵人只是中醫。我不僅討厭中醫，即連儒家也很憎惡，總認為中國派來的東西都應該打倒，這好像是註定了的。即便當時有儒家來講經史，我塾同學也沒人去聽，而且一看到漢學學生就覺得可笑。」
隨著日本的開國，橫濱成為更重要的開放口岸城市，為了學習英語，他於1859年來到橫濱。他感到蘭學仍有局限性，成為當時少有的認識到英語的重要性、相信英語會打開一個更廣闊天地的有識之士。從傳統漢學到蘭學，再到英語，他對時代變化的感覺把握，確實大大超前。事實證明，這種轉變對他來說至關重要。
1860年1月，德川幕府依據日美通商條約的規定，派使節到美國交換商約。這是日本千百年未有之事，掌握英語的福澤諭吉經人推薦，作為隨員加入交換外交文書的使節團訪問美國。這次美國之行長達5個月，此前日本對歐美幾乎毫無所知，福澤諭吉對美國也毫無了解，深受震憾，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文化休克。他後來承認，出國前自以為無與倫比，也自認為是足以傲人的有識之士，目中無人，不畏一切。到了美國後，他說自己變得像新娘子一樣感到渺小膽小。看到美國地毯非常普遍，想到在日本這可是奢侈品，只有非常富有者才買一塊一寸見方的絨氈做錢包，而美國普通家庭都鋪在地上，走在上面連鞋都不脫。他想，這該是多麼富裕的國家呀！美國女性地位之高更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女士優先使他感到甚至是「女尊男卑」。問到國父華盛頓的後人近況，美國人的反應、回答都很冷淡，甚至回答不上來，他感嘆說實在想不到。雖未明言，他心中或許對日本等級森嚴、階層世襲固化的社會制度有所反思。這次在美國五個月使他大開眼界，親身體驗西方文明、近代文明，據說他是第一個把英語辭典帶到日本的日本人。他自豪地說，過去的西洋文明是外國人引起的，從今以後，我們日本人要用自己的雙手把西洋文明帶入國內。他確立了自己的使命，就是啟蒙日本。
回國後，他成為外交機構譯員，翻譯與外國往來公文。為了適應日本國內開國的需要，他迅速編成一部《增訂華英通語》辭典，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
1862年1月初，德川幕府認為與歐洲一些國家簽訂的開放江戶、大阪兩市和兵庫港條件尚不成熟，決定延期開放，派使團到歐洲向有關各國解釋不能按期履約的原因。已有通西學之稱的福澤諭吉被任命作為翻譯，隨團出訪歐洲各國，直到1862年12月中旬才返回。這次出訪，他作了充分準備，做了細緻的功課，可說是「有備而訪」。由於準備充分且時間充裕，在近一年的時間內對歐洲各國方方面面都作了細緻考察。在政治上，他觀察議會運作、民主觀念、黨派狀況與政黨政治。在社會建設方面，他的觀察更加細緻，醫院、銀行、郵政、徵兵，貧民院、盲啞院、博物館等等一一考察，這些觀察令他大吃一驚，甚至難以理解，英國人誹謗時政不獲罪、保險公司的功用與經營方式、貼上郵票信件就能送達對方手中的郵政系統、荷蘭土地可賣外國人……。許多事情從前只是從書本上略知一二，身臨其境才感到百聞不如一見，遠遠超出從前的聽說、想像。他認真探索、思考這些機構能夠成立、社會能夠如此運轉的奧秘。此行他買了大量英文書，認真閱讀，如饑似渴。
1866年，他把自己在歐美的見聞與思考寫成《西洋事情》公開出版發行。薄薄一冊，卻讓他一舉成名。書確實不厚，內容卻豐富異常，介紹了歐美的政治、經濟、軍事、國債、租稅、股份公司、鐵路、蒸汽船、郵局、銀行、圖書館、博物館、學校等等，尤其介紹了高度發達的人權觀念和國民生活的種種特徵。畢竟他對歐美已有較多了解，他在盛讚歐美的同時，對歐美的一些負面情況如戰爭、侵略、盜竊、犯罪、外交欺詐等，也有相當客觀的介紹分析。這本書對歐美的介紹詳細廣泛，分析透徹，深入淺出，日本人聞所未聞，如聽海外天書，分外好奇。由於該書適應了面臨開國鎖國關鍵選擇時期日本社會的需要，第一版就賣出15萬冊。幾年後，又出版續編，銷量更高。
1867年1月23日，福澤諭吉隨從幕府的軍艦採購委員，再次訪問美國，於6月27日回國。半年間，他對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了多方面更加深入的考察，更堅定了反對鎖國、反對排外的思想，牢固樹立了文明開化思想。回國時，他又買了大量圖書。在他的推動啟發下，日本掀起了西學熱，各種西方辭書、地理、歷史、法律、經濟、數學開始大規模輸入。
明治維新後，由於他因通西學而名望甚高，自然為銳意革新、決心學習西方的新政府所重，多次許以高官，請他到政府任職。但他再三推辭，婉轉而堅定地拒絕。他為自己確定的人生目標和使命非常明確：一生不從政當官，全力以赴從事理論著述和教育事業。
1873年是明治六年，他與西村茂樹、森有禮、西周等當時第一流的「洋學學者」成立「明六社」，宗旨是「以其卓識高論，喚醒愚氓，樹立天下的模範。」
在1867-1879這十幾年間，他出版的比較重要的著作有：《西洋導遊》、《西洋衣食住》、《窮理圖解》、《英國議事院談》、《洋兵明鑒》、《世界史地》、《啟蒙學習之文》、《童蒙教草》、《勸學篇》、《簿記法》、《會議辯》、《文明論概略》、《分權論》、《民間經濟錄》、《通俗民權論》、《通俗國權論》、《民情一新》、《國會論》等。其中1872年出版的《勸學篇》影響巨大，連盜版共發行340萬冊，而當時日本的總人口只有3500萬左右，足見此書閱讀量之大。
個人獨立與文明基礎
早在1866年的《西洋事情》中，福澤諭吉就提出「文明政治的六個條件」：即尊重個人的自由，信教的自由，科學技術的振興，推廣教育，有利於實業的政治和充實國民的福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這就是說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來就有貴賤上下之別的。」這是《勸學篇》的開篇論斷，明顯受到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影響。這一論斷否定了日本千百年來的等級制度和等級觀念，強調人人平等，生而平等。他認識到，個人生命保障的權利、追求自由的權利、私人財產權的保障，是近代社會最基本的三要素。日本要文明開化，也在於此。這三點，恰恰是日本傳統社會、觀念所缺乏的。不論階層高低，人的生命權、人格權和財產權是平等的。他進一步論述說，個人獨立是兩種，一是經濟上「有形」的獨立，二是精神上「無形」的獨立。，身是有形獨立，心是無形獨立，身心兩方面都要獨立。人有天生的體力、智力差別，但人格完全平等。他承認人與人之間會有事實上的不平等，「他們雖有所謂天壤之別，但從另一個角度，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他認為這種不平等主要是智力差別造成的，所以格外強調教育、學習的重要性。「人們生來並無富貴貧賤之別，唯有勤於學問、知識豐富的人才能富貴，沒有學問的人就成為貧賤。」「如果大家不分貴賤上下，都愛好這些學問，並有所體會，而後士農工商各盡其分，各自經營家業，則個人可以獨立，一家可以獨立，國家也可以獨立了。」
經濟獨立，就要安身立業，他提倡「實學」，批判「儒學」。他批評儒學表面注重個人修養，實際流於空論；如果個人要立業，就要提倡實學，注重經濟。國家與民眾個人，都應重實學，因此他不贊同儒學道德中心主義，所以反對、批判「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觀點，呼籲日本思想應從道德中心轉為經濟中心。他批判儒學維護舊等級秩序，提倡科學、實業、發展經濟，切合了新時代日本社會發展的需要，一些過去不屑於經濟、經商的武士階層，在政府「四民平等」社會改革中失去過去的待遇、特權，也要開始經商。人人生而平等，必然推出性別平等。他對男女平等觀念的宣傳，在日本意義尤其重大。「萬人皆平等、自由自在，互不妨礙他人，各自愉快地度過社會生活」，群己權界，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即如何處理個人與他人、人個與集體的關係。強調個人獨立、個人權利不容侵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個人獨立、以個人為主體，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必然是一種契約論關係。他將新西方的契約論國家觀介紹到日本。「應該謀求一身之獨立，建立一家之家計，才能成為萬物之靈」「所謂獨立，就是要自己支配自身，不生依賴他人之心。」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一身獨立，一國獨立」。先個人，後國家，國家是以個人為基礎的。政府是由人民協商產生的，是人民意志的產物，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和契約的訂立者，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是建立在「政府代表人民執行法律，人民相應地遵守法律」基礎之上的。「我們做人的道理，就在於不妨礙他人的權利，自由自在地運用自己的身體」。
他批判說，日本落後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傳統國家體制中「有政府無國民」的「權力偏重」現象。人民之所以沒有獨立精神，在於一切事務都完全由國家一手掌控。國家的財富、思想、宗教、學問、及所有一切都是政府的附屬物。政府不光佔有土地，還佔有人民，人民只是奴隸。官尊民卑是日本社會重要弊病，根源在於政府權力高度集中。日本要真正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最重要一點是要改變「有政府無國民」的狀況，培養出能與政府對等的作為個人的國民。
日本的政治傳統文化與東亞諸國相同，所以他在《勸學篇》中不僅嚴批日本，而對整個亞洲政治文化、傳統作了同樣嚴厲的批判：「在亞洲各國，稱國君為民之父母，稱人民為臣子或赤子，稱政府的工作為牧民之職，在中國有時稱地方官為某州牧。這個牧字，若照飼養獸類的意思解釋，便是把一州的人民當作牛馬看待」，「如上所述，有些人極力維持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倡導虛名，以實施專制，毒害所及，遂成為人間社會所流行的欺詐權術。」
1873年是明治六年，他參加了曾任駐美外交官森有禮發起的「明六社」，成員有西村茂樹、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福澤諭吉、西周、津田真道等，皆為一時之選，以「通洋學」著稱。「明六社」的主旨是引進西方的哲學、政治、法律、歷史、教育等思想啟蒙，以「開啟民智」、「文明開化」為己任。
對傳統文明的改造
福澤諭吉的經歷、閱讀與思考，使他接受了文明史觀，成為他思想中最重要的觀念。他認為日本的落後從根本上說是文明的落後，日本要進步就要改造傳統文明，接受、轉向新的文明。當今世界上，歐美代表了最高一級的文明，日本的出路就在於「脫亞入歐」，從亞洲文明轉為歐洲文明。
他在《文明論概略》中提出明治維新的「近因」與「遠因」，認為維新派打出的攘夷論只不過是維新的開端，也就是所謂事物的近因，而明治維新有更深遠的原因和背景。明治維新的遠因和背景，總體思想和所要達到的目標根本不在於「攘夷」，其真正目的既不是王政復古，也不是攘夷，只是以復古、攘夷為口號進行政治動員，聲討根深蒂固的門閥專制。所以舉事的既不是王室，要打倒的也不僅是幕府，而是一場自由思想與專制制度的生死搏鬥，掀起這次戰爭的就是全國性的啟蒙思想。思想啟蒙這就是這個事件的遠因，而這個遠因早從開港以來就以西學東漸之名而逐漸強大起來。為了展開一場啟蒙思想的戰爭，必須有能將各方動員、團結、凝聚起來的口號和綱領，組成一個先鋒隊與專制制度戰鬥。於是乎啟蒙的遠因才和攘夷、王政復古的近因結合起來，共同戰鬥，最後取得了勝利，完成了維新的壯舉。先鋒隊的主張雖然曾經一度發揮過作用，但在勝利以後，必須參加思想啟蒙陣營：「今後如果這個智力的權勢越大，從而使那粗淺的愛國觀念變為精深的愛國思想，那麼使未成熟的成熟起來，共同來保護我們的團體，則將是無限的幸福。所以說，王制復古，並不是憑藉王室的威力，而只是國內的智力假王室的名義而成了事；廢藩置縣並非出於執政者的英斷，執政者只是受國內的智力所驅使，而採取了實際措施而已。」
把尊王攘夷、王政復古兩個標誌性口號作工具化處理，卻也符合歷史事實。明治新政府成立後，西鄉隆盛就曾說過：「尊王攘夷只不過是推翻幕府的一個借口，攘夷有助於鼓舞士氣。」1868年4月7日明治天皇頒布了維新的綱領性文件《五條誓文》，第二天就發布了「五條禁令」，其中第四條明文規定：「茲王政一新，乃循朝廷條理，交際外國，依萬國公法履行條約，不可加害外國人。背此者有悖朝命，釀成國難，乃至失國際信義，傷皇國威信，故應處至當之刑。」明確反對、壓制「攘夷」論者要求立即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更嚴禁傷害外國人，確實說明此前的「攘夷」只是反對幕府的策略、手段、工具。福澤諭吉的工作將這種工具性更加理論化，更重要的是他以「文明論」為理據，從而將明治維新完全納入了啟蒙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