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憤之作：造反者的教科書？！

原標題：發憤之作：造反者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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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要：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除了影響深遠的儒、釋、道「三教」外，還有個「第四教」即「小說教」。小說教雖不受待見，有時還倍受打壓，但是，它卻成功地滲透到社會，躋身於中國人的靈魂中，與儒釋道雜糅相間，共同支配、左右甚至控制著中國人的精神。

原題為《小說教：儒釋道「三教」之外的「第四教」（下）》

五

「小說教」為碩學大儒所不齒，也為民間社會所警覺。但它竟然是國民獲取「知識」的好幫手，中國人說三國風雲，頭頭是道，論水滸英雄，津津有味，大多都是拜它所賜。耳濡目染的《水滸傳》《三國演義》，也為中國人的精神譜系，注入了蕪雜的思想資源。

更讓人始料不及的是，《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小說，也不意成為造反者的教科書。書中體現的政治主張、軍事觀念及指揮藝術為遊民們所接受，並成為他們武裝鬥爭的指南。明末戰亂中的「大西」皇帝張獻忠，就是眾多的「受益者」之一。

「

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水滸》《三國》諸書，凡埋伏攻襲者皆效之。

——清·劉鑾《五石瓠》

」

可憐的「大西」皇帝，他有限的軍事知識，竟然是來自小說之中，而且還是現學現賣。依此觀之，也難怪「殺人魔王」即便殺人無算，也保不住西南成都平原上叫做「大西」的那片小江山。這樣以殺人立威，又腹中空空的蠢貨，焉有不敗之理？成氣候，得天下，單憑流氓無產者的殘忍，是遠遠不夠的。

大西皇帝夠狠的，學問不夠，運氣也差。兵敗之際，劫掠而來的海量金銀財寶，還來不及揮霍，只好都沉於岷江的江口。

電視連續劇《新水滸傳》劇照

於「小說教」中討智慧，向小說學習戰爭，是草莽英雄們上手最快，也最便捷的手段。遠在北方草原上的努爾哈赤及其子孫，也靠 「小說教」發跡，他們與張獻忠本是席地之分，最後卻是天壤之別，搞出了一番大事業。差別這麼大，恐怕是與個人的胸懷和格局，以及許多不可言說的運氣相關了。

先是努爾哈赤僅憑二手資料——一本翻譯成滿文的《三國志演義》作為兵略，便學以致用，立竿見影，奠定了大清基業。之後的皇太極也是「小說教」的狂熱擁躉者，行軍打仗，手不釋卷，已經達到了三國時關羽夜讀《春秋》的境界。他從三國中受益匪淺，學到了不少縱橫捭闔的大智慧。他旗下的滿洲軍事集團，在東征朝鮮，西聯蒙古之後，南下入關，定鼎燕京，也成必然之勢。若不是1643年於戰前猝死，齎志而沒，叩關之功怎麼會記在他六歲的兒子福臨頭上？

「

本朝未入關之前，以翻譯《三國演義》為兵略。

——清·王嵩儒《掌故拾零》

」

「

太宗（皇太極）天資敏捷，遂于軍旅之際，手不釋卷，曾命儒臣翻譯《三國志》……以教國人。

——清·昭槤《嘯亭雜錄》

」

滿洲軍事集團處於大明的北方邊地，偷偷地從「小說教」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一步一個腳印，由後金到大清，由弱到強，製造出如此之大的動靜。一開始，顢頇糊塗的大明皇帝們竟渾然不覺，不知黃雀在後。喜歡讀《水滸傳》的萬曆皇帝，也傻呼呼地沉浸其中，樂而忘憂，卻看不到這部貽害人心的「發憤之所作」（李贄語），是「天下無道」所激起的「庶人之議」（金聖嘆語），缺乏一個政治家應有的政治敏感——說他是政治家，實在是辱沒這個詞——這位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一個長期怠政的傢伙，正是被史家蓋棺論定的「明亡於萬曆」的責任人。

清軍入關時竟然如此強悍

等到明末天下大亂之時，大明王朝終於出了個「明白」人。1642年4月，崇禎皇帝批准了刑科給事中左懋第陳請焚毀《水滸傳》的「題本」，可是為時晚矣。此時明朝的大廈將傾，離1644年3月的清軍入關，僅僅不到兩年。

「

李青山諸賊嘯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東鼎沸。……而賊必因以為名，據以為藪澤者，其說始於《水滸傳》一書。……《水滸傳》一書貽害人心，豈不可恨哉！

——《兵部抄出刑科右給事左懋第題本》

」

「題本」提到的主人公李青山，是又一位「小說教」的擁躉者。他的起事，發生於明崇禎年間，地點在山東梁山。起事當中諸多大事，諸如如何聚眾豎旗，如何破城劫獄，如何殺人放火，甚至招安，李青山皆亦步亦趨，也是完全模仿《水滸傳》。他是梁山歷史上的第二個宋江，他的結局，也與歷史上的宋江一模一樣——招安後旋即被斬殺。大明王朝對李青山的處置，竟然也是《水滸傳》中的方式。

「

誘青山降，執送京師獻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人，貸一人，磔青山及王，余斬首。方縛赴西市，眾賊云：「許我做官，乃縛我耶？」

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王詬罵當事者負約，死乃絕聲。

——李清《三桓筆記》

」

《水滸傳》的「毒性」，引起崇禎皇帝的高度警覺，因而後續的「消毒」也更為嚴厲——除坊間家藏《水滸傳》並原板，勒令燒毀外，是非之地的梁山，也被勒石清地，宋江寨等建築文物從此被徹底毀掉。這一切，對於風雨飄搖中的大明王朝，都於事無補了！

其實，同為「小說教」的痴迷者，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命運結局，是大相徑庭的。信三國者，原是為爭奪天下。努爾哈赤及其子孫，即是胸懷大局，銳意進取，目標明確的人。而迷水滸者，大多隻求佔山為王，滿腦子的好漢、聚義、義氣、江湖，不義之財，取之何礙？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緞，以及成瓮吃酒，大塊吃肉。像宋江、李青山之流，也不過是落入「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套路——這多沒有出息，從格局上講已經決定了得失與成敗。

靠「小說教」起家而最終入主中原的大清王朝，在完成角色轉化之後，深知《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的主旨，與主流思想相齟齬，與大清政權相衝突，實乃精神炸彈而被拋棄。乾隆時期，《水滸傳》被明令禁止，甚至也不準譯成滿文——連自己人，所謂的「奴才」都沒有資格閱讀了。

六

權力也並非無所不能。明令禁止的，往往大行其道。極力弘揚的，常常行之不遠。

「小說教」作為「第四教」，之所以根深蒂固，有它自己的生長的土壤，《水滸傳》《三國演義》也屢禁不止，也自有它們流行的市場。

多年以後，蔣介石與「小說教」遭遇而再蹈歷史覆轍。關於國民黨的敗退原因，學術的、江湖的、現身的、旁觀的，種種說法，不一而足。但這位國民政府領袖，篤信基督教的信徒，在某種意義上，被遊民江湖裡誕生的「小說教」的亂拳打死，或是不爭的事實。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一書中，陳士榘這位久經沙場的老將，回憶那段草創歲月時侃侃而談，他並非事後諸葛地談起蔣介石，說他最大的失誤是沒禁《水滸》。

蔣介石禁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等革命書籍，他犯了個大錯誤就是沒有禁《水滸傳》等書，因為很多農民根本接觸不到馬克思主義的書，而且你給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讀天書，而《水滸傳》通俗易懂，情節吸引人，個個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別符合中國貧富差別大、廣大農民仇恨為富不仁的國情。

「

……袁文才、王佐就是對《水滸傳》非常熟悉的，他們在山上實施的許多戰略乃至江湖義氣都來源於《水滸傳》。

……我們很多將軍、士兵都是看了《水滸傳》才想到上山的。

——《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

」

《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

（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是的，小說《水滸傳》又一次負載了歷史的使命，成為紅色革命的教科書。

從梁山到井岡山，從「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到「打土豪，分田地」，這樣的比附，未免簡單、機械和牽強，甚至有點兒粗暴，但也道出了部分的事實。

當疲憊不堪的秋收起義隊伍，來到了在後來幾代人眼裡都是革命聖地的井岡山，來到了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的地盤，依然還帶有濃重的農民氣息和「殺富濟貧」的樸素理想。在長期的打家劫舍中，這兩支綠林隊伍，視生命為草芥，沾染了很強的土匪習氣。他們所作所為，讓當地農民的抱怨越來越多。

換血式的改造是必須的，否則，只是歷史的簡單重複。1927年11月28日，毛澤東主持選舉，產生了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陳士榘作為士兵代表，被選為三個常委之一。毛澤東笑著說：「陳士榘，你做了縣太爺了，你也是個山大王哩。」雖是個玩笑，但很顯然，「山大王」並不是一個負面的辭彙。

《魅力毛澤東》（劉繼興 編著 新華出版社）和《毛澤東與周揚》（盛夏 著 人民出版社）

魯迅先生也曾給毛澤東戴過「山大王」這頂帽子，毛澤東也並不忌諱，並欣欣然笑納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當魯迅輾轉讀到毛澤東《西江月·井岡山》中「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的詩句後哈哈大笑，對馮雪峰說，「頗有山大王的氣概」。1934年1月，馮雪峰迴到江西中央蘇區，將魯迅的評價轉告給毛澤東，毛澤東聽後也是開懷大笑道：「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辦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在《回憶魯迅》（馮雪峰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毛澤東與周揚》（盛夏 著 人民出版社）《魅力毛澤東》（劉繼興 編著　新華出版社）等著作中，都曾記錄這兩位素未謀面，卻惺惺相惜，隔空交往的這一片段。

傅斯年就遠沒有魯迅的好運氣。1945年7月初，六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訪問延安，傅斯年是其中之一。毛、傅作為北大故舊，兩人聊了一夜。談天說地雖然近在咫尺，卻聊出了彼此之間巨大的罅隙。

毛澤東到延安機場迎接來訪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右起第六人為傅斯年。

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坊間各種小說都了如指掌，便武斷的認為，僅從這些材料里研究民眾心理，毛最終不過宋江之流。兩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時候，更是話不投機，傅斯年語含譏諷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在返回重慶之前，他請毛澤東題字留念，毛遂題詩一首，反唇相譏。

毛澤東給傅斯年的手書（傅斯年，字孟真，故毛稱他孟真先生）

詩是唐人章碣的《焚書坑》。毛澤東以詩中的「劉項原來不讀書」自況，同時也自謙沒有傅斯年書讀的多，但言外之意，卻不言自明，譏諷書生無用，書讀得再多，又有屁用！

當年兩人的對談，是在延安的窯洞中，這是另一種版本的「窯洞對」（最著名的「窯洞對」當數毛澤東與黃炎培之間關於「民主」對答）。雖然沒有一年後兵戎相見時那衝天的火光，但在相互的機鋒對壘中，還是深藏著濃濃的火藥味道。

這一切，恐怕都源於道不同。

七

這幾個細節和片斷，皆出自權威出版社出版的幾本書籍。這也從某個側面說明了一點，即中國革命最早的底色，無疑還打著農民起義的烙印。中國革命的精神資源，也摻雜著「小說教」某些樸素的思想糟粕。

特別是在還沒有找到一條明晰的道路之前。那時的井岡山，如果只是梁山道路依樣畫葫蘆的翻版，那麼，這條道路究竟能夠走多遠？井岡山紅色政權飄揚的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疑惑像陰雲般地籠罩在井岡山的上空，也盤旋在意志脆弱者的心頭。

中國正確的道路究竟在哪裡？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些大問題，也讓一些智者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

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

井岡山的道路，畢竟不是梁山的道路。現代的職業革命家，畢竟也不是古代的農民領袖。他們秉持心中的信仰，一次次地探索，終於完成了一次次地艱難地蛻變，也實現了一次次優美地蝶化。

「

我們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也不是劫富濟貧的綠林好漢，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我們要消滅的是人吃人的剝削制度。

——《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

」

就是這樣，井岡山的星星之火，最終點燃了全國革命的熊熊大火。其間，不斷地擺脫《水滸傳》中梁山道路的路徑依賴，衝破「小說教」的思想樊籬。他們從井岡山到延安，再從延安到北京，一路趕來，走出了一條中國道路。一路趕考，也交出了一份份完美的答卷。

參考文獻：

1.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山西出版傳媒集團，2014年10月出版）

2.金汕《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3.馮雪峰《回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

4. 盛夏《毛澤東與周揚》（人民出版社）

5. 劉繼興《魅力毛澤東》（新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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