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己而活的中國人：女兒是親人，女婿是傭人，兒子是路人，媳婦是仇人

新聞 11-14

一個人要真正成為他自己

而不是生下來就欠下無法償還的恩情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騰訊大家（ID：ipress）

作者 | 維舟（

騰訊·大家專欄作家）

「養兒女真是一無意思。」

這是近幾年來我媽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作為獨子，我聽了當然不是滋味，但對她的控訴確實也不易反駁：儘管她承認，我從小就沒給她添過麻煩，但卻也「指望不上」，在爸爸病重之後，每天能來病房探望幾個小時就算很盡孝了，此外還能怎樣？兒女也有工作，總不能辭職侍奉；何況「你也不是醫生，怎麼，來看一眼就能當補藥吃了？」

在鄉下，沒本事的子女守在腳跟前啃老，有本事的遠走高飛，想要老後讓他們在病榻前侍奉，現實中就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她和鄰居、親友們對這個問題談過無數遍，一致的感受都是：「

我們這一代人已經沒法像上一輩那樣指望兒女了，將來夫妻倆哪個先走的還有老伴兒照應，少受點苦，後走的肯定是去養老院，這不是兒女有沒有孝心的問題。

」

電影《重返20歲》，就是從一個不願被送到養老院的母親開頭的

生兒育女沒有「回報」也罷了，更讓他們感到失落的是：

兒女的生活他們已經無法介入了。

有一次在來上海的路上，母親和鄰座的中年婦女聊了一路，說起彼此的狀況，那個婦女是到上海幫女兒帶孩子，同一個屋檐下相處得久了，對女婿的有些生活習慣不免有點看不慣，私底下和女兒一說，不料女兒直接就說得她噎住了：「兩代人不同，你看不慣很正常，但要你看得慣幹嘛？我看得慣就行了。這事你就別管了。」

我媽事後跟我感慨：「這些年我聽過無數人家的事，跟這真是一模一樣！你只是因為體己才和兒女說說，結果呢，他們都把自己的老公老婆護好了，根本沒得你插嘴。」這和他們那一輩全然不同，那會兒在婆媳爭執中，我爸基本都向著我奶奶，甚至在我奶奶沒道理時仍然對我媽說：「就算是平輩，你也得叫她一聲姐姐。」

對中國人的父母們來說，這可說是「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養兒防老」不再可行，生兒育女成了「純屬自願」但沒有回報的事；不僅如此，兩代人之間的權利邊界也比以前清晰了，父母難以再干預子女生活，而只能轉而「自己管好自己」。

這一社會變遷的意義確實再怎麼都不會高估，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中國長久以來的傳統社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個人正從中分化出來獲得自己的權利與自由。

被解放的兩代人

至遲從西漢儒家社會秩序確立起，「孝」一直是中國社會倫理關係的核心。因為在儒家看來，每個人的本源是祖先，而「孝」作為一種情感和倫理連繫著個人與祖先——我們的身體本身就是從祖先那兒「繼承」來的，同時又通過祭祀的精神媒介、侍奉的日常實踐來傳達後人的敬意。這是一種縱向的代際延續、支配，極為注重血脈的傳承（故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其次則是原封不動地遵行祖先和父母的意志。

在儒家看來，社會秩序只有在這樣基本的紐帶上確保穩定，才能撥亂反正，扭轉先秦時代那樣禮崩樂壞的局面。因此，

「孝」不僅是代際之間的相處原則，還是整個社會的秩序原理：上對下的支配不容置疑，社會上所有人都有明確的序位，形成尊卑分明、等級森嚴的結構。

這種狀況，隨著百餘年前新文化運動的沖刷，終於漸趨瓦解。尤為重要的是：在傳統社會，總有一些老人比所有孩子都懂得多，但現代社會卻相反，老人的經驗迅速貶值，而新知識日新月異層出不窮，往往倒是年輕人更好地掌握了這些新事物。

《我愛我家》式的家族關係也已是過去時

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在《代溝》一書中，將之稱為「前象徵」（Prefigurative）的文化類型：

年長者不得不向孩子學習他們未曾有的經驗，這使年輕人擁有了新的權威

；她在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化已經瓦解了老年人的權威和代際之間的聯繫紐帶，使每個人成為平等的原子化個體，關注的都只有「我」自己，因此，

「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是沒有『子孫』的，正如我們的子女沒有『祖先』一樣」

[1]。

在近四十年來的中國，除了現代化進程本身之外，另一門轟擊父權制堡壘的重炮是計劃生育。

孩子在中國的家庭里的地位從未如此高過，以至於有人開玩笑說現在所說的「孝子」是指「孝順孩子」。

數億中國人湧入城市乃至遠赴海外的情形，又打破了原先那種世代同堂的局面，這是早在民國時夏丏尊就已預見到的困境：

「

中國從前的一切習慣制度都是農業社會的產物，我們生活在近代工商社會的人，要如法奉行是很困難的。大家以農為業，父母子女兄弟天天在一處過活，父母可以晨昏定省，可以湯藥親嘗，對兄弟可以出人必同行，對長者可以有事服其勞，掃墓不必花川資、向公司告假。如果是士大夫，那麼有一定的年俸，父母死了還可以三年不做事，一心住在家裡讀禮守制，可是我們已經不能一一照做。一方面這種農業社會的習慣制度，還遺存著勢力，如果不照做，別人可以責備，自己有時也覺得過不去。矛盾、苦痛，就從此發生了。」

[2]

由此而來的問題，不僅是老人的空巢化或「子欲養而親不待」、老年人的失落、傳統道德的難以踐行，還在於整個社會結構無法跟上急驟的變遷。

在原先的農業社會裡，「家庭」而非「個人」才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所有的生產、生活、撫養都是在「家庭」這個基本組織內完成的；而當個人逐漸從家庭中獨立分化出來之後，按說國家或社會應當承擔起養老等職能，然而這不僅成本高昂，而且各國都普遍做得不太好。

在新加坡，法院一般都支持老人對子女贍養的訴訟，父母勝訴的概率高達八成；但2007年金融危機後，此類案件暴增，許多家庭無力承擔年老親人的養老院費用，這就讓人陷入兩難：

不嚴格無法解決老人的問題，但更嚴苛的執法只會讓成年子女陷入困境。

當下中國所通行的一種經過調適的代際關係：儘管60歲以上老人中超過半數未與子女同住，但父母經常幫子女做家務、帶孩子。

我一個朋友娶了日本妻子，妻子在家頗為賢惠，也不會只向著自己家裡；住得不遠的公婆經常過來幫忙（日本的老人幾乎從不幫忙帶孫輩），於是他們彼此都很滿意，皆大歡喜。

也正因中國老人無償承擔了部分家務和帶孫兒的任務，才使得中國的年輕一代能更沒有後顧之憂地投入工作，其結果，中國工作年齡人口的就業率是全亞洲各國中最高的。

不過，如果說這樣「家庭成員內部的合作」很有效地幫助了年輕人，那麼在對老人的照顧上卻做得並不好，2009年據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的調查：

全國農村老人的自殺率，將近世界平均值的五倍。

應該說，現代化的浪潮解放了兩代人，讓父母和子女都從家庭中獲得了行動的自由；但問題是，年輕人能自如地利用這種自由，而老人卻難以習慣——他們是「被解放」的，很多人長久以來為父母、為子女付出，到老了也不知道怎樣去利用忽然到手的自由，去過自己的日子，那給他們的感覺有時反倒是害怕：他們既不被需要，也「沒人管」了。

不必嘲笑他們，因為這確實很艱難：即便是在五四那一代新青年，進城後的學生們在逐漸遠離傳統的生活世界之後，都仍然不時因新舊並行而處於矛盾痛苦之中，瞿秋白曾說這是「大家庭崩壞而小家庭的社會基礎還沒有」，那現在的中國老人也可以說是「

小家庭崩壞而個人生活的社會基礎還沒有

」，何況他們本來就更難適應新變化。

這並不都是壞事。傳統要在現代社會存續，就必須進行調適，增加新的內涵，這可能正是一個構築新型代際關係的契機，正如社會學者姜楠所說的：

「在現代社會，『孝』的本質含義正在慢慢從『順』轉化為『愛』，由單向的『服從』到雙向的『支持』。」

這對兩代人來說，都是真正的解放：那種基於等級服從的「孝」正在逐漸轉化為親子之間相互的「愛」。

不僅如此，這還變成了一種新的代際傳遞：每一代都得到父母對自己的愛，再轉而去愛自己的子女。這個時代的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大多數人都很自然地「

愛孩子勝過愛父母

」。

這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改變。

因為在原本的儒家倫理中，「孝」的遵行依靠的是強加的義務（人不能選擇父母，父母生你就是必須回報的最大恩情），而非自願的選擇，這注重維繫的是社會秩序的穩定性：不管父母怎樣，孝都是子女不可逃避的絕對義務——這和「忠」是同構的，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哪怕皇帝不對，但你還是必須盡忠。由於是無條件、不對等的，所以子女的個人意志幾乎被無視：不管怎樣你都得盡孝。

但「愛」就大為不同了：它是自願、自發、雙向的交流

——沒有人能強迫你愛他。如今人們習慣了說「只有父母對子女的愛才是無條件的」，但傳統上其實是「只有子女對父母的孝是無條件的」，而父母對子女的愛卻是有條件的：你得是個好孩子，才值得被父母愛。

新的觀念本身就使人擺脫了原先那樣沉重的義務，因為這不再是單方面的了，如今子女對父母的愛，是對父母的付出與愛的對等回饋，但大多數人並不覺得哪怕父母無情，子女也要無條件盡孝。

不僅如此，如果「孝」轉而強調兩代人之間的親情互動，那麼女兒就更有可能受到父母偏愛——這正是在我們鄉下已經普遍出現的情形，很多老人都覺得「女兒更貼心」，比兒子更願意抽出時間來探望父母。

在這一點上，上海人大概走在全國前列，一貫就喜歡女兒更多，1997年的滬語電視劇《奪子戰爭》中有一段經典台詞：「女兒是親人，女婿是傭人，兒子是路人，媳婦是仇人。」其結果，「人們對女孩的新看法是，女兒比兒子更願意提供給父母金錢與情感支持。這個觀點使東亞城市家庭居民相信，女兒比兒子更懂得照顧年老的父母。」[3]

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生活變遷，很可能將推動中國社會發生更深刻的變化。

瓦解的紐帶

對「孝」的重新定義意味著中國傳統社會最根深蒂固的倫理原則也發生了動搖，但這還不是全部，而可說是更大範圍結構性變化的徵兆之一。因為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正是中國傳統禮法的根本，那種靜態、超穩定的社會原本就是「靠

一個社會階層對另一個社會階層的一成不變的順從來維持的

」，而子女對父母的孝順就是其縮影，漢學家卜德（Derk Bodde）在七十年前就指出，中國這樣強調相忍為安、一團和氣的氛圍不利於個人充分實現自我，像洛克、盧梭「這種有個性的人在這樣的社會裡是不可能產生的」。

如今，不僅父母和子女的權利邊界正得到前所未有的釐清，更重要的是，年輕一輩已經普遍自覺地成為捍衛自身權利的獨立個體，而從一個逐漸瓦解的家族網路中掙脫出來——借用當年《鄭超麟回憶錄》中的話說，

「

潛伏的個人意識已經覺醒，從此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能支配自己的命運，而再不是父師及其他長輩給我安排的家族鏈條中一個環節了。

」

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人才獲得了張揚個性的獨立空間。

社會學家查爾斯·泰勒在《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一書中發現，傳統社會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毫不例外都會出現他稱之為「大脫嵌」（great disembedding）的社會革命：個人從以往神意宇宙世界（在中國則是「家國天下」）的框架中遊離出來，獲得了獨立自主。在中國，這一進程公認出現在19世紀末，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出現了打破舊家族束縛、「衝決網羅」（譚嗣同語）的激進革命。不過，那一代新青年中的很多人在擺脫家族之後卻彷徨痛苦而墮入虛無主義，最終中國社會經歷了一次「再組織化」的過程[4]，個人重新被納入「單位」體系。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隨著社會眼花繚亂的人口流動，中國社會的個人主義才得以復興。

在我的個人記憶中，1980年代的鄉下仍然是一個相當講究親情的社會，親屬之間的相互幫助是一個普遍的義務，也是強化親人之間凝聚力的日常實踐[5]——互惠原則的深入甚至可以達到這樣一種程度，

「

一個人僱人去干那些傳統上是無償幫忙的活兒是很尷尬的，因為那是在向世人表明，他在村裡沒有面子，他的關係幾近於零

」

[6]。

但近些年來越來越普遍的一個現象是：很多人寧可僱人來做，免得親友辦事有時礙於顏面還不好說。這種變化之深入遠達邊疆，在西藏一些村莊，運輸業中互助的網路已經被以親戚關係為主的戶際和人際關係網路取代[7]；而在內蒙古，土地承包責任制落實之後，農村社區的功能均嚴重弱化，村民之間聯繫鬆散，「互助關係幾乎不再存在，每一個農戶都成為獨立的單元」，而且這一過程在牧區也同樣在發生，跨家庭合作的游牧單位幾乎不復存在[8]。以往那種收割糧食的互助小組，在人們拋棄土地或轉而生產經濟作物之後，變得毫無意義[9]。

如果這些說起來似乎顯得抽象，那麼有一點大概每個人都會有共鳴：

這些年來，逢年過節「年味」和「人情味」都淡了。個人從以往那種穩定小群體中密切互動的網路中掙脫出來的結果，勢必就是人情淡薄、互助稀少，更個人主義的年輕一輩甚至普遍厭煩走親戚。

以往社會中，誰都有遇到難事的時候，彼此互助不失為一種可靠的應急救援機制，但如今，在我老家崇明鄉下，婚喪喜事均可以「一條龍」外包，甚至不再需要親友協助操辦。與此同時，隨著社會加速流動，群體成員的穩定、群體內部高頻率的相互作用都成了往事，原先那種「關係」也逐漸失效。我父母的一些同事、遠親，退休後極少往來，有些人子女結婚生子又會發請柬，當然少不了送一份禮金，也就此時才有機會一聚，但這種程度的人情往來已經無法維繫密切互動，當有事時彼此是托不上這層「關係」的，因而基本上喪失了原本那種實用主義的價值。

這些年來，很多人都感慨人情淡漠，甚或把那種將婚喪喜事外包的做法視為「有錢就行」的功利表現，但這樣的說法都沒有意識到這些「壞事」也可能是「好事」：只有這樣，個體才能真正體會到自我解放的意味。傳統那種親人之間溫情的互惠互助也意味著一種無法掙脫的人情債務——菲律賓他加祿語中形象地稱之為「靈魂的債」，意指親人之間終生的義務不論你遷移多遠都無法擺脫[10]。

在《教父》中，教父柯里昂在答應辦事之後，要的並不是金錢回報，而是要你欠下一個人情，這樣下次教父有難時，你就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了。這種傳統社會積累下來會造成極其複雜的人情債務網路，中國人歷來既痛恨又離不開的「關係」，正是這樣一種網路。這不僅時常帶來公私不分的腐敗，而且掩蓋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11]，更重要的是：

「有求於人」就意味著你無法真正獨立於他人。

《教父》中的婚禮情節，也是對傳統家族格局的全面展示

對個人來說，現代社會的好處在於：

很多服務你可以花錢買到，彼此可以不欠人情。

農村社會的人情之複雜、宗族內部鬥爭之瑣碎與殘酷，往往被掩蓋在彼此忍讓、一團和氣的面紗之下，只是因為抬頭不見低頭見、誰也不能保證什麼時候有求於人，因而不得不屈己從人。

但如今，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逐步完善，以及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在鄉下常聽到妻子在與丈夫爭吵時說的一句話是：「我又不靠你！」這意味著，個人的權利感和自尊是隨著保障而變得「有恃無恐」的。既然不欠人情也不再有求於人，那又何必對別人委曲求全呢？

在這一點上，不得不說，作為中國近代唯一真正大城市的上海，市民意識要現代化得多。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中曾講到一個故事：一個上海姑娘到北京工作，鄰居大媽常給她幫點忙，而她也都及時回禮，到後來大媽不高興了：「我是看你孤身一身可憐，你倒和我分得很清！」但在上海人的意識里，輕易絕對不要受人恩惠，人際之間最好兩不相欠，以免糾纏不清。

不可否認，當人們從原先宗法化的熟人網路中掙脫出來時，也會帶來很多問題。這不僅是讓人感到「人情冷漠」而已，還常常伴隨著「世風日下」的感慨——這確實也是真實的，因為原先親友之間的網路本身就對每個人的行為有潛在約束力。近代下南洋的閩粵華僑，如果最終還希望榮歸故里，想要繼承家業、或讓孩子和家鄉有聲望的人家聯姻，那做壞事之前就不得不考慮再三。儘管他們對外人可能毫無顧忌地下手，但顧忌到自己在老家的名聲，至少「兔子不吃窩邊草」。然而當這些紐帶逐漸瓦解之後，其約束力也就無形中弱化了；不僅由此，由於原先這種熟人之間存在的天然信任，往往還很少簽署正式的契約，其結果是一起做工的同鄉之間欠薪欠債的事層出不窮。

前些年傳銷、保險推銷中出現的「殺熟」也是如此，都證明原先默契的信用已經抵擋不住實際利益的侵蝕，而這些讓人心寒的事又反過來進一步推動了原有社會關係的瓦解。

儘管這些乍看起來是「人心不古」，但要重新回到老路上去是不可能了。如今的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流動性的現代社會，原先那種內在緊密的家族組織顯然已經與這一社會結構格格不入，也只有讓個體從親屬網路、世代鏈條上脫嵌出來，才能讓每個人平等地充分享有屬於自己的權利與自由，完全發揮其自身的潛力。有一點顯然已確定無疑：如今的新一代正如此前在香港早已出現的那樣，注重的是個人成就，而不再是傳統的集體或家族成就[12]。在這樣的世界上，一個人或許會感到孤獨，但正如聖維克多的休格所說的，「只有把整個世界作為異鄉的，才是完美的人。」自由本身意味著擺脫那種義務性質的彼此依賴和人身支配。

在一定程度上，「人情冷漠」或許難免，但這樣一個不那麼「講情面」的陌生人社會也有助於消除原先過分講「關係」帶來的弊端，並促使人們更多運用契約來規範彼此之間的行為。也只有在尊重彼此權利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擺脫以往那種沉重的義務和人情債務，自願、非功利地建構起新的人際關係。

親友互動、生兒育女是不能期望像以前那樣有回報了，但也正因此，一個人才能真正成為他自己，而不是生下來就欠下無法償還的恩情。

如果我們的父母是

最後一代傳統的父母，

那麼但願現在的年輕一輩是

第一代真正為他們自己活著的中國人。

【注】

[1]瑪格麗特·米德《代溝》，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p.77

[2]轉引自瞿駿《天下將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p.95

[3]Ted C. Fishman《當世界又老又窮：全球老齡化大衝擊》，黃煜文譯，三聯書店2018年4月第一版，p.324

[4]參見許紀霖著《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第一版

[5]「家族經濟互助是增強家族組合力的兩個先決條件之一（另一為一本觀念指導下組建的祠堂），而且是必須首先著力從事的。」見馮爾康《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p.154

[6]閻雲翔《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路》，李放春、劉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p.86

[7]陳波《生活在香巴拉：對西藏五十年間一個文明化村落的實地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p.239

[8]王曉毅《環境壓力下的草原社區：內蒙古六個嘎查村的調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寫在前面」p.7

[9]Joel Migdal《強社會與弱國家：第三世界的國家社會關係及國家能力》，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p.89

[10]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12月第一版，p.191

[11][愛爾蘭]瑞蘭·墨菲《農民工改變中國農村》：「現代中心和傳統邊緣的具體化也導致了對原住地和目的地資源與價值的理想化。因此，在將互助視為傳統社會的一個特徵的同時，農村居民之間的衝突以及城市居民之間的友好合作都被忽視了。」黃濤、王靜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p.18

[12]李沛良《中國文化的宿命主義與能動取向》，載《中國人的觀念與行為：第四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喬健、潘乃谷等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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