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皇太子、首相、將軍：近代日本為何盛產刺客
作者：潘前芝
1890年代，日本先後發生了兩起驚動國際社會的外交事件：一件是俄國皇太子尼古拉遇刺，另一件是中國談判代表李鴻章遇刺。
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來訪外國政要頻繁被刺殺，都是很丟臉且很不正常的事，不過，把這兩起事件放到近代日本歷史大背景中看，又顯得很正常。
李鴻章
日本人不光是對外人狠，殺起自己人來，也毫不手軟。在日本近代，首相級別的人物，就有4人被刺身亡，其他政府部級以上高官則是不計其數，似乎近代日本社會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舉槍射擊。
為何看起來彬彬有禮的日本人為何殺氣這麼重？
亂世之中，暗殺盛行
1853年，美國人佩里率艦隊「造訪」日本，日本閉關鎖國的局面被打破。日本被迫與美、英、法等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日本社會從此陷入藩國與幕府、日本人與外國人之間內外交織的矛盾與動蕩之中。
率艦隊造訪日本的馬休·佩里
首先，以薩摩、長州、土佐等藩國看到了幕府的衰落，以「尊王攘夷」為口號，開啟倒幕運動。
充當倒幕運動的主力是那些失落的武士。這些下級武士原本依附於幕府，幕府衰落後他們不僅生活受到影響，也失去組織依靠。部分藩國首領在幕後策劃，出錢慫恿武士暗殺幕府大佬，削弱幕府勢力。
1860年3月，幕府大佬井伊直弼，在櫻田門被關鐵之介等18名武士割了腦袋。這場刺殺行動也拉開了武裝倒幕的序幕。幕府自然不甘拱手讓權，他們也組織部分武士反擊。
雙方你來我往，後來閃耀日本政壇的大久保利通、坂本龍馬、伊藤博文、西鄉隆盛等人都參與其中。不過，殺人者終被人殺，大久保利通、坂本龍馬等在明治時期叱吒風雲，成為重臣。但其推行的改革措施，固然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進程，總歸觸犯了部分階層的利益，最終難逃被刺殺命運。
德川幕府末期的武士
在這樣你來我往的刺殺行動中，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躺著中槍。部分失落的武士把生活的不如意遷怒於這幫外來者。
俄國兩名海軍官兵在橫濱被大卸八塊，荷蘭船長鮑斯被刺身亡，美國駐日使館工作人員修斯凱被刺重傷不治，4名英國人因為碰到薩摩藩領導的車駕沒有避讓當場被殺。與這些人相比，尼古拉和李鴻章算是幸運的了。
1936年2月26日，一場由千餘名「皇道派」官兵實施的兵變把近代暗殺活動推向頂峰。
二二六事件
半天時間裡，以香田清真大尉為代表的一批少壯官兵，就殺掉了包括前首相齋藤實海軍大將、前首相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等多名政府高官。這次兵變的結果，就是軍部掌控內閣，日本徹底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刺殺何以頻頻發生
表面上看，日本政壇上的殺來殺去，是因為政見不和而造成。比如，1921年11月被刺的平民首相原敬就是因為主張廢除參謀本部、力圖維持日中友好關係而為右翼勢力所不容。
平民首相原敬
1930年代初的另兩名首相濱口、犬養毅以及部分部門大臣，僅僅因為削減了軍方的一部分預算，也成為槍下冤魂。
實質上，很大程度上，這種刺殺可能是裕仁天皇所默許的。裕仁比他的父親嘉仁更有野心，在對外擴張、征服世界這一點上，他與軍部想到了一塊。但日本政府內部在這個問題上卻存在不同看法，一些文官對此持保守態度，從而成為日本實行擴張戰略的絆腳石。
除去這些人的最好辦法，就是刺殺。日本近代以來頻繁的刺殺事件，又給這種行動提供了最好的掩護。這就不難解釋，刺殺原敬、濱口和犬養毅的兇手最後都活了下來。
裕仁天皇
刺殺濱口的佐鄉屋留雄雖然被判死刑，但在行刑前，卻意外地被天皇裕仁特赦釋放了，之後以英雄的身份繼續在日本民間活動。
除了政治原因，日本的武士道文化也是造成暗殺活動眾多的原因之一。武士道文化具有道德與惡的雙重性，即信佛而嗜殺，禮貌而有野蠻。其形成本身，寄託著底層民眾對於改變社會不公的希望。
對於武士來說，要實現寄託，只能訴諸武力。這一點，在日本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事實上，幾乎所有參加刺殺的武士或軍人，都是出身底層。當他們碰到他們所認為的不公平的問題時，便用武力來解決。
日本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在談到這種暗殺現象時就認為「至少在社會制裁力量萬一變弱的時代，是否可以說，暗殺對於懲戒罪惡和防止禍害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呢？」
從歷次暗殺事件來看，幾乎所有刺客都號稱是為了國家、為了天皇。「二?二六」兵變軍人打出的旗號就是「清君側」、「對國家進行徹底改造」。
日本民眾無疑在助長這種刺殺風氣方面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犬養毅被刺後，日本民眾對首相的死毫不關注，更多是對兇手表示同情。審判現場，當一位被告宣稱他們這麼做只是為了喚醒祖國而敲起警鐘時，旁聽席全體鼓掌。
被刺殺的日本首相犬養毅
庭外，還有十多萬人簽署血書為這幾名兇手請求寬恕。新瀉縣的九位青年甚至要求替兇手服刑。之所以出現如此怪異的現象，是因為在日本文化中，一個人被刺殺，正說明被殺者缺才少德；為了崇高目的而殺人的兇手是為了保護平民、反對暴虐。這或許也能部分解釋為何近代日本社會刺殺事件那麼多。
刺客為何能屢屢得手
從明治維新前後到「二?二六」兵變的數十起暗殺事件看，刺殺成功率接近百分百，即使沒有殺死、至少是致殘對方。刺客們屢屢得手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行刺者基本都是是武士或軍人，受過專業訓練，出手穩准狠，很少出現一般人在殺人時的膽怯、下不去手等問題。
陸軍中佐相澤三郎，因為他們崇拜的真崎甚三郎大將被撤去教育總監而決定刺殺真崎的對手陸軍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永田行伍出身，非等閑之輩。相澤的第一劍被永田輕鬆躲過，第二劍才刺中。
永田鐵山
早期的刺殺更是硬碰硬，刺殺井伊直弼的繼任者時安藤信行時，刺客只有6人，而安藤的衛隊則有50多人，總是如此，仍有刺客殺到安藤的轎子旁刺傷安藤，戰鬥力之強悍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被刺者在某種程度上也「配合」了刺客。在日本，臨陣脫逃是不光彩的行為。安藤信行被刺後受傷逃走，這一再正常不過的行為被人所恥笑，他被迫引咎辭職。所以首相犬養毅、天皇侍從室侍從長鈴木在面對上門的刺客時，本有機會躲藏或逃走，但鈴木認為那樣是丟臉的。
對於刺客來說，他們的刺殺行動當然是充滿正義性的，他們認為刺殺對象的死亡也只是在為國家的改革犧牲。對於被刺者，可能在心理上也已經做好了隨時「殺身成仁」的準備，否則很難解釋為何在有機會逃跑的時候沒有逃跑。
刺殺無關正義，但影響了中國革命
儘管在很多日本老百姓心目中，刺客被看做反抗腐敗政客的鬥士，但幾乎所有刺殺都只是日本政府內部派系之間的爭鬥而已。所謂的「鬥士」，不過是軍部為了自身利益，在對外宣傳時所做的一種包裝。
以局外人的觀點看，不少被刺殺者的施政綱領會引領日本朝著一個正常社會前進。但這些政策被軍部人視作軟弱，或者說，與裕仁天皇的抱負不在一個頻道上。
這種刺殺模式被清末民初留日的中國學生所效仿，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中的刺殺現象特別多，徐錫麟之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汪精衛之刺殺攝政王載灃、蔣翊武刺殺湖光總督瑞徵等，都可以看到日本的影響。
蔣翊武
另一個對中國的影響在於，這些刺殺行動，促進了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加快了日本侵華的進程，相應地加快了中國抗戰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