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御醫們的醫術，通常都不高明

文史 11-14

文 | 楊津濤

自有皇（王）權，即有御醫。

按常理，御醫代表的是國家最高醫療水準。但實際情況是，因為制度原因，御醫們的醫術，通常都不高明。

比如，伴君如伴虎，「獨到見解」常常等同於自招禍端。

據《明史》記載：明仁宗朱高熾做太子時，其妃張氏「經期不至者十月」，御醫會診，一致認為張氏有孕，向太子道賀。唯有一位名為盛寅的御醫，認為張氏其實無孕，而是有病，並開了一副可能導致墮胎的「禁藥」。張氏病情加重，無奈之下要求一試盛寅的藥方。朱高熾遂一面命人將盛寅關押，一面令張氏服藥；若張氏有發生危險，即將盛寅處以「磔死」酷刑。萬幸張氏服藥後痊癒，盛寅也保住了一條小命。

並不是每個御醫都有盛寅這種好運。同治皇帝死後，太醫院院判李德立等，均被「革職戴罪當差」。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死後，太醫院院使張仲元、御醫全順等，也全被革職。

歷史上甚至還發生過御醫因擔驚受怕而自喪性命者。

嘉靖年間「壬寅宮變」，明世宗差點被宮女楊金英等人勒死。太醫院院使許紳奉命急救，將皇帝從鬼門關拉了回來。明世宗前腳封賞許紳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後腳許紳就病重將死。許在遺言里說：「吾不起矣。曩者宮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意思是：我活不了啦。之前急救皇帝時，自知若救不回來肯定難逃一死，故深罹「驚悸」，已病入膏荒。稍後，許紳就病故了。

客觀醫療環境如此，為趨利避害、規避來自皇權的壓力，「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樂衷於開無風險的補藥，而非治病之葯；樂衷於用「慢治」卸責，而諱言藥到病除）、「從眾診斷」——隨大流，寄望於法不責眾，忌諱發表獨立見解……等，就成了御醫們主修的職業技術。

圖：影視劇里的太醫形象

再如，宮中醫療章程，對御醫而言是「既不任功，也不任過」。

清代民間醫生杜鍾駿，受人舉薦，入宮給光緒帝看病，曾很不解地問內務府大臣：「六日輪流一診，各抒己見，前後不相聞問，如何能愈病？」——當時，共有6名醫生，輪流給光緒帝看病，分別診斷、分別開藥，醫生們之間不許互通訊息。

這種規矩，很明顯是針對御醫「從眾診斷」這一自保之道而設。

針對杜鍾駿的疑惑，內務府大臣的回答是：「內廷章程向來如此，予不敢言」。杜憂心將來皇帝的病治不好，自己可能要負連帶責任，又找到工部尚書陸潤庠發牢騷：

「我輩來此滿擬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來徒勞無益，希望全無，不求有功，先求無過。似此醫治必不見功，將來誰執其咎，請公便中一言。」

陸潤庠的回答是：「君不必多慮，內廷之事向來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過，不便進言。」杜鍾駿於是默然而退。

此外，因傳統醫學「千人千方」缺乏規範，用藥決策權最終往往只能歸於「聖裁」。

晚清名醫馬文植，受詔入宮給慈禧診脈後，開下藥方，先「呈內大臣、諸侍醫看過」，再「進呈皇太后御覽」。稍後，李蓮英傳旨，太后認為「馬文植所擬方葯甚佳」，「著大臣議奏應服何方」——要大臣們商議，究竟該用太醫院之前的藥方呢，還是用馬文植的新藥方。

大臣們回奏：「臣等不明醫藥，未敢擅定，恭請聖裁」。慈禧隨後頒布聖裁：「仍用太醫院方，明日同議，著馬文植主稿」——用太醫院的藥方，卻讓馬文植主稿，這「聖裁」，可謂和得一手好稀泥。

御醫無權決定最終的用藥，藥方的審核權在大臣和「聖裁」，尚不是違背醫療規律之最極端者。最讓御醫們手足無措的，是「聖裁」常常親自下手更改藥方。

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都曾按照自己經驗，命令更換藥方中的若干藥材。薛寶田等給慈禧太后議定藥方，呈御覽後，慈禧要求將藥方中的「續斷」改為「當歸」。光緒帝改動藥方更為頻繁，曾在御醫開的藥方中，擅自加上「乳香、紫花地丁、白芷」三味葯。光緒不喜歡「杜仲、菟絲子」，「凡醫生有用此二葯者，必圈去不用。」久病不愈令光緒帝對御醫極為不滿，故時常下旨，對御醫進行業務指導。他曾指示御醫，「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參、菊花、桑葉等清涼養陰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熱時常上溢」。

圖：子虛烏有的「懸絲診脈」

作為傳統醫學的佼佼者，御醫的醫療水平究竟如何，有很多案例可供參考。

比如，劉聲芳在康熙、雍正兩朝當了30年御醫。有人研究了他留下的醫案，發現經治療後病情好轉的僅7例，效果不明或惡化的案例佔了多數。一名正黃旗二等侍衛和一名宮女，在經劉聲芳治療後死亡，劉因此受到了罰俸等處置。劉聲芳後來被廢黜，是因為被雍正認為「不用心調治，推諉輕忽，居心巧詐」，沒能治好皇帝的病——當時，雍正長期服用丹藥，引起失眠、記憶衰退、神經質、食欲不振等癥狀，相當嚴重。平心而論，這種重金屬中毒，也本非傳統醫學所能診斷和救治。

鑒於傳統醫學的局限，現代醫學自西方傳入後，清廷也開始對太醫院進行改革，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

1906年，太醫院初步制定計劃，設立學堂，招收新生，讓他們先學「中西參用之醫學」，再派到國外深造。1908年，發生光緒帝驅逐御醫事件，因認識到「中國醫理相延古法，並非專門科學」，太醫院加快了選派留學生的腳步。按太醫院的計劃，留學生回國後，「本院醫務逐加改定，分設中西二科，以冀克收完全效果」。可惜的是，計劃尚未落實，清朝就滅亡了。

1924年，溥儀被驅逐出宮，中國最後一批御醫們回歸民間，成為普通郎中。此後，這些前御醫們及其弟子，鮮少再有給大人物看病的機會。現代醫學（亦即通常所謂的「西醫」），取代了以「古法醫理」為學術依據的御醫，成為高層政治人物的醫療首選。（筆者註：中醫、西醫乃是一種民族主義語境下的名稱，就學術層面而言，當作「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下文凡涉「西醫」者，均系指現代醫學）

近代政治人物中，孫中山學現代醫學出身，曾開設診所，一生所用皆是現代醫學。蔣介石尊重中國傳統文化，但在醫學上也更相信現代醫學。西安事變中，蔣脊椎受傷，戴笠推薦了杭州的一名中醫，稱「醫傷科，中醫有時實勝於西醫」，但蔣並未採信。他更相信南京鼓樓醫院「西醫」鄭祖穆的意見，「照例醫治脊椎病者，須仰卧或仆卧於石膏模型中數月之久」。

蔣身邊醫官，也都是學習現代醫學出身。如吳麟孫曾在德國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熊丸先後就讀於同濟大學醫學院、華西醫學院。其中，熊丸從1942年起，除了兩次出國外，此後數十年都一直在蔣介石身邊為他治病。蔣信任這些學習現代醫學出身的醫官，「與醫生配合度很高」。

毛澤東去世時，其醫療組全體醫生在護理記錄上簽字，簽名者有胡旭東、陶壽淇、方圻、吳潔、姜泗長、高日新、翟樹職、李志綏、陶桓樂、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壽、徐德隆、李春福。這些醫生也都是學習現代醫學出身。比如王新德畢業於上海醫學院，是神經病學專家；陶壽淇曾留學美國，是心血管內科學家；陶恆樂是心內科學家；方圻先後就讀於協和醫學院等學校，是心血管病專家；姜泗長畢業於北平大學醫學院，是耳鼻喉科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