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致敬還是剽竊？在時尚圈，這個界限僅有一步之遙

時尚 11-14

時裝設計師引用異國文化作為創作靈感早已不再是什麼新鮮的手段。然而，一種「文化」和其背後的歷史，是否可以被如此信手拈來地作為衣櫥里的一劑調味品？從消費者到整個產業鏈，我們又該如何正確地向他國文化靈感致敬呢？

本文作者：Pooky Lee

時尚研究工作室ExhibitingFashion.org創始人

任命Alessandro Michele為藝術總監的Gucci，其博採全球歷史文明的新創作手法雖然使得銷量和聲名都水漲船高，卻也惹來了不少麻煩。早前，2018年早春系列就被人指出是直接挪用黑人設計師Dapper Dan早年的一款設計（儘管Dan原本就是在盜用奢侈品的logo文化進行創作）。許多人批評其為「奢侈品巨頭隨意挪用地位處在下游設計師的辛苦作業「，更有人發難他曲解了原創作誕生文化語境的本意——即有色人種曾在高級時裝界備受歧視和冷落的處境。

美國運動員Diane Dixon於1989年身穿黑人設計師Dapper Dan盜用品牌Logo為其設計的夾克（Credit：World Press）

Gucci 2018年早春系列中被指抄襲黑人設計師Dapper Dan的造型

類似的批評後來又一出現在Gucci的2018年秋冬系列上。在這個以Donna Haraway於1984年創作的短文「ACyborg Manifesto」為靈感的系列中，幾位模特被戴上了頭巾，而這點被明眼觀眾指出，是直接挪用了印度錫克族人的傳統裝扮。為了追求視覺效果而忽視傳統服飾背後宗教內涵的舉動，自然也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軒然大波；而模特選角方面均採用白人做此打扮，也讓品牌對種族和文化多樣性的不敏感一展無遺。

印度錫克教男性常以頭巾裹住頭髮的形象示人

Gucci 2018年秋冬系列，模特頭戴的藍色頭巾挪用了印度錫克教的傳統裝扮

發生在Gucci身上的，以及其餘當下常被人們提及的案例，都可以被歸屬為「文化挪用」現象。維多利亞的秘密時裝秀上，美國白人模特Karlie Kloss穿著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造型賣弄性感（多數人都熟悉印第安原住民悲慘的歷史）；同樣是Kloss，在另一組雜誌拍攝中，則扮成日本藝妓的模樣，被人質疑為什麼不能把這個機會留給亞裔模特；Dior的2018年度假系列，也被人發現是竊取了印度某個設計工作室創作的圖案——後者的初衷是為當地手工業者提供創業機會，以及保存本土文化。

2012年維多利亞的秘密大秀，美國超模Karlie Kloss以一身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造型賣弄性感

Christian Dior 2018年早春度假系列，紅色裙裝上的印花被指竊取了印度某個設計工作室創作的圖案

當我們談及文化挪用時，「挪用」的部分對應的是英文中的「appropriation」一詞，意味未經他人允許的擅自移用。若單純從字面上如此理解，那麼近乎整個時裝界的創造運作都是基於這個原理之上的。這一點只需要參考一下設計師和品牌每個系列的靈感板（moodboard）便可理解：各種背景、年代的圖像被置於一個時空維度下羅列一起，而設計師們就如同DJ一般，將這些既有的材料重新剪輯、拼貼和組合，構成新的視覺語言。

借用維多利亞大學James O. Young教授在《文化挪用與藝術》（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the Arts）一書中提出的理論，時尚界發生的文化挪用可以被歸納總結出五種形式。

「物體挪用Object appropriation」指單純物件被直接從原本孕育其的文化中脫離出來，放置在不相關的新文化環境中。這就好比時裝編輯DianaVreeland當年作為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服裝學院顧問時，就常利用雜誌拍攝時造型隨意混搭的手法，把龍袍、宮廷裝這樣有著固定服制的古董衣混合搭配；再比如，J.W.Anderson 2017年秋冬系列中，甚至出現了設計師將自己淘來的中國清朝一字襟坎肩和現代時裝隨意搭配，卻不標註清楚造成誤導觀眾的現象。

JW Anderson 2017秋冬系列中設計師將自己淘來的中國清朝一字襟坎肩和現代時裝隨意搭配

「內容挪用Contentappropriation」和「造型挪用styleappropriation」要更抽象一點，以為對內容或形象風格的竊取。英文中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詞最能體現這一點。儘管被稱為東方主義，但其實際上表現的則是當時歐洲人對東方各國一廂情願的幻想，與現實情況相距甚遠。然而，這卻是長久以來每每提到東方文化，西方時裝設計師創作參考的幾乎唯一準則。2010年，Chanel把自己的手工坊系列首次帶來上海，並以中國（或者更準確的說，設計師Karl Lagerfeld腦海中中國的樣子）為參照，設計了整個系列，其中很多的配飾，與其說是中國，倒不如說更接近越南等東南亞地區的服飾文化。也正如Lagerfeld在接受《女裝日報》採訪時講到的那樣：「這只是關於中國的一個想法，而非現實。」

Chanel「巴黎·上海」2010高級手工坊系列，引用了軍人服飾特徵和少數民族裝飾風格，但帽子等配飾更接近越南等東南亞地區的服飾文化

由Chanel的這個系列便可以引到下一種挪用形式，既「主觀挪用subject appropriation」。這一點可能有點難理解，可以說是高階文化以個人口吻來講述低階文化，並因此造成偏差。在配合Chanel上海系列推出的宣傳短片中，便有幾個白人模特扮成穿著軍裝的中國青年的樣子，在動蕩的年代與Coco Chanel本人穿越時空般相遇，並用軍裝交換了後者的斜紋軟呢外套。整個拍攝充滿了顛覆歷史的不正常感，又特別考慮到節選片段所屬歷史時期的特殊性，整個畫面表現出了對於特定時間和地區人民生活困苦的麻木不仁。

更多的文化挪用是在「主旨挪用motif appropriation」方面，即單純的符號性摘取。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常見的祥雲、龍鳳、青花瓷、飛鶴等均是會被率先考慮的元素，更誇張和脫離現實點的，還有清朝的頂戴花翎帽飾，以及刻意的寶塔塔尖等。也是因為單一的元素符號各自獨立，形態也隨著時代而不斷進化，這一部分的挪用更易發生搞不清實際文化出處的錯誤。

Gucci 2018年秋冬系列中的帽飾設計有強烈的中國建築風格

今年早些時候，當我在上海與來華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服裝學院院長Andrew Bolton一起午餐時，他主動提起自己曾經策划過的兩場備受爭議的展覽：探尋朋克族群風格遺產的「Punk:Chaos to Couture」，以及研究中國意象對於以西方為中心的時裝產業留下影響的「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兩場展覽引起軒然大波的原因幾近相同：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在展現文化話語權的不平等，如主流文化和亞文化、東方與西方，以及處於高階位置的文化對於相對低階一方文化的掠取，因此在收穫破紀錄票房的同時，也招來許多批評。「但你要知道，時裝設計師並非都是學者型的人才，他們更多時候關注的還是那些流動著的，可被自由使用的符號，是後現代主義的代表。設計師們通常僅是從更視覺化和審美化的角度來對這些符號做出回應而已。」這名時尚學術界的知名策展人這樣講到。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國-鏡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展覽中展出的中國元素服飾

當然也會有人抗議，並用「設計師的初衷是為了讚美某種文化」之類的說法來為創作者們辯護。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文化挪用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並非是僅用「初衷」二字就可以解決的。設計師們自以為的讚美，若要從更深層次來看，無非是加深了外界對被挪用文化的獵奇印象，造成更深層的誤解；而更多的時候，則從側面反映出因為歷史原因而形成的長遠性的歧視眼光。若創作者真誠讚美某個特定文化的多樣性，他應當做的自然是在尊敬該文化的基礎上，順應著文化的歷史脈絡邏輯進行有條理的處理，而絕非是心血來潮的隨意拼貼。

大量文化挪用的案例出現，也從側面展現了當下時裝創作的一個窘境——縱使我們希望歌頌文化的多樣性，設計師們又有多少時間和精力能夠認真地投入對陌生文化語境徹底的探索和反思當中呢？對於更大型的奢侈品品牌來說，為了滿足市場需要和媒體曝光，每年推出大大小小的十到二十個系列已是常態，這自然不允許創作者擁有足夠深入的反思和研究。既然新創作總是需要文化間的碰撞交流，那因此造成的文化誤解和挪用，也就難以避免。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國-鏡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展覽中展出的中國元素服飾

不過，真正破解掉文化挪用的存在，還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文化話語權的不平等。而這是更宏大的議題，與本族人民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強度無法分開而論。另外，為打破外界的刻板印象，也更需要本族的創作者首先更好地反思怎樣把與自己息息相關的歷史和文化轉化提升到與當下語境能互通交流的地位，為設計提供出更新穎的靈感參照。

以中國風格為例，近幾年出現的諸多中國設計師已經在刻意以更隱晦的手法重新為這一風格類別注入新內涵。比如設計師楊桂東的個人品牌SAMUEL Guì YANG便是一直從中國傳統的服飾著手，根據當代女性的生活需要和審美偏好加以改進，創作出融合優雅、世故和些許距離感的特別風格。其對本土文化的思考模式，自然也會再度激發後來的設計師，持續為中國設計補充豐富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