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寧：以量化分析拓展文化社會學研究

社會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凸顯了文化因素對社會學多種經驗研究議題所具有的強大解釋力。在此背景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嘗試將量化分析的策略應用於文化社會學研究。針對這一逐漸興起的量化進路，本文的討論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對常用的文化社會學量化分析手段提供一個概觀性的回顧；第二部分將分析的重點置於如何將文化社會學的研究和量化因果分析策略結合起來，重點辨析其中可能存在的挑戰。

文化可被操作化為特定符號及其相互關係

眾所周知，文化社會學的基本研究議題是文化與社會的二元關係。在這方面，很多文化社會學者借用了社會網路分析中的「對偶」（duality）概念，強調文化與社會之間的互相影響。對偶的雙方，一方是社會群體，另外一方則是文化。如果將對偶的概念應用於量化分析，學者們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對文化進行社會學意義上的操作化。正如社會學家羅伯特·烏斯諾（Robert Wuthnow）所言，文化涉及意義，但意義又是主觀的，所以文化很難被直接經驗分析。因此，學者能夠直接研究的對象往往是承載文化意義的那些符號及其相互關係。這一主張可見於索緒爾經典的符號學分析，也和以亞歷山大為代表的文化社會學強範式相一致（例如，亞歷山大等人強調了神聖與世俗區分的符號體系在解釋個體行動時的重要價值）。

將文化操作為符號及其相互關係雖然讓文化這一概念變得更加具體，但這一進路並沒有為量化研究者提供方法論上的直接指導。這裡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一個問題是如何從大量的文化表現中抽離出有意義的可資分析的符號；另一個問題是如何通過某種手段將符號之間的關係展示出來。縱觀現有文化社會學的量化分析可以發現，對於第一個問題，學者常常求助於特定的專業知識。例如，對音樂品味的文化社會學分析會基於音樂學的專業知識，這是確定一支樂曲是否具有文化意義的基本分析單位；對可視化對象的分析（例如圖像）則需要求助於圖像處理專家，將大量的可視化資料「切割」成有文化意義的小單元；對文本的分析則更多地是通過學者自己的閱讀和分析，抽離出有意義的關鍵術語或概念。由於不同的文化對象有著不同的符號體系，對第一個問題的處理更加「情境化」。

在確定了特定文化符號之後，下面的問題便是如何確定其相互關係。針對這一問題，有一些比較成熟的量化分析技術可資借鑒。一個比較經典的分析技術是多元尺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通過降維，把不同的文化符號在同一維度上進行分組。這方面做的比較成功的是布迪厄的品味分析。當然，為了完成分組，量化文化社會學者也可以採用多層次分類（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和聚類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將可觀測的文化符號進行歸類，從而確定彼此距離的「遠近」。除了分組，我們也可以對符號之間的內部結構做進一步的細化。通過將不同符號看作一個大的文化網路中的節點，研究者能夠採用網路分析技術來勾畫符號間關聯的有無以及強度。例如，我們可以將文獻中的相關學者作為符號節點，通過分析任意兩個學者在文獻中同時被提及的頻率，來刻畫他們之間的親疏關係，進而分析多個學者構成的網路結構（例如，這有助於判斷不同學者是否屬於同一理論傳統）。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分析技術更加側重於對文化符號的分析。但是，文化社會學研究也需要考察對偶的另外一極：持有相關文化符號的個體及其社會特徵。例如，某種品味和另外一種品味之所以更加接近，是因為有相當比例的同階層個體同時持有兩種品味。如果我們的分析目的不是單純地考察文化符號之間的關係，而是看對偶的兩部分如何互動，那麼一些其他的量化分析技術則可資使用。例如，對應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將分類化的對偶兩極之間的相互關聯儘可能保留，並將其在更低維度上展現出來。這個方法可被看作對多元尺度法的拓展。同樣，既然我們能夠用網路分析方法來展示文化符號之間的關係，類似的分析技術也可以用來刻畫社會成員的社會網路結構，並將之與文化網路結構結合起來進行二部圖（two-mode）分析。最後需要特別提到的是，近期逐漸興起的關聯類別分析（relational class analysis）可以根據調查中相關問題答案所表現出的關係模式，將受訪者劃分為不同的文化人群。這和傳統的直接基於答案內容的潛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相比，更加接近文化社會學分析文化圖式的路數，即被劃歸為同一類的個體對相關問題的回答呈現相似的潛在結構並可能遵從相似的文化邏輯。

探索從描述到因果的轉向

目前比較常用的量化文化社會學分析方法，其基本的任務是將文化操作化為特定的符號及其相互關係，並將這些關係化的符號體系與社會成員二者之間進行關聯分析，以展示社會與文化的對偶性。但是，這些研究方法更多地是對經驗現象的簡化和描述。如果我們的關注點是看文化如何帶來特定的社會影響，單純的描述就不夠了。此時，我們需要將文化社會學的分析和因果分析結合起來，以展現文化的「因果」效果。但是，從描述上升到因果並非易事。雖然文化具有顯著的社會影響這一命題幾乎是社會科學不同學科的共識，但長期以來，鮮有經驗研究將「因果」與「文化」聯繫起來。筆者認為，分析文化的因果效果，需要解決三個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如何確定文化「有」「無」時的狀態。為了考察文化的效果，我們需要分析特定文化存在時和不存在時，某個因變數的狀態各是什麼。這在微觀社會學研究（如以個體為基本分析對象的研究）中往往難以做到。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文化通常被看作一個宏觀概念，適用於特定人群中的所有人。如果被分析的對象全部來自同一個文化體，我們沒有辦法得知在不存在這一文化體的情況下，這些人會有怎樣的表現。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尋找到宏觀文化在個體微觀層面上的表現（例如特定態度問題上的答案或者答案的關聯模式），以此將存在此表現與不存在此表現時的個體進行匹配分析。但這裡的宏觀—微觀聯繫需要有強有力的理論支撐。

第二個挑戰，如何確定文化「何時」產生作用。一個因果關係的確定，需要作為自變數的「因」發生在因變數的「果」之前。例如，必須先有教育，才能夠看教育的勞動力市場回報。但事實上，我們通常無法明確得知個體何時接納了特定的文化觀念、習俗、價值和傾向等。這種時間上的不確定性會給文化社會學的因果分析帶來很大的困擾。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個體的品味是重要的文化符號，但特定品味的形成難以確定一個明確的時間點。我們在觀察一批大學畢業生時，就很難確定品味和大學專業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某種品味可能讓個體傾向於選擇特定的大學專業（如文科專業）；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因為學習了特定專業，所以培養了某種文化品味。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文化效果的時間性與因果分析的方向是息息相關的。

第三個挑戰是如何確定文化「真的」產生了作用。這裡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政治學家史天健曾經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人對政府的高信任現象。其中作為解釋變數的是對傳統權威文化的服從，即人們對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權威有很強的遵從性。但是，對傳統文化的遵從以及政府信任都是主觀變數，它們之所以有關係，有無可能是因為它們都源自於同一種心理特質。換句話說，由於同一個潛在的心理特質的共同影響，對傳統文化的遵從與對政府的信任之間「體現」出某種聯繫。如果是這樣，這種聯繫就有可能是虛假的。通過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為了確定文化的因果效應，類似對「內生性」問題的質疑需要特別的處理（例如，通過固定效應模型來控制個體的穩定特質）。

因而，如果文化社會學的量化研究希望從傳統的描述性取向轉向因果性取向的話，上述的三個挑戰需要被正視。可喜的是，這方面已經有社會學學者進行有益的嘗試。例如，歐洲學者賈維爾·保拉維嘉（Javier Polavieja）在《美國社會學評論》上的論文就利用了移民過程所帶來的文化變化考察了文化傳統主義與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之間的「因果」關係。在可預期的未來，類似的研究應該會越來越多。

總而言之，在社會學的不同分支領域中，文化社會學業已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一支。在傳統的質性分析策略之外，引入量化分析手段，從描述性研究過渡到因果性研究，將是文化社會學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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