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開了一個不好的頭，雖肅清了太平天國卻給大清留下巨大隱患

清代自入關後，國家的正規軍是八旗和綠營，皇帝就是最高統帥。可時間發展到了咸豐時，這個局面被打破了。此後，清代的皇帝雖然是名義上最高的統帥，然而軍權卻大部分落在地方督撫手裡，而這個頭就是曾國藩開的。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本來就很虛弱的八旗和綠營軍隊不堪一擊，地方士紳們對清政府的軍事力量感到失望的同時，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來保護地方利益。於是，他們便利用自己家族組織或地方勢力組成非官方的地方武裝，與太平軍對抗。

1852年，曾國藩回到家鄉，著手領導地方團練。但是不久，他發現團練遠不是太平軍的對手，而且團練自身組織也存在種種弊端。於是，他自作主張重建起一支新式地方軍隊，這就是湘軍的開始。很快，曾國藩便依靠這支地方武裝肅清了太平軍在湖南的勢力。

最初，湘軍建立的目的主要是對抗湖南地區的太平軍，因此在初期湘軍也不過是一支地方武裝。後來，湘軍越出湖南在東南各省縱橫馳騁，成為對抗太平軍的主力，成為維繫清朝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這是曾國藩與清政府當時都未料想到的。

湘軍之所以能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與其特殊的組織形態與發展過程有關。它既不同於一般的團練，也不是受清政府直接指揮的正規軍，它是曾國藩一手創立的私人武裝，其特徵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兵為將有。清政府的綠營兵是世襲兵制，兵為國有。將領平時各駐其府，遇事由皇帝下令，率兵征戰，事後則兵將各歸其所，兵將並無私誼，難以結黨營私。曾國藩改世兵製為募兵制，規定士兵歸將領所有，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層層招募，各有宗派，上下一氣。這樣，兵權不再是國家所有，而是落入將帥個人的手中。

二是私誼至上。由於湘軍是自行招募而成，將存兵存，將亡兵撤，其上下之間的厲害關係頗為一致。將領在招募士兵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利用同鄉或家族關係。整個湘軍都是依靠這種私人關係來維持的，這就助長了湘軍的派性觀念。曾國藩本人就十分重視這一點，無論是戰時調兵遣將還是平時向朝廷舉薦官員，他都強調從私人關係出發。

三是軍餉自籌。八旗兵和綠營兵的兵餉由朝廷提供。湘軍初建時，軍餉由朝廷提供一部分，後來曾國藩發現中央財政枯竭，索取無望，於是決定自籌錢款。湘軍軍餉一般由大帥就地自籌，然後自上而下發，事後向朝廷核報。自籌軍餉不僅提高了湘軍的團結，而且也增強了湘軍的獨立性。

曾國藩本人後來承認：我朝之制，一省所入之款，報明聽後調撥，疆吏不得專擅。自軍興以來，各省丁漕等款，紛紛奏留，供本省軍需，於是戶部之權日輕，疆吏之權日重。

四是各尊其長。由於從招募到發餉、陞官都是曾國藩說了算，在湘軍中便養成一種風氣，除非是招募、選撥過自己的頂頭上司，其他人無論官職大小，地位高低皆拒不從命。因此，不僅湘軍以外的人無法指揮，即使湘軍內部亦必須層層下令，除了曾國藩，任何人難於越級指揮下級部隊。

上面所說的湘軍的四個特點，奠定了它在近代中國私人半私人軍隊先驅的地位。換句話說，曾國藩就是近代軍閥的鼻祖。

隨著湘軍的節節勝利，曾國藩的地位不斷上升，最終實授兩江總督並節制四省軍務。湘軍集團興起後，以曾國藩為首的漢人開始掌握了地方軍政實權，打破了滿洲貴族一統天下的局面。同治以後，湘軍將領中就有13人做了總督，13人做了巡撫，而其後的李鴻章、左宗棠而是權傾朝野。

儘管攻克金陵後，曾國藩大力裁撤湘軍，可是地方督撫專權的這個病症已經生成，朝廷再也無法遏制，這也就埋下了日後中央與地方、滿與漢的新一輪權力鬥爭的禍根。繼曾國藩之後的淮系集團和北洋集團，正是傳承了湘軍的基因，並最終形成近代軍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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