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聯2018年度十大推介論文（下）

上海市社聯2018年度

十大推介論文

（下）

李友梅

汪丹

重新審視文化自覺何以可能

6

《在「分化」的世界尋求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種轉型社會學認識》，《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5期。

當今世界面臨著文明共識的破裂和深度全球化的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必須嚴肅而深入地研究不同制度文化和不同觀念文化間如何達成「共存的生態」和「共榮的心態」的重要問題，並向世界分析和詮釋中國自身的新角色和中國所倡導的全局觀，為世界提供對「我在世界之中」的中國理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一個大「分化」的世界裡尋求合作，這迫切需要人們洞察自身所處的人文世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複雜性，以及能夠協調差異、轉化衝突、營造重疊共識並推進全球合作治理的能力與智慧。

歷史地看，世界已經經歷過多輪全球化和多次新技術革命，每一輪和每一次都會涉及最基礎性的人文問題，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人類社會「心態秩序危機」。深度全球化背景下一個日益「分化」的世界迫切需要凝聚起來解決全球問題應對全球社會風險時，必須仰仗全球性的普遍行動的「全球良知」和「國際正義」。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實踐與自身社會文化土壤的內在關聯，可以為不同國度的現代性或現代化路徑之間的比較提供一種「審美」的基礎，而這必然需要我們以新的境界加快建設中國的現代化社會系統。首先，中國側重經濟全球化，承認人類社會存在競爭和各個國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但是競爭和最大利益的實現應當以經濟方式並且在國際規則框架內進行。其次，中國重視經濟全球化與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之間的交互關係與相互影響，超越經濟私有化、政治民主化、價值觀普世化的「零和博弈」式的傳統思維框架，從而得以洞察自身經濟社會轉型的全球性新境遇，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再次，中國正在開創全球治理轉型的新境界，提出了構建「共商共建、共贏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體現是國家只有大小之別，沒有高下之分，文明只有特色之別，沒有優劣之分，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能夠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與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紐帶。而要尋求這種人類的合力與「和合共生」的價值觀和人文世界觀，還意味著處於新時代的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自身文化自覺何以可能的深刻問題。

釐定「敘事」的豐富內涵

譚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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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語義源流考——兼論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傳統》，《文學遺產》2018年第3期。

「敘事」一詞乃中國固有之術語，語出《周禮》，後在史學、文學領域廣泛使用，成為中國古代史學和文學的重要術語之一，尤其在小說等敘事文學發達的明清時期，有關敘事的討論更是創作者和批評者的常規話語。

近年來，隨著西方敘事理論的引進，以敘事理論觀照中國古代文學(尤其是小說)的現象非常普遍，已然成了研究方法之「新貴」，對推進中國古代文學(尤其是小說)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無可否認，一種理論方法的引進必然要有一個「適應」和「轉化」的過程，它所能產生的實際效果取決於兩個基點的支撐：一是理論方法本身的精妙程度及其普適性，二是與研究對象的契合程度及其本土化。我們僅關註：作為一種理論學說標誌的經典術語的對譯要充分考慮各自的內涵及其相互之間的關聯，否則難免圓鑿方枘，而難以達到實際的效果，或者對研究對象有所遮蔽和貶損。

通過梳理和辨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敘事」在《周禮》中是作為一般用語加以使用的，自史學用為專門術語後，「敘事」的這一用法已基本消失。但《周禮》中「敘事」的精神內核已融入了作為史學和文學專用術語的基本內涵之中，如「敘事」的「秩序性」「時空性」和「事」的多義性等都是後來討論「敘事」的重要內涵，尤其在文學領域。故《周禮》「敘事」與史學、文學之「敘事」在精神內核上乃一脈相承。

2.「敘事」在史學和文學領域呈「分流」而又「融和」之勢，「分流」者，畢竟史學和文學分屬不同領域，其差異顯而易見；「融和」者，一緣於文學中碑誌、行狀、記、序等諸體乃史之餘緒，與史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二緣於自《文選》以來的「史」入文章，尤其是《文章正宗》的「史」「文」一體。「敘事」在文學領域的內涵最為豐富，尤其在小說的批評和創作領域。

3.「敘事」內涵絕非單一的「講故事」可以涵蓋，這種豐富性既得自「事」的多義性，也來自「敘」的多樣化。就「事」而言，有「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類」「故事」等多種內涵；而「敘」也包含「記錄」「敘述」「解釋」(陳列所釋「事」之成說以解釋之)等多重理解。對「敘事」的狹隘理解是20世紀以來形成的，並不符合「敘事」的傳統內涵，與「敘事」背後蘊含的文本和思想更是相差甚遠。尤其在對中國古代小說的認識上，「敘事」理解的狹隘直接導致了認識的偏差，這在筆記體小說的研究中表現尤為明顯。

4.「敘事」語義的古今差異可謂大矣，故「敘事」與「narrative」的對譯實際「遮蔽」了「敘事」的豐富內涵，而釐清「敘事」的古今差異正是為了更好地把握中國古代文學尤其是古代小說的自身特性。

李梅

丁鋼

中國教育研究走向國際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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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丁鋼、張民選、楊銳、徐陽 （《中國教育研究國際影響力的反思與前瞻》，《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

隨著中國本土教育學科建制體系的日趨完善，本土教育政策和實踐的深入發展，中國教育研究開始轉向發展為世界教育學知識體系的建構者、合作者和對話者，長期目標是成為世界體系的主導者之一。中國教育研究從世界知識的邊緣走向知識中心的進程中，還將面臨以下挑戰。

第一，世界知識體系的不平等關係，英語學術體系的霸權地位長期存在，但中國教育學者成果的顯示度逐步提升。從已有研究來看，美國、英國等英語為母語的國家處於教育學知識生產的核心地位，中國教育研究的影響及其在世界知識體系之中尚處於弱勢地位，除知識的語言載體——外文的障礙之外，還與世界的知識和學術成果的發表渠道和評審者主要為英語國家的學者有關。

第二，教育學界的學術文化與學術規範亟待完善。學術文化和學術規範問題是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普遍面臨的重要問題。學術文化上教育學術研究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獨立自主性和中國本土教育學術研究相對於國際教育學術研究的自主性問題，以及教育學術研究相對於市場和經濟邏輯、相對於外在力量的獨立自主性問題，是亟待重視的問題。自主性與國際規範是中國教育學研究融入世界教育學研究的必然之路。

第三，面向國際的學術發表體制與平台尚需完善。中國境內中文教育學期刊的國際化以及英文教育學期刊的進一步發展將是中國教育研究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和載體。這關涉到中國教育成果交流平台和傳播渠道的國際化問題，是中國教育研究走向國際、擴大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機制和載體。建立符合國際學術規範的論文評審機制和發表程序尤其重要，同行評議是國際學界普遍採取的科研項目申請、學術人員晉陞、學術成果發表最為倚重和最為重要的機制，需要得到普遍使用。

第四，研究主體走向多元化。對於中國教育研究走向國際，提升其國際影響力，其研究主體將進一步多元化，國外教育學者、海歸教育學者以及海外華人學者和留學生的作用不容忽視。自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通過公費和自費形式，派大量學生出國留學。進入21世紀，每年都有40萬以上的學生出國以及40萬以上的學生學成回國。海歸教育學者、海外華人學者和留學生將構成國內外中國教育研究的重要群體，有利於加快中國教育研究邁向世界的步伐。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教育研究存在國際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張力和困境，教育學科走向國際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存在相似的歷史境遇。這就需要加強中國教育研究的認同感、本土文化、歷史和實踐的相關性，形成獨創和自主的教育研究體系；另外，要遵從國際規範，加強平等對話，提升在國際學術體系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隨著中國教育研究的聲音和話語體系走向世界，中國本土的教育研究將給世界教育研究提供視野、方法和理論思想參照。

鄒振環

鄭和下西洋引發的「麒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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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與明朝的「麒麟外交」》，《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鄭和下西洋時期是明朝官方主導的海上絲綢之路面向世界的一個重要的時代，在這一時代，中國正在成為東方世界一個有力的符號，不僅展示了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圈與亞洲各國，以及非洲若干國家交往的宏大場面，也為這個世界即將被充分探索和透徹了解做了技術上的準備。

鄭和下西洋時期，明朝與亞洲和非洲各國的交往，不僅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更多體現在文化交往上，其中也包含著麒麟(長頸鹿)等動物的交流。鄭和下西洋可分為第一至第三次和第四至第七次兩個階段，活動地區由第一階段在東南亞和南亞，拓展到第二階段的西亞和東非地區。與鄭和七下西洋直接有關的海上「麒麟貢」約有七次，均出現在第二階段，之後出現的「麒麟貢」也與下西洋有著緊密的關聯。或以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地域上的拓展，是與「麒麟貢」直接有關。

鄭和下西洋與動物文化以及動物外交，放到明朝和亞非世界整個外交活動的場景下來討論，就可以發現這一動物交流之歷史記憶，大致可以通過作為依據明代鄭和下西洋的官方資料編纂的《明史》、鄭和下西洋的若干史籍和通番碑刻資料以及作為民間記憶的筆記小說，特別是通過對明朝士人文集中有關「貢麒麟」的賦贊圖文的清理，展示了這一動物輸入中華，對於拓展明政府與所謂西洋動物文化的交往以及外交活動的意義，並進而可以通過明朝「貢麒麟」的外交活動，見出隨著明朝中期鄭和下西洋的終止而引發的明朝外交活動的衰微。

明成祖的對外觀念是在總結了歷朝外交思想的基礎上，將之在東亞國際體系中實踐的經驗和理論，施之於西洋南海。鄭和下西洋起初可能是為了尋找失蹤的建文帝和打擊流亡的反朱棣的殘餘勢力，但之後漸漸演變為主要是利用寶船搜尋各種奇獸寶物、保護南中國海的航道安全、宣揚國威和與非屬國進行外交的需要。

明朝這一時期的外交不僅存在於中國與屬國之間、還存在於與非屬國之間，如何處理民族國家形成之前諸國間的外交，是永樂大帝著力思考的問題。鄭和下西洋旨在建立超越東亞文化圈之外的又一套獨特的體系，而「麒麟外交」正好符合了明朝這一理念。通過「麒麟外交」履行的一系列邦交禮儀，可以在明朝與非屬國之間繼續貫徹天下意識和華夷觀念，「麒麟外交」儀式不僅有向周邊藩屬國家和遠夷國家示威，也有吸引他們加入天朝宗藩朝貢聯盟的政治目的；更重要的目的是藉助遠方諸國的獻貢，演示給朝內朝外的本土成員觀看，宣示仁君與瑞獸之間的物靈政治，以全方位地確立明朝的中華朝貢體系中心的地位，強化明朝政府統治的政治基礎。

舒斯特曼的身體美學呈現微妙張力

陸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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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舒斯特曼的身體美學實踐——以「金衣人」為例》，《社會科學》2017年第11期。

舒斯特曼認為身體美學的要害是回歸感知、意識和情感這類核心問題，18世紀鮑姆加敦創立美學學科，雖然將它定義為感性認知的完善，但是身體在其中並沒有地位，康德使用「快感」這類語詞描述審美鑒賞，似乎有所進步，但康德美學的「先驗基礎」里同樣沒有身體的地位。鑒於這一認知，舒斯特曼《金衣人歷險記》中記述的作者化身金衣人的身體類學實踐，便是針對身體美學如何用於當代藝術這類常見問題的一個身體力行的答覆。當今行為藝術固然競新斗奇，但功成名就的哲學家降尊紆貴，在持續有年的行為藝術里敘寫另一種身份認同，舒斯特曼應是首例。

舒斯特曼在2008年出版的《身體意識》一書中，對「身體美學」有一個詞源說明，強調身體美學關注的身體，不是單純的肉體，而是作為情感主體的血肉之軀，同時既言美學，所關注的不光是自我身體的塑造，一樣還有他人和世界的美。事實上舒斯特曼充分意識到他的身體美學理論可能遭遇和已經遭遇的重重阻力。今天我們對周圍自然環境、社會環境、道德環境的相關經驗已經應接不暇，還有必要分出我們已經是不堪重負的有限精力，來鑽研我們自己的身體經驗嗎？而且即便不加任何反思、沒有任何理論指導，我們的身體還不是一如既往運作良好？要之，順其自然豈不更好？

但是身體美學中的「身體」，終將證明它不但事關肉體，而且同樣包括精神。對於以上問題，舒斯特曼的答覆是，身體構成我們身份認同的核心和基礎部分，構成我們介入世界的第一視野及模態，而且通過建構需要、習慣、興趣、快感和能力，進而決定著我們立足其上的目的與方法選擇，即便這選擇經常是在無意識中發生。這樣來看，這一過程自然也包括了精神生活的建構，雖然它絕不是傳統哲學心物二元論中的精神。

舒斯特曼的身體美學見出一種微妙張力。一方面，舒斯特曼自認為是秉承了尼採的傳統。他認為尼采是在為今日的個體代言，因為今日世界正在變本加厲被媒體重構和解構。唯有身體，煥然成為一個有機中心，將萬事萬物聚攏到一體，是為比較媒體位元組編織的碎片時間更為持久的有機存在。身體由此呈現為我們最深刻的和最直接的所是，構成當今世俗社會普遍意識的重要部分。

但是另一方面，身體意識同當今世俗社會普遍意識，其實並不如魚得水交融無間。在舒斯特曼看來，身體意識包括肉體，也包括精神；包括實踐，也包括理論。就此而言，《身體意識》「導論」部分開宗明義一段話，可以視為一個概括：本書探究身體意識的各種形式和層面，以及20世紀哲學嘗試在我們經驗中解釋身體角色時，涉及的形形色色問題和理論，同時也呼籲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更多關注身體意識。

舒斯特曼自稱獨鍾沉默，強調哲學面對行為有所不能。然哲學的有所不能，終究是在無所不能語言中，得到了最為清晰的表達。身體美學的實踐與理論之辨，或許亦可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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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32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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