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俄國革命恐怖主義的文學遺產
原文：Gary Saul Morson，導讀+編譯：徐悅東
在俄歷的1881年3月1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他的馬車上沿著常規線路去軍事點名，一個恐怖分子往他的馬車裡扔炸彈。他在第一次爆炸中倖存了下來，但是恐怖分子扔了第二個炸彈把他炸死了。（Fine Art Images / Heritage Images / Getty）
一提到恐怖主義，我們很可能首先會想到伊斯蘭極端組織。殊不知，在一百多年前，當大家談到恐怖主義，第一個反應會是俄羅斯的革命恐怖主義，它也是現代恐怖主義的源頭。
每個後發文明在遭受現代性衝擊的時候，都會產生激烈的震蕩和大變局。每一個文明在挪著笨重的身軀蛻化時，都會經歷過許多磨難和動蕩，但由於各種原因，不管是深植於其中的文化因素，還是其他方面的偶然因素，都會決定每一種文明截然不同的走向：印度出了聖雄甘地，德國出了納粹黨，義大利出了法西斯主義，而俄羅斯出了革命恐怖主義。
在亞歷山大二世的漸進改革下，俄國似乎一片欣欣向榮，因為他敢於觸碰貴族的既得利益者，解放了農奴制，現代化了軍隊，建立了陪審團制度，在教育文化方面變得更開放，極大地增強了國力，在政制上他也按部就班地朝著君主立憲的方向前進。
這大刀闊斧的開明改革，看起來如此順應時代的大潮，本該足以讓亞歷山大二世和明治天皇一樣載入史冊。但是，恰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的名言所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卻在俄國激起了更大的反對聲音。恰逢意識形態的解凍時期，由於各種革命觀念的濫觴，傳統的社會組織被打亂，民粹主義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各種革命恐怖組織也紛紛趁機成立。他們不擇手段地刺殺官員，越來越激進，傷及無辜也在所不辭，甚至只是為了製造恐怖而恐怖，為了自己的某種理念而不擇手段地實施暴力，而遠離一開始為了人民的民粹初衷。
188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恐怖分子炸死了，俄國的改革也跟著戛然而止，然後走上了一條更為激進暴力的革命道路。從現在往前觀之，我們也許會為之惋惜，但在當時憂國憂民的俄國知識分子階層以及實業家們心中，卻對這種恐怖活動十分地寬容，包括很多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們，這在如今看起來簡直難以置信。
那麼，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在如今看起來如此荒謬的現象呢？我們得從深入歷史的情境中去理解。
歷史學家程映虹曾從心理上分析這種涅恰耶夫現象（Nechaev）。在他看來，這是一種由於長期的專制社會潛移默化所產生的極權型人格，人性被徹底地政治化了。這也許能樸素地解釋，為什麼他們在行動上有著強烈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傾向。
金雁教授則認為，俄國的村社集體的生產模式和觀念導致民粹派的興起，用重農抑商的策略來對抗西方資本主義，而知識分子的文化激進主義，也由於長期的專制導致了革命情緒的高漲。在亞歷山大二世的社會大變動時期，文化激進主義很快和民眾本能的民粹主義嫁接，社會情緒立馬被「雅各賓化」了，只有廣場式的嘩眾取寵和激進暴力才能取得群眾支持，恰如Gary Saul Morson在文中指出的那樣：正是這種恐怖活動的極端激進和恐怖，才能招攬到新的「同志」。就是這樣的惡性循環，導致了俄國革命的快速極端化。這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解釋了俄國當時民粹主義的興起原因。
大家都傾向於從俄國的政治經濟的傳統，或者照著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的傳統來談。其實，從俄國影響最深的東正教的角度來說，按潘祥輝教授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精神底色的歸納，我們能發現，「彌賽亞主義」恰恰是這群知識分子和恐怖分子最大的共同底色。他們都不滿意這個世界，但是內心謙和、慈愛和禁慾，嚮往著另一個世界、末日和天國。俄國知識分子胸懷著拯救人類的特殊使命，包含著對全人類的關懷。
即使是俄國的敵基督者、無神論者或馬克思主義者，也被深深地烙上了這種文化烙印。他們有著無所畏懼的追求，建立一個純粹的「天國」理想。在知識分子的代表里，如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怎麼辦》中塑造的「新人」 拉赫美托夫，同樣還有俄國自我犧牲精神的恐怖分子們，他們都自視為普羅米修斯，自視自己的體系或者行動是一種拯救。對於恐怖分子來說，就像「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理念的追求，「為恐怖而恐怖」也成了他們靈魂的救贖方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俄國的文學跟俄國的革命恐怖主義有著非常重要的「聯姻」：不僅有大作家描寫和思考恐怖主義的題材，而且有很多著名恐怖分子的回憶錄和小說在歐洲享有非常高的文學聲譽。
新京報文化頻道特意編譯了蓋里·索爾·莫森（Gary Saul Morson）的一篇文章，他對這個話題的闡釋充滿了洞見。他從文學的角度把克魯泡特金、斯特普涅科、薩文科夫、涅恰耶夫等著名恐怖分子的回憶錄和小說進行了仔細的分析，並站在歷史的情境之下去梳理這群俄國恐怖主義者們的心路歷程，去發現俄國政治恐怖譜系的延續，去尋找布爾什維克乃至當下俄羅斯政治線索的精神源頭。（導讀：徐悅東）
為什麼俄國的恐怖主義最特別？
俄國這片神奇的土地，在俄國曲折的現代化進程中，為人類貢獻了許多影響深遠的禮物。其中，文學是俄國獻給人類最璀璨的禮物之一。
俄國文學的特殊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俄羅斯的文學家們有著非常獨特的思想資源和精神背景。在俄語里，甚至有一個詞——「知識分子」 （intelligentsia），專門用來形容他們在社會中扮演的政治角色。這有點像中國文人論政的傳統，但他們主要會通過寫小說來表達他們的政治關懷，而他們的所思所想，都深深紮根於他們對現實社會的深刻理解和整體反思之上。這使得他們的文學作品，格外地具有標識性和先鋒性。
世界上的第一本反烏托邦小說，不是我們所熟悉的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或者奧威爾的《1984》，而是俄國作家葉夫根尼·扎米亞京的《我們》，這本書也是赫胥黎和奧威爾所熟悉的文學作品。沙俄的社會統治，還啟發了並開創了現代集中營的類型小說，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為開端。
集中營，反烏托邦，恐怖主義——沙俄所經歷的獨特歷史，成為了俄國文學的社會源泉。政治的極端主義和偉大的小說——這些都是在理解俄國時擺脫不了的關鍵詞。這些在現代世界上首先出現的獨特政治經驗，都首先在文學中表現了出來。其中，恐怖主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俄國的革命恐怖主義，經常被看作現代恐怖主義的始祖，但它跟當代的恐怖主義很不一樣的是，我們能從俄國文學中，找到俄國革命恐怖主義的蹤跡。
革命恐怖主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繞不過去的話題。當別人問你職業是什麼時，俄國是第一個可能會回答「我是恐怖分子」的地方。在19世紀70年代，恐怖分子在俄國是一種榮耀又危險的職業。這種職業經常是通過家族傳承，一代接一代地傳下去。歷史學家經常把現代恐怖主義的源頭追溯到19世紀早期的義大利燒炭黨，但是，是俄國讓恐怖主義顯得史無前例的重要和可怕。你不可能把沙俄的19世紀後半葉的歷史，不跟革命恐怖主義聯繫起來。
現在我們經常把恐怖主義跟極端伊斯蘭聯繫起來，歐洲人那時把恐怖主義跟「俄國虛無主義」聯繫起來。這些「虛無主義者」或者「民粹主義者」——在美國的「民粹主義」（populists）一詞在19世紀80年代年代第一次出現的時候，19世紀70年代俄國早已經有了俄語詞「民粹」（narodniks）——沒有其他職業，但就像文學家一樣，他們在20世紀初的俄國受過教育的階層中，享有著很高的聲譽。
恐怖分子享有著很高的聲譽，在如今看起來似乎匪夷所思。甚至，人們如今依然會把暴力革命浪漫化，而忽略掉其中流血的恐怖。湯姆·沃爾夫認為，在沙俄時代，很多受過教育階層的知識分子會對恐怖主義表示稱讚，這種心態被視為追趕著「激進的時髦」：很多享受著社會特權的人，依然會為想暴力摧毀他們特權的人而歡呼。
這也是俄國知識分子們熱衷於在作品中討論恐怖主義的原因之一。大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會把恐怖主義當成他小說創作的一個主題。不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有像象徵主義作家安德列·別雷（《彼得堡》作者），他們都寫有關於恐怖主義的小說。很有意思的是，那些恐怖分子也留下了很吸引人的回憶錄和小說。克魯泡特金王子，曾經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者，就寫過一本偉大的俄文自傳《一個革命者的回憶》。還有很多其他恐怖分子，甚至很多著名的女恐怖主義者，都留下了恐怖活動的回憶錄。
恐怖分子謝爾蓋·克拉夫欽斯基（Sergei Kravchinsky）逃到歐洲後，化名謝爾蓋·斯特普涅克（Sergei Stepniak），在歐洲出版了自傳《Underground Russia: Revolutionary Profiles and Sketches from Life》和小說《Career of a Nihilist》，很快在國際上獲得了極大的反響。
更令人驚奇的是，鮑里斯·維克多羅維奇·薩文科夫，作為俄國長期最重要的恐怖組織的領導人，專門負責刺殺高官，他也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Memoirs of a Terrorist》，還有三本關於恐怖主義的小說。所以，有時候很難說清楚，是恐怖分子的經歷需要寫作來治癒，還是他們參與恐怖活動是為了給創作提供誘人的素材。這也是俄羅斯恐怖主義最特別的一個地方。
「阻礙革命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
對於19世紀和20世紀俄羅斯恐怖主義運動，致力於俄國革命恐怖主義研究的歷史學家安娜·蓋夫曼（Anna Geifman）認為：恐怖主義影響了所有人。在傳統的敘述上，人們會簡短地描述恐怖主義盛行之前的19世紀60年代和19世紀70年代稱為「史前時期」，然後是1878年至1881年的「英雄時期」，在銷聲匿跡的短暫歇停之後，恐怖活動的發生數量更加驚人。
1866年，一個名為「地獄」的激進組織的成員德米特里·馬拉卡佐夫（Dmitri Karakozov）試圖殺死沙皇，但被逮捕並被絞死。啟發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群魔》的謝爾蓋·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他不僅犯了謀殺罪，而且他還寫了一本臭名昭著的《革命者的教義問答》，為以後的革命恐怖主義者提供一個榜樣。根據謝爾蓋·涅恰耶夫的說法，真正的革命者「沒有興趣，沒有事情，沒有感情，沒有習慣，沒有財產，甚至沒有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完全被一種獨特的興趣，一種思想，一種激情——革命——所吸引。」
他必須壓抑所有的同情心、愛心和感激之情，甚至榮譽心。對他來說，只有一個評判什麼是好和什麼是壞的標準存在：「促進革命的一切都是道德的；阻礙它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毫不猶豫地，革命者應該利用其他人，包括其他革命者，就像謝爾蓋·涅恰耶夫自己所做的那樣。相比之下，馬基雅維利就是一個懦夫。這也是為什麼西方人稱他們是「俄國虛無主義者」的原因。
在謝爾蓋·涅恰耶夫等人的「預熱」之後，俄國恐怖主義的黃金時代——「英雄時期」於1878年1月開始了。當時薇拉·查蘇利奇（Vera Zasulich）刺殺了特雷波夫將軍（Trepov），後者曾下令對一名知識分子進行了類似像對農牧般的體罰。這些激進分子對他們的階級特權非常較真。在法院的審判中，當時的辯護律師克萊倫斯·丹諾（Clarence Darrow），實際上將特雷波夫將軍當作罪犯一樣進行審問，同時稱薇拉·查蘇利奇為聖徒。這名辯護律師的立場很具有代表性，代表著當時普遍的知識分子對恐怖主義行為的立場和態度。
在敘述中，她生活在一個「鄉野地帶」 ——實際上是一個革命公社，她騎著馬拿著槍——當她聽到特雷波夫將軍的狂暴行為時，她決心為了正義而犧牲自己。上流社會的知識精英們爭奪著這場審判現場的門票，他們為她的辯護者而鼓掌。當陪審團宣告她無罪釋放時，他們像贏得革命的勝利般歡呼雀躍。這也可以體現，當時的俄國知識分子圈，對待恐怖分子們的態度。他們認為，這是神聖的殉道，為了喚醒這個不公義的世界而犧牲自己。
不久之後，斯特普涅克跟蹤了俄羅斯安全警察局局長尼古拉·梅津采夫將軍（Nikolai Mezentsev），發現他並沒有受到保鏢的保護，便用匕首刺傷了他，還把匕首留在他身上，自己倒是逃跑了。就這樣，他成了威廉·莫里斯和蕭伯納等作家所尊敬的英雄。
在俄國之外的西方世界裡，激進分子們會向西方知識界聲稱，他們想要的只是基本的公民自由，但實際上，他們要麼拒絕西方式的「自由」，要麼只是要爭取「自由」，從而讓革命變得更容易。他們反對民主，因為他們非常清楚，農民根本不會支持他們，一旦實行多數服從少數的民主，他們反而是少數派。
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觀察到的那樣，「恐怖活動的震懾所達到的效果，似乎比徒勞無功地改變農民對他們的冷漠更加容易。」一場恐怖襲擊，會令政府士氣低落，同時創造一種暴力的神秘感，以確保能吸引新的極端分子加入。的確，他們也實現了這兩個目標。
「人民的意志」斷送了改革
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有著強烈理想主義傾向的男女變成了「民粹主義者」，他們的口號是「到群眾中去」。當時，大部分俄國人口都是農民，於是他們蜂擁下鄉，號召大家學習農民們的淳樸善良，同時向農民們宣傳社會主義的好處。只可惜農民們聽不懂，對他們的主張也不感興趣，所以經常把他們直接交給警察。這一切，就像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說《處女地》中所描述的那樣。
面對著農民們的冷漠，民粹主義者們並沒有輕易地放棄自己的理想。他們決定，要在沒有人民參與的情況下，甚至違背人民意願的情況下，通過恐怖活動和政變行動來推翻腐朽的沙俄政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宣稱自己的行動是「人民的意志」，即使大部分人民對他們並沒有興趣。最終，在1881年，他們成功地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也斷送了俄國漸進改革的道路。
他們為什麼要刺殺俄國有史以來最開明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呢？亞歷山大二世解放了農奴——解放了地主曾經擁有的、佔了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在1861年的農奴解放之前，農奴們經常被買賣，或者在地主們打牌賭博中當賭注。這場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也被當時很多有識之士所讚頌的。當然，改革的不徹底性，也帶來了地主階級和大量失地農民的不滿，使得社會愈發的不穩定。
亞歷山大二世其他的「偉大改革」，還包括建立自治機構，首先是在農村（1864年）建立，然後是在城鎮（1870年）建立；整個司法系統模仿著西方的模式進行著改革； 1874年，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革，將強制性服役從25年減少到6年，這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然而，這一切的「善政」卻沒有得到激進分子們的擁護。激進分子們堅持認為，恐怖主義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在法律和和平下，我們沒有任何希望，」斯特普涅克直言不諱地宣揚道，「1866年以後，一個人，除非他瞎了或是偽君子，才會去相信，除暴力手段之外還有可能去改良。」在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殺的那一天，他已經批准了一項朝著君主立憲方向發展的改革，只可惜人亡政息。我們至今也無法想像，假如亞歷山大二世沒有被刺殺，俄羅斯會不會走上另外一條道路。
1880年2月在冬宮爆炸之後的可怕現場——這是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企圖之一。（Fine Art Images / Heritage Images / Getty）
然而，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恐怖主義組織「人民的意志」，他們如何殺死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故事，至今被人們津津樂道。他們的刺殺過程並不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了偶然和變數。亞歷山大二世也似乎有著神靈的保護，他總能在襲擊後獲得倖存：恐怖分子在他將要經過的街道埋下了炸藥，但由於沙皇最後一分鐘的臨時安排，結果只炸毀了一輛行李車廂。
契而不舍的恐怖分子，還曾嘗試去炸毀冬宮的餐廳，打算殺死沙皇和其他在場的人。警察其實已經逮捕了一名藏有冬宮地圖的恐怖分子了，並發現餐廳上有一個X標記，所以警衛也仔細地檢查每個進入冬宮的訪客，但他們卻沒有注意進出地下室的工人。
一名恐怖分子毫無困難地找到這個修理地下室的工作，他每天都偷偷帶進來一點炸藥，最終在皇室聚餐時引爆。這次爆炸造成了11人死亡，56人受傷，但亞歷山大二世遲到了，因此幸免於難。「人民的意志」將他們的這次失敗，歸咎於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不守時。
1881年2月27日，警方逮捕了這個恐怖組織的領導人安德烈·熱利亞博夫（Andrey Zhelyabov），但他的情人索菲婭·佩羅夫斯卡婭（Sofya Perovskaya）接手了這個組織。
3月1日，恐怖分子找到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當時一名刺客向亞歷山大二世的馬車投擲了一枚炸彈，炸傷了兩人，但沙皇卻沒有受傷。可沙皇並沒有繼續前進，而是停了下來，下車看望傷員。第一個炸彈投擲者剛剛還在感慨地說，「看來他仍然要感謝上帝」。馬上，第二個恐怖分子向他投擲了一枚炸彈，並準確地炸中了沙皇。幾個小時後，受傷的沙皇死了。後來，「人民的意志」在薇拉·妃格念爾（Vera Figner）的領導下，又倖存了幾年。
亞歷山大二世被刺殺的時候所穿的制服，被炸得衣服破碎而沾滿了血跡。（Album / Alamy）
一個官員人人自危的沙俄時代
在俄羅斯的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里，這是一個被時人貶稱為「小事時代」的年代，恐怖主義者們似乎都放假了，一片風平浪靜。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1887年3月1日，在亞歷山大二世被暗殺的六周年紀念日里，一群恐怖分子計劃向馬車投擲炸彈，去謀殺他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三世，但這次被警察攔下來了。除了沙皇赦免的其中五人，其餘恐怖分子被判處了死刑。其中一名被絞死的人，是該組織的領導人和化學家亞歷山大·烏里揚諾（Alexander Ulyanov），他是弗拉基米爾·列寧的哥哥，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此次事件激勵了年輕的列寧走上革命的道路。
當革命恐怖主義活動在1900年後死灰復燃的時候，它變得前所未有的廣泛，甚至呈現出驚人的恐怖程度，其革命的氣質越來越濃。社會主義黨——革命黨（或SRs）成立於1901年，立即建立了一個領導大規模恐怖活動的組織。它三個領導者中的每一個——第二個是薩文科夫——都有神話般的名聲和地位。1879年，「人民的意志」有大約500名成員，但到1907年，SRs有45,000名成員。他們有非常多的炸彈，它們被稱為「橙子」 ——它製造了當時人們的一個日常玩笑——當時俄國人們總說他們害怕水果。1902年，SRs殺害了內務部部長迪米特里·西匹亞金（Dmitri Sipiagin）和1904年他的繼任者維雅切斯拉夫·凡·普勒維（Vyacheslav von Plehve），以及1905年他們殺害了沙皇的叔叔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Sergei Alexandrovich）等人。
Sofya Perovskaya和Andrey Zhelyabov在審判期間的素描圖。 為了刺殺沙皇，這對戀人和其他幾個同謀一起被絞死。（Azoor Photo Collection / Alamy）
正如安娜·蓋夫曼所統計的那樣，在1905年至1907年間，大約有4,500名各級政府官員被謀殺，另外至少有2,180名普通百姓遇難，2,530人受傷。1908年1月至1910年5月期間，當局記錄了19,957起恐怖襲擊，這奪去了700名政府官員和數千名無辜者的生命。
革命恐怖分子們還搶劫——自稱為「徵用」——這在當時司空見慣。他們不僅搶劫銀行和皇家財政部，還搶劫地主和商人，最後直接搶劫窮人。
據一位自由派記者說，當時每天 「在首都、省城、地區城鎮、村莊、高速公路、火車、汽船上，經常發生搶劫案」。在那個年代，謀殺案居然比交通意外還常見。
SRs並非唯一的恐怖組織，各種無政府主義革命團體犯下了更多的罪行。當時社會秩序趨於解體，各種革命投機分子、罪犯都加入了恐怖主義陣營，彷彿給自己貼上革命者的標籤之後，所作所為就變得光榮正義了。當然，這也由於革命者自己招募了很多恐怖分子，還激勵了他們的暴力行為。革命的派別林林總總，普通人很難在革命和刑事犯罪之間划出清晰的界線。
一些革命恐怖分子會把他們的部分財產帶到一個恐怖組織，剩下的錢用來買別墅甚至做他們自己的生意。在里加，革命恐怖分子還建立警察巡邏隊，對居民進行徵稅，甚至創建了自己的秘密警察來監督哪裡有不忠於他們的行為，基本上代替了當地的無能的政府。
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傾向的專家們和工業實業家們依然給予他們大量的支持：他們提供了隱藏武器的公寓，並捐出了大筆資金。恰如列寧曾說「當我們準備絞死資本家時，他們也會把繩子賣給我們」，但列寧最好說「他們也會給我們買繩子」。
自由主義者們在法庭，媒體和議會中自豪地為革命恐怖分子辯護。自由主義傾向的立憲民主黨（Kadet）黨領袖保爾·米留科夫（Paul Miliukov）宣稱「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我們應該嘗試一切手段」。「立憲民主黨人拒絕了政府對政治犯的大赦，除非它包括恐怖分子。其實他們很清楚，恐怖分子出來後會立即恢復去殺害政府官員。「譴責恐怖？」立憲民主黨領導人伊凡·彼得隆科維奇（Ivan Petrunkevich）稱， 「絕不！ 那將意味著黨的道德的毀滅！」
如果恐怖活動的目的是讓沙俄政府的士氣低落，那他們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當時沙俄政府的官員人人自危，有一名記者想寫新任命總督的人物專稿。他聯繫了總督，但總督回復道，不要打擾我，你們隨便寫吧，當我的訃告發出來就好了。
是什麼原因讓他們成為了恐怖分子的？
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小說《1914年8月》里，有一段關於恐怖分子家庭繼承的描寫，我們可以從中管中窺豹：兩位在政治上非常激進的女性阿塔利婭和阿格妮莎努力地撫養他們的侄子薩沙和侄女維羅妮卡成人。薩沙願意遵循家庭傳統，成為像叔叔安東一樣的恐怖分子，但維羅妮卡經常一群底層人民一起玩，包括她的底層朋友耶利科達。她更喜歡那些美麗的詩歌，而不喜歡恐怖活動。
當維羅妮卡提到，他不太贊同激進分子的「群眾恐慌行為」時，那兩位阿姨指責她是「虛無主義者」。她們認為，「像耶利科達這樣蠢女孩，可以做她們自己喜歡的事情，因為她們的家庭是商人，或者是罪惡的洗錢者」，但維羅妮卡不一樣，所以必須改變她的行為方式。
「在我們的生活里，」她們告訴維羅妮卡，「女孩們是幸運的——你也是，妮莎！——薇拉·妃格念爾是我們的偶像。這是你未來的人生。」大家都了解「聖人」薇拉·查蘇利奇，她被無罪釋放了，「在俄羅斯的歷史上，沒比她開手槍射擊的那刻更輝煌的了」，她們接著說，「這是我們女性需要繼承的輝煌傳統」，她們的榜樣還包括「鐵娘子」索菲婭·佩羅夫斯卡婭，她不僅指揮了暗殺沙皇的行動，而且還成為第一位因政治罪被處決的俄羅斯女性。還有朵拉·布里利安特（Dora Brilliant），索爾仁尼琴稱她的「黑眼睛閃耀著恐怖主義的神聖喜悅」。還有另一名女子成了自殺式炸彈襲擊者，「這是對正義的狂熱！她把自己變成一個行走的人類炸彈！」那兩個阿姨很興奮。「她們才是女人！俄羅斯的驕傲！」在她們看來，比自殺更好的是，能夠在一次審判中發表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講，然後體驗「更大的幸福——在絞刑台上死去！」
當維羅妮卡從殺戮中退縮時，阿姨們寬慰她說：這要看具體是誰做的，同樣的行為，不是同一個人做的，就不是一樣的行為，就像人們無法把解放者說的話和壓迫者說的話相提並論……恐怖分子撒謊是為了真理，恐怖分子殺人是為了愛；黨會像耶穌一樣把所有的罪責歸咎於自己，使製造恐怖不再是謀殺，徵用不再是搶劫。
維羅妮卡在她們的詭辯中屈服了，但並不是因為她真的「愛人民」。相反，她只是無法抗拒這種「地下生活的不穩定性，實際上，這種生活是一系列激動人心的冒險」 。
索爾仁尼琴說得對：在恐怖分子的回憶錄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們很少表達對他們所造成的不幸的在意。「我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同情並不是讓我成為恐怖分子的原因，」恐怖分子薇拉·查蘇利奇解釋道。
那是什麼讓他們成了恐怖分子？查蘇利奇講，她是這樣的一個女孩，她希望成為一名基督徒的殉道者，但當她失去信仰時，恐怖主義便給她提供了替代殉難的選擇。像維羅妮卡一樣，有些人被恐怖主義傳記中刺激的冒險生活所吸引。因為當恐怖分子，生命很可能在每個時刻都很危險，但也很刺激，這令人上癮。許多恐怖分子會說，如果不再犯下另一起謀殺罪，他們就無法長壽。
查蘇利奇還將恐怖主義視為遠離人生各種其他慾望的一種方法。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她喜歡恐怖分子圈子裡的緊密友情。因為危險能讓他們形成親密的關係，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很多恐怖分子還會覺得自殺式襲擊很迷人，是一種美學般的殉道方式。我們經常將自殺性爆炸視為一種現代發明，但它也是由俄羅斯人在十九世紀末所開創的。
這些回憶錄的自傳作者們從未想過，他們的動機其實完全是自私的。相當於，他們說我為了自己的某種滿足，所以去搞恐怖襲擊。其他人的痛苦，像人民的苦難，只是一個借口。有趣的是，在薩文科夫小說里的一些主人公，確實知道這種謀殺，首先是一種對自我的肯定。
他們將恐怖當成一種形而上的純粹之美，可以說是一種行為藝術。美學家認為「為藝術而藝術」，恐怖分子們也認為他們應該「為恐怖而恐怖」。比如，「早些時候我會有一個借口，」一位薩文科夫的主人公在小說里說道，「或者為了一個理由，比如說我為了實現某種理想而殺人……但是，現在我已經是為我自己的緣故而殺人了。我想殺了，我就殺了……為什麼為了理想而殺人是正確的？……為了自己而殺人怎麼就不正確了？」
「要成為一名恐怖分子，必須不斷地欺騙」
與克魯泡特金的自傳里所體現的高尚精神不同，妃格念爾是一個立場鮮明的人。她的觀點無法從其他的任何角度出發，她自己就代表著一種立場。「我的思緒並沒有被觀念和懷疑所困擾，」她解釋道。她將自己早年的生活，描述為突然發現一個又一個無可置疑的真理的過程。
「一旦得到我的承認，每一個真理都會成為我遺囑上的強制性要求。這就是我的性格。」雖然她不屑於堅持任何特定的社會主義綱領，但她確信，社會主義能夠立刻治癒所有的社會弊病。當她斷定改革只能緩解社會疾病，只有社會主義革命能徹底消除它們時，她走向了革命。
恐怖組織「人民的意志」的領導人Vera Figner，她在斯大林時期的監獄和流亡中倖存了下來，但她到死都冥頑不化。（Hulton Archive / Getty）
在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堅持認為，任何與黨派教條有所不同的人都應該遭到清算：沒有細微差別或中間立場。妃格念爾也對此贊同，因為這沒有其他方法了，對於立場不同的人，只能採取肉體上的消滅。「如果說服他（不同意見的人）的所有手段都被用過，而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她實事求是地說，「革命者只剩下肉體上的暴力了：用匕首、左輪手槍或炸藥。」
妃格念爾解釋說，要成為一名恐怖分子，就必須不斷地欺騙。一個人生活在假身份之下，其實經常會濫用他人的信任。但是，在她發現她自己被欺騙時，她卻很震驚，這也許會令我們難以置信。
事實證明，她的同志德加伊夫（Degaev）是在為警察工作的卧底。他的背叛直接導致了妃格念爾的被捕， 「德加伊夫的背叛，動搖了生命本身的基礎。沒有信念的革命者能如何行動？他居然能對我撒謊……經歷這樣的背叛是一種超越所有言語的打擊。它剝奪了人類的道德之美，革命之美和生命之美本身。」就如索爾仁尼琴說的那樣，在恐怖分子的邏輯里，雖然都是同樣的欺騙行為，但因為它們不是同一個人做的（恐怖分子是為了真理，而警察是為了腐朽的政權），所以是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同的行為。
妃格念爾還說，在索菲婭·佩羅夫斯卡婭殺死沙皇之後的不久，她「在街道上被設套抓住了。」她說，對恐怖分子的監禁是極不道德的，她還聲稱，她被釋放後，一定會立即恢復殺戮。沙俄政府怎麼能為自己辯護呢！對於無辜者的死亡，她只是漫不經心地提到。好像天底下沒有任何人，能夠嚴肅地譴責她的行為。比她的行為更可怕的，是她的心態。用這種邏輯推理的人，可以為任何想做的事情辯護。
只在乎「被選中的少數人」，而不是受苦的人民
在流亡國外的革命者里，沒有比謝爾蓋·斯特普涅克更厲害的宣傳者了，他的魅力、他的語言、他的文學才能和演說技巧都首屈一指。斯特普涅克還用俄語輔導過康斯坦斯·加內特（Constance Garnett），並建議她翻譯屠格涅夫，並幫助糾正她早期的翻譯作品。加內特後來繼續翻譯了大約70卷本俄國經典文學作品，她的許多版本至今仍然是翻譯得最好的版本。
俄國恐怖分子Sergei Kravchinsky——經常被稱為Stepniak——他暗殺了Mezentsev將軍，並因其作品成為倫敦文學圈受尊敬的人。（蘇格蘭藝術家William Strang用照片作為這幅素描的摹本，現在藏於大英博物館。Painters / Alamy）
斯特普涅克因他的《Underground Russia》（1882）贏得了他在西方世界的文學名聲。這本書用義大利語寫成，但很快翻譯成英語、瑞典語、德語、法語、荷蘭語和匈牙利語。
斯特普涅克的專業研究者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o）認為，要理解他為什麼把這本書寫得跌宕起伏，就要看一封他寫給一些革命同志的信。在信中，斯特普涅克解釋說，之所以寫得這麼曲折，是為了讓有禮節的歐洲自由主義者們相信，俄國的激進分子也有著自由主義者的理想——雖然這是一個十足的謊言——即要向西方人說明，他們是被迫訴諸暴力的。
他告誡他的同事們說，如果以俄國革命恐怖主義者之間的談話方式去與西方人交談，西方人是不會同情我們的，所以必須省略我們的計劃，並闡明俄國社會主義者們的願望，和他們的社會主義者們的願望暫時是相同的。斯特普涅克強調「暫時」，意思是俄國激進分子要的公民自由，只是為了讓他們的恐怖活動進行得容易些，他們的最終目標並不相同。「用俄語對俄羅斯青年的進行宣傳的同時，當然應該跟對西方進行宣傳用完全不同的講話風格。」
不止一位評論家將《Underground Russia》與東正教的《Paterikon》進行了比較，這書是記載了一系列聖人生活的故事。斯特普涅克首先描繪了一幅「恐怖分子」的複雜肖像：「他高貴，可怕，令人難以置信的迷人，因為他結合了人類偉大的兩個崇高：烈士和英雄……從他內心深處發誓的那一天起，要讓人們獲得自由……他知道他將獻身於死神……孤獨，困惑，貧窮，他承諾他將成為憤怒的人類的捍衛者……就如撒旦反叛上帝般傲慢……他有超人的能量，讓世界震驚……這就是恐怖分子。」即使我們不關注這樣的修辭，也不難發現在斯特普涅克的書中，受迫害的心態是如此普遍。斯科特精明地指出，斯特普涅克讓恐怖分子成為了受害者，他從來不說實際他們做過的殺戮。甚至在刺殺梅津采夫事件上，他也不是說，梅津采夫是他刺殺的，而是因為他所謂的「恐怖主義」：「在1878年8月16日……恐怖主義，將梅津采夫將軍處死了……面對專制，讓我們大膽地面對挑戰。」
斯特普涅克的小說比他的回憶錄更為坦誠。在19世紀70年代後期，《The Career of a Nihilist》（1889）描述了一群恐怖分子，他們在策劃暗殺和逃獄時，辯論恐怖主義的道德。為了減緩主人公安德烈的痛苦，一位同志貶低所有意識形態為「形而上學」，並鼓吹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信恐怖主義。當安德烈愛上一個新皈依的恐怖主義者塔蒂阿娜時，他們必須反思已經與革命結了婚的人的俗世愛情的正當性。
安德烈看到他的同志齊瑪被絞死的那一刻，「他身上的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所有的感覺「都被一些激動的、爆裂的、難以描述的東西所淹沒……這是對殉道的一種積極渴望，一種感覺……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幸福夢想。」安德烈試圖殺死沙皇，卻因失敗而被抓，並被判絞死。最後，寫作者結束了小說：「他已經死了。但他的任務，並沒有消亡。它從失敗走向失敗，為了走向最後的勝利。在我們這個悲傷的世界中，除了被選中的少數人的痛苦和犧牲之外，其他人註定無法獲得這種勝利。」
「被選中的少數人」，而不是為了受苦的人民，這是恐怖主義者的回憶錄和小說里最在乎的人們。
恐怖本身就是目標
薩文科夫的生活不僅活得像小說一樣，而且正如歷史學家琳·艾倫·帕蒂卡（Lynn Ellen Patyk）所說的那樣，他有意識地按照小說的方式去生活。起初作為SRs戰鬥組織的負責人，薩文科夫組織了好幾次重要的暗殺活動。後來，他嘗試建立一個新的作戰組織，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軍隊服務，成為了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臨時政府的一名內閣成員，建立了針對布爾什維克的恐怖組織。
一位布爾什維克的官員假裝成為他的一名追隨者，從國外引誘了他回國，並逮捕了他，判他死刑。但他提出，他想加入布爾什維克。他懇請「契卡」的創始人捷爾任斯基，僱傭一個像他那樣的更恐怖的人。但在不久之後，在1925年，他可能自殺了，更有可能被布爾什維克拋棄了，他的結局就暫時沒有資料記載了。
恐怖分子、刺客，也是小說家的薩文柯夫，左二，在1924年因參與了反布爾什維克行動的審判中。（Fine Art Images / Heritage Images / Getty）
在薩文科夫的小說《What Never Happened》中，主人公意識到，「他已經愛上了，是的，是的，愛上了恐怖。」在薩文科夫自己的回憶錄中，他一次次地描述著這種對恐怖的激情。
他的朋友卡利亞耶夫（Kaliayev），一個幾乎和薩文科夫一樣出名的恐怖分子形容他，「夢想著未來的恐怖……他對我說……』沒有炸彈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再是社會主義革命』。」薩文科夫形容他崇拜恐怖，就如宗教崇拜一般。
薩文科夫的職業生涯，展現了大多數（就算不是全部）革命恐怖主義者的人生目標的變化。起初，他的目標是為了社會正義，他認為必須通過革命來實現。很快，目標就變成了革命本身，而革命本身就需要恐怖。最後，恐怖本身就成了目標。最終只有一個立場，就是更加激進。對他而言，不管什麼時候，妥協意味著怯懦和被收編，所以必須向更的大恐怖走去。最終，恐怖吞沒了他，恐怖也結束了他的職業生涯。
革命恐怖主義在俄國留下了深遠的影響，這條政治邏輯的線索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紀的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里曾寫道，恐怖主義的成功，取決於喪失控制的自由社會的支持，這被證明是準確的。將人們只被分為朋友和敵人的時候，慶祝正義的憤怒以及過度被浪漫化的暴力，最終只會導致一個基於純粹恐怖統治的社會。在以人民的名義之下，激進的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者們，也可能使得少數人的極權統治成為可能。
（原文作者：GARY SAUL MORSON，原文標題 Dagger and Swagger:The Literary Legacy of 19th-century Russian Revolutionary Terrorism。原載於 The Weekly Standard，2018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