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岡便當生產流水線前打瞌睡的日子
《日本新華僑報》「賢眼窺日」專欄作者 王景賢
如今，我還清晰地記著，那是上個世紀1994年下半年的事情了。那時，我作為自費留學生剛到日本福岡不久，真的需要錢。情急之下，我找到了一份夜間便當盒飯生產線的工作。因為白天要上學，晚上要在餐飲店洗碗，所以我應招的工作時間是在夜裡12點到第二天早晨6點。相對於傍晚750日元的「時薪」工資來說，夜間的每小時850日元的工資，對我來說就過於完美了。
通常我的工作就是放幾塊兒鹹菜，或者一個飯糰什麼的。漸漸地我也習慣了這份工作。可以一邊和旁邊的一位叫安田的日本阿姨聊天，一邊輕鬆有餘地應付著傳來的便當盒。安田阿姨是個身體略有些發福的40來歲的中年婦女，雖然只能看到一雙大眼睛，但可以從她的眼睛和不緊不慢的說話聲中判斷出她是一個尋常而溫和的女人。
對安田來說，那時的我似乎更像一隻快活的小鳥。因為只要她隨便問一個話題，我都會咯咯咯地發出一串銀鈴似的笑聲後進行回答。記得她對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年輕人，真是快活」。
安田告訴我，她是一個家庭主婦。因為貸款買了房子，又有小孩兒需要念書，反正家人一起吃了晚飯後也沒什麼需要做的，就出來賺點錢貼補家用。她的話給了我不少衝擊，因為在我印象中日本的家庭主婦只是做好份內的家務，每天早上送丈夫出門，再每天晚上對丈夫說「您回來了？先洗澡還是先吃飯？」安田卻告訴我，像她這樣的主婦其實很多。
我們每天有說不完的話題，有時說起她家的貓，有時說起我尚年幼可愛的侄子。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每天一邊說一邊咯咯笑，日子流逝得飛一樣地快。
然而，因為我要一邊上學一邊打兩份工，每天的睡眠合起來幾乎只有5個小時左右。漸漸地我開始感覺嚴重的睡眠不足，而流水線作業又是單調乏味催人入睡的。於是，我經常會在流水線邊上站著就打盹兒，結果是負責貼在盒上的標籤會貼反，或者放在盒裡的飯糰會放歪。站著打盹雖然也是一種特殊功能，但畢竟是一種麻煩。每逢這時，就會聽見在流水線最前端驗貨的60多歲的樋口阿姨大聲喊：「小大姐，小大姐！又睡著了！」樋口阿姨雖然已經60多歲，但聲音嘹亮而清脆。不管什麼時候，她的一聲招呼，保准能夠讓我瞬間清醒。於是，我會用同樣嘹亮但有點兒睡意的日語，大聲道歉說「對不起啦」。
我的這種伎倆並沒有因為說了「對不起」就改悔，因為身體是誠實的。除非碰上寒暑假我可以利用沒有課的時間在白天睡一覺，否則，幾乎每次工作時我都會禁不住出現站著打盹兒的現象。時間長了，大家也習以為常。樋口阿姨的嘹亮的提醒聲和我的道歉聲，幾乎成了那半年左右生產線上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我站著打盹兒的生產流水線生活，一直堅持到大學考試發榜，也就是我離開福岡之前。臨走之前，我向安田和周圍一起打工的幾個叔叔阿姨們打招呼並致謝。他們熱情地祝賀我，安田從白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裡流出了惜別的目光和亮晶晶的淚珠。
那時，我也年少。最後一天離開工廠時，已是隆冬時分。騎車回家的路上，兩行清淚，結凍成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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