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隨筆】乾隆皇帝：完美主義下的國家治理
原標題：【文史隨筆】乾隆皇帝：完美主義下的國家治理
一
命運寵兒
與雍正帝相比，乾隆實在過於幸運。
早在年幼時，乾隆（弘曆）就得到了老皇帝康熙的特殊眷顧被帶到宮中養育，這種情況只有當初太子長子弘皙才享受過，康熙此時已經有了近百個孫子，弘曆的出色讓視覺麻木的老皇帝康熙感到少有的滿意。祖孫半年的相處，也讓康熙感受到少有的天倫之樂。老皇帝親自教給孫子射箭：「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滿連中，皇祖必為之色動。」（《避暑山莊紀恩堂記》）
不僅如此，弘曆更是雍正極其喜歡的一個兒子，為此煞費苦心把這個孩子介紹給康熙親近。對此，乾隆弟弘晝記載說：「吾兄隨皇父在藩邸時，朝夕共處，寢室相同。及皇祖見愛，養育宮中，恪慎溫恭。皇父見之，未嘗不喜，皇父聞之，未嘗不樂。」
《平安春信圖》
雍正在弘曆成年後封他為寶親王。在諭旨中這樣說：「皇四子素為皇考鍾愛，今年歲已二十外，學識增長，朕心嘉悅。」對弘曆的喜歡雍正是發自內心的。知子莫若父，弘曆學業非常紮實，先天資質在這個龐大家族中屬於頭等，凡是當天的學業完成得又快又好。老師蔡世遠評價這段時間說：「皇四子（弘曆）無日不酌古准今，朝吟暮誦，無日不構思抽秘，據案舒毫。」（《樂善堂文抄序》）
當時服務於宮廷的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畫了一幅《平安春信圖》表現了一種繼承、延續的觀感。
雍正猝然離世檢驗了秘密立儲的接班制度的水平，總體來看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接班。
當聽到宣讀：「寶親王皇四子弘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仁皇帝於諸孫之中，最為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今既遭大事，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清實錄》）張廷玉在《年譜》記載：「新皇聽到自己繼承皇位，痛哭伏地，王大臣再三勸解，仍不起來。」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然而以乾隆的性格不會被空洞的道德辭彙所束縛，他站在政治最高端開始設計屬於自己的國家理想。雍正鐵腕治國十三年，天下處處充滿了高壓緊張的空氣，作為他的兒子更能體會到這種嚴寒政治。做皇子時他寫過一篇習作課業《寬則得眾論》，其中說：「誠能寬以待物，包荒納垢，宥人細故，成己大德，則人亦感其恩而心悅誠服矣！」知子莫若父，對於兒子和他的性格差異，雍正曾經警示過他，據乾隆說：「皇考嘗以朕為賦性寬緩，屢教誡之。朕仰承聖訓，深用警惕。」（《清實錄》）
然而新皇帝還是迫不及待地對雍正的政治遺產進行大幅度調整或是否定。首先他恢復了被雍正開除宗室後人的身份，讓他們又成了天潢貴胄，給予物質和名譽上的生活優待。其次陸續赦免被雍正重處的將領如傅爾丹、岳鍾琪，就連嚴重文字獄的主要打擊對象的後人，乾隆也下令放回其被流放的親族。最後大幅度改變雍正時期的主要施政政策如停止清丈土地、停廢契紙契根法、停止營田水利和井田、停止捐納。
這一系列的做法，與雍正得罪遍了整個集團，收攬了當時幾乎所有惡名相比，乾隆一下子受到廣泛讚譽。「高宗登基，所布詔令，善政絡繹，海宇睹聞，莫不蹈舞」（《郎潛紀聞二筆》）。「純皇帝即位時，承憲皇嚴肅之後，皆以寬大為政。罷開墾、停捐納、重農桑、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嘯亭雜錄》）。朝鮮使臣也如此評價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於罪台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乾隆的春風徐徐吹遍了帝國的每個角落，讓人感到冰雪消融，似乎看到了大清帝國久違的太陽。他的寬仁思想深受祖父康熙的影響，正如他自己說：「孫臣時雖少，然受皇祖深恩，嘗思久侍慈顏，長領訓誨，謹身約束，庶無過尤。」從始至終，乾隆對康熙滿含深情，懷念終生，以至於在晚年提前禪位的重大理由更是因為不敢超越祖父的在位時間。
二
靡不有初
理政之初，雖然大幅度調整雍正時期的政策，但在高層人事方面卻未有重大改變，乾隆對此說：「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清實錄》）。然而雍正留下來的兩個重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儼然成為水火不容的兩大派系。
「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斗」（《嘯亭雜錄》），乾隆後來對此總結說：「朕初年，鄂爾泰、張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乾隆初年，詔廷臣集思廣益，至再至三。然諸臣章奏亦不過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時事之大者莫過於鄂爾泰、張廷玉門戶之習，初未聞一言及之。」（《清實錄》）
對此局面，他盡量搞政治平衡的同時，儘快搭建政治班底。
有一次，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乾隆本想叫被罷官的張照擔任。但是那一段時間鄂爾泰有事沒能上朝，只有張廷玉在自己身邊，而張照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乾隆「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
幾年後鄂爾泰去世，乾隆重用提拔了三十多歲的訥親為軍機大臣，列於張廷玉之前，一年後，又命「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興赴闕，未免過勞，朕心軫念。嗣後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這實際上是宣布，張廷玉不再參與核心機密，讓他退居二線。
史載訥親「訥人亦敏捷，料事每與上合」，「以清介持躬，人不敢幹以私，其門前惟巨獒終日縛扉側，初無車馬之跡」（《嘯亭雜錄》）。之後的訥親日益膨脹，主持吏部和戶部實務時得罪許多督撫，後來督師金川，因戰爭失敗而被處死，其中本質原因就是最終沒處理好與乾隆和眾權貴的關係。新皇帝不僅手腕強硬，而且極端聰明的情商，讓官僚集團愈來愈畏懼這個年輕帝王。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修理太廟所用的「慶成燈」，申請領銀300兩又200串錢，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摺，但精細的乾隆覺得「此燈不過略為粘補修理，何至用銀過如許之多？」工部官員以為皇帝不懂工部業務含混敷衍說：這筆錢是預支的，將來按實用報銷，剩餘的交回。誰知新皇帝登基以來，雖然日理萬機，卻日夜提防臣下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將百出」。「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任意飾詞朦混，甚屬乖謬」。為此乾隆小題大做，整個工部衙門全部被降罪。尚書、侍郎或被調離，或被降級，最僥倖的也受到罰俸。此事一出，滿堂朝臣無不震驚惶悚，再也不敢輕視乾隆。一位御史曾大膽指出他明察太過、師心自用的弱點：「臣蠡測管窺，以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
不僅如此，乾隆早期的勵精圖治非常有恆，儒學的深度滋養，讓這個年輕皇帝做事有規律，恪守儒家行為規範。乾隆五年（1740年），由於接連宴請外藩蒙古王公，召見大臣，他患上了重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上奏請減少工作量，「寡慾以養身，握要以圖政，保養精神。」不料乾隆反而批評這名御史說，「暑去寒來，人的身體不適應也很正常，至於因為自己累與不累，就將國家政務，不親自去做，就會越來越鬆懈」（《清高宗實錄》）。
乾隆朝服畫像
乾隆十二年（1747年）春天，他寫了大量的求雨詩作：「正月望雪，繼望雨，二月以後雨而少慰。三月十五前後復望雨，下旬至四月初，雨足而大慰。」（《諭制詩初集》）。這些拳拳之心都體現他早年期盼風調雨順、國富民強的心情。「朕於各省雪雨情形，民食攸關，無時不為繾念」，與此同時他極端重視賑災救荒，每年各省申報夏收、秋收的成數，他幾乎都要寫成詩，苦口婆心告誡官吏，要體恤民情，盡心救災。
與雍正相比，乾隆早期澄清吏治、懲治腐敗的力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首先反腐從細節抓起，他明確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以送「土宜」即打著土特產旗號相互饋贈，為此他說：「持廉之道莫先于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與此同時，要求督撫公款吃喝一切費用「應出資自辦」，派委屬員負擔宴席費用等事「概行禁革」多年後，他又通知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稟，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這種細化到官吏家人以及工作人員，乾隆應該是第一人。
雍正時期反腐最高壓時，推行過「完贓減等之例」。規定一年之內將貪污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能全部補上，還可以寬限一年，犯官在外可以籌款，第二年仍沒有全能補賠，犯官收監，妻子仍可以補賠。最後貪官們真正處以死刑的少之又少。
乾隆在理政的前二十三年，摒除巨大阻力，毅然決然地廢除「完贓減等之例」，不管貪官家裡有多少錢，貪污白銀只要滿了一千兩（相當於人民幣20萬元）即判處死刑。這一措施，使無數貪官被處死，可以說，這段時期的反腐嚴肅性不打折扣，是繼朱元璋懲貪後的第二個敢於全面執行死刑的皇帝。
總體來看，乾隆反腐成果較為明顯。封疆大吏被處理的就有三十多起，被處死刑的二十餘名，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官員被處死，對全面澄清吏治，打造良好的官場環境起到了重要的威懾作用，也為全面開創「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礎。
三
十全大夢
從乾隆性格來看，追逐完美、風度情調他都堪稱一流，終其一生他對早逝的皇后念念不忘，直到晚年還作詩懷戀，這種對愛情的堅守，在宮廷生活的帝王中很是少見。他在早期不斷擴大國土面積，以一種文化大氣魄全面構建《四庫全書》，打造了不乏浪漫氣息的雄才大略格局。他用了生命的四分之一巡視了自己治下的土地，親自檢驗幾十年來在他兢兢業業治理下的國家發展水平。
繼位不久，他恢復了木蘭圍場的圍獵活動，將這裡變成他回憶祖宗尚武精神的場地。
四年後的秋天，踩著厚厚的落葉，乾隆領著浩蕩的隊伍，帶著深沉的感情，基於後人接力祖業的責任感，再次前往木蘭。這次又從木蘭來到600公里外的「龍興之地」——盛京祭拜祖先陵墓，他說這是學習了康熙實錄後產生的想法：「昔皇祖六十一年之間三謁丹陵，用展孝敬。皇考在位，百度維新，日不暇給……是以十有三年中，未舉是典。」乾隆的意思就是父親雍正沒來是因為脫不開身，這個使命現在落到他的手裡，一定要敬天法祖，把大清的基業繼續推向前進。此後他又先後六次去五台山感受佛教文化，接連八次去山東頂禮儒家文化。
六下江南後來成了他標榜自我的一件政治大事，「吾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幾次下來，雖然親眼看到治下出現太多的貧窮和底層的冤屈，但他認為那不過是發展中存在的幾個小瑕疵而已。不難得出，乾隆早期，社會趨於平穩，矛盾較為緩和。到了中後期，乾隆逐漸懈怠，並全力追求自身美名，而將政治功業當成一己之私。而且人口驟然增多，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後來逐漸嚴酷的「文字獄」，則源於乾隆對政治安全的不自信。
隨著日趨追逐個人歷史定位，在完美性格的驅使下，追求歷史崇高聲譽是他晚年最為在乎的政治大事。
首先他認為，大清在他的全面領導下，已經被締造成世界型一流國家，由此他成了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人」
在舉行完兒子嘉慶「禪位」大典後，他和歷代君主開始比較武功、比較在位年齡，甚至比較兒孫多少，並且因為「五世同堂」而深感得意：「飛章報喜達行軒，歡動中朝及外藩。曾以古稀數六帝，何期今復抱元孫。」此刻的乾隆認為玄孫的出生，連藩國都為之感到高興，他的福氣之大，已經超過元世祖和明太祖。並且他成了超過七十歲的皇帝中年紀最長的皇帝之一。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因為廓爾喀求和，乾隆親自撰寫《十全武功記》，將即位以來的十次戰爭拼湊為十全武功，實際上，這所謂的十全拼湊得十分勉強。十次有四次是失敗的，而且對金川之戰勝得非常不光彩。此刻他已經不管這許多，晚年的乾隆醉心於帝王排名表，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四
所謂盛世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歷史規律再次全面體現在乾隆理政上來。「酉初已懶睡，酉正無不醒」，嚴重失眠導致乾隆皇帝精力日趨下降。想當初「年高少寐，每當丑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清高宗御制詩》）。
與老年相伴隨的是無可奈何的懈怠，作為帝國最高領導人的每一個情緒變化都將對國家發生重大影響。此刻的老皇帝就是搭建在自我的盛世大夢中，執著完善著自己的「十全」，強烈的完美性格在此刻愈加深刻地表現出來。
遺憾的是，這段他自認為是「十全」的時刻，其實恰恰是國家治理全面走向滑坡的前夜。
腐敗大潮再次洶湧襲來，雍正和乾隆早期政治成果隨之東流。中後期的全面腐敗大體呈現三個特點：
一是腐敗趨向全面化。乾隆前期，在雍正反腐成果的基礎上，貪污案件發生很少，偶有發生，涉案數額也不大。從乾隆早期處理的幾個案子來看，少者數千兩，多則幾萬兩，極少有上十萬兩者，並且懲治措施極其嚴厲，提督鄂善受賄銀千兩即被處死。到了後期，腐敗案件呈現全面化，並且發生小官巨腐、貪污呈十倍增長速度，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個小小的貴州知州劉標就貪污公款二十四萬兩，第二次金川之戰終，僅僅一個松崗站站員就侵佔公款九萬兩。
二是腐敗官員層次呈高層化。從州府到省級大員，最後到首席軍機大臣，都陷入到貪污泥沼，乾隆對此承認說：「各省督撫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
三是窩案串案頻發，腐敗呈現集團塌方。乾隆後期，官僚隊伍已經將貪腐視為「人之常情」，辦事花多少錢、疏通關係花多少錢、陞官一次需要多少錢，這些都已經成為潛規則。為了政治安全，這些腐敗者互相勾連，在經濟上有牽扯，形成了利益集團，群體性的「窩案」、「串案」不斷發生，往往在查辦時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於上百名官員被揭露出來。
不光如此，晚年乾隆追求極致享受，大肆接受貢品，引領奢靡風氣，整個帝國甚至都在為如何安排老皇帝南下爭相做接待準備，以此獲得歡心。
和珅畫像
隨著和珅不斷取得乾隆歡心、得到重用，為了更好地讓老皇帝享受到極端精緻的生活，他想方設法為皇帝撈錢，在他的主導設計下，由上到下的撈取形成制度，所謂的「議罪銀」即是乾隆晚年政以賄成的標誌。和珅從此便一直處於高層政治生活，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十七歲的和珅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三月，又成為軍機大臣，四月，兼任內務府總理大臣。從男爵到公爵，從戶部右侍郎到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其提拔之快，權重之高，有清一代絕無僅有，很大程度上顯示，和珅的快速提升以及造成的嚴重貪腐，這些都是乾隆晚年一手放縱的政治產物。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為，乾隆親自提拔的和珅為代表的貪腐集團徹底葬送了康雍乾得之不易的政治成果，極大促成了後來的「嘉道中衰」。
乾隆皇帝六十四年的個人專制把整個時代強烈地注入了他的色彩。在統治六十年後，他成功舉行了禪位大典，既收穫了禪讓的美名，又做到了終身保持權力。直到晚年，在白蓮教的起義後，他隱約感到或許他治下的江山已經出現嚴重問題，只不過他不敢接受這些嚴重後果，任何有損他「十全皇帝」的事物都是他極端厭惡的，甚至在鎮壓白蓮教的時刻，他焦灼到想要用「咒語」詛咒死高天德、苟文明兩個白蓮教首領。
他絕對不會想到，在他的時代之後，大清就滑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其痛苦慘狀也創造了歷史之冠。
【作者系黑龍江綏化市文史學者】
責任編輯/謝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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