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來，這三個字總是惹怒中國人
原標題：100年來，這三個字總是惹怒中國人
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一所大學請柏楊去做演講，柏楊說好，演講題目就叫《醜陋的中國人》。負責溝通的人反饋回來說，不行，題目得改。
後來，他拿這個題目去美國演講。聽眾基本是華僑華人，聽完，幾乎沒人鼓掌，大家黑著臉走了。
中國人的前面，一直被冠以「勤勞的」「勇敢的」「偉大的」等褒義詞。突然被冠上「醜陋的」三個字，巨嬰們哪裡受得了？
於是，「醜陋的中國人」把醜陋的中國人，惹怒了。
回看這段往事，總感覺柏楊為了一語驚醒夢中人，大有把自己豁出去的意思。
那麼，他能不能換個說法，不用如此傷人的三個字呢？
▲師爺這個形象，也是國民劣根性的典型。
二
中國其實早就有揭露中國人醜陋的書。乾隆年間，有一本書揭露得挺狠的。
什麼書？《笑林廣記》。
人家多會取書名，硬是把一本國民劣根性的古代實錄，做成了群眾喜聞樂見的暢銷書。
這本書是個笑話集，編纂者叫「遊戲主人」，從頭到尾都很有娛樂精神。裡面很多段子，揭露了中國人虛偽、欺詐、勢利、吝嗇、懶惰、貪婪、腐敗、不懂裝懂等毛病。（當然，這本書對國民劣根性的實錄，是無意識保留下來的，而且書中夾雜趙本山式的對弱勢人群的無情嘲弄，跟梁啟超、魯迅、柏楊等人有意識的批判截然不同。）
舉幾個例子。
有個蘇州人特別善於奉承，常對主人表態，「就是讓我替你去死，都甘願」。一天，主人病得厲害，醫生看過後說，必須用活人的腦髓配藥，方可救活。這時主人想起那個蘇州人來，那人聽後哎呀一聲，說：「我們蘇州人向來都是沒有腦子的。」
有個迷路者，遇上一個人，便向他問路。那人不開口，而是比劃著，表示要給錢方肯指路，迷路者看明白他的手勢，就給了他錢。那個「啞巴」立即開口指明去路。迷路者十分驚詫：「你怎麼會說話了？」那人回答他：「當今世界，有了錢便會說話。」
某貪官開庭，對兩個打官司的人審訊。原告事前送他五十兩銀子，希望給予關照，被告知道後加倍賄賂，送他一百兩銀子。升堂時貪官不問是非曲直，一上來就叫差役棒打原告。原告急忙伸出五個手指說：「老爺，小的是有理的呀！」貪官一看，也伸出五個手指，然後將手往上翻起，大聲說道：「奴才你雖有理，但他比你更有理！」
這樣的段子，在書中俯拾皆是，後來成了相聲、小品等通俗文藝創作的材料，因此現代人也耳熟能詳。
很多人可能要問，這明明是笑話，怎麼就成了國民劣根性實錄？
可見，遊戲主人這個編纂者厲害呀，把中國人罵得一塌糊塗，大家看完沒像找柏楊一樣找他算賬，還哈哈大笑。
究其原因，主要是指代性問題。遊戲主人講這些劣根性，都代之以具體某個人的事，頂多就是地域黑，黑某個小地方的人，絕不會全體性指稱「中國人」「大清人」怎樣怎樣。
中國人是這樣的，反正不是說我，我看熱鬧最好。
清末以來，知識分子掀起的國民性批判卻恰好相反，指稱一定是全體中國人，藝術化的處理也一定是雜糅了國民劣根性的典型中國人形象，讓讀者、觀眾看完有照鏡子的不適感。
所以才會招罵。
中國人很少有自省的能力。同樣的毛病，你通過嘲笑張三李四，可以逗笑我，但你嘲笑到我頭上了，老子就跟你翻臉。這個本事，倒是根深蒂固。
▲梁啟超。
三
從清末開始，有一批人致力於國民劣根性的批判。最早批得最有水平的，是梁啟超（1873—1929）。
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從日本學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自我批判國民性的那套話語。這期間，他一直在思考中國積貧積弱、落後挨打，以及維新變法夭折的原因。
找來找去，發現問題出在國民性上。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清廷及文武百官不惜卑躬屈膝，賣國求安，而廣大民眾對時局的嚴峻則麻木冷漠，隔岸觀火。如此情勢，不亡反倒沒天理了。
梁啟超感嘆道：「以今日中國如此之人心風俗，即使日日購船炮，日日築鐵路，日日開礦務，日日習洋操，亦不過披綺綉於糞牆，鏤龍蟲於朽木，非直無成，丑又甚矣。」
也就是說，不改造國民性，光引進一流的技術、一流的制度，通通沒用。
梁啟超認為，中國人的國民品格中存在許多缺陷，但林林總總，最根本的一點是奴隸性。「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於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於世界萬國之間。」
奴隸性具體有哪些表現？
梁啟超做過形象的描述：
奴隸雲者，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依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侍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無敢不死。
這就是失去自我意識和群體觀念的奴才。
一個社會有一幫奴才，腐朽之氣已經四處可聞。但梁啟超更「殘忍」地指出，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都普遍存在奴隸性，這是一種浸入國民靈魂深處的亡國根性。不僅鄉曲小民對於文武百官自居於奴隸，而且小官吏對大官吏、下級對於上級，無一不自視為奴隸。「舉國之大，竟無一人不被視為奴隸者，亦無一人不自居於奴隸者。」
更可怕的是，奴性越強的人，混得越好，地位越高。
久而久之，奴性變成一種潛移默化的處世哲學，通往成功的必修之路。人們不僅自居奴隸，見到不做奴隸的人，還要對其進行群嘲與打壓。
到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們，應該沒有奴性了吧？梁啟超說，有。他們對內奴役國民，而在洋人面前就成了奴隸和傀儡。
梁啟超堅定地認為，中國人的奴隸性是專制政體造成的， 因為國家視民眾為奴隸，積之既久，民眾也就自視為奴隸。 奴隸不管主人的事， 所以就不關心國家大事。
因此，他犀利的文筆，並非刻薄地指向國民，而是抨擊制度。用他的話來說：
我輩無愛國心，罪也。然非我輩之罪也，專制政體使然也……我輩無尚武精神，罪也。然非我輩之罪也，專制政體使然也……我輩卑屈，罪也。然非我輩之罪也，專制政體使然也。
他的最終目的，是喚醒國民認清專制的本質，讓每個人脫離這種陰影，成長為具有自由、自尊、權利、義務、國家、尚武等思想的新國民。
「苟有新民， 何患無新制度、 無新政府、 無新國家。」梁啟超說。
▲魯迅。
四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梁啟超的國民性批判和新民、新國家設計很到位，但終歸只是震醒了一些讀書人，如此而已。
直到大清亡了，絕大部分中國人還是奴性不改。
五四運動以後，救亡和啟蒙，成為二十世紀兩大時代主題。
民國時期，魯迅（1881—1936）接替梁啟超，成為國民性批判中最偉大的旗手。
魯迅寫過一個小說，叫《風波》。小說中，趙七爺是三十里方圓以內唯一出色的人物，體面，有身份。辛亥革命後，他辮子沒剪，只是盤在頭頂。
小人物七斤有次喝醉酒的時候，罵過趙七爺是「賤胎」。趙七爺記恨在心，「他是要等一個機會，使他能夠既不失禮法人情，既不被周圍人認為自己有失寬宏大度之心，又要達到個人報復的目的。這樣，他默默地忍耐了兩年，讓怨恨之情在內心發著酵，讓報復之心在壓抑中儲著力，因而使之變得陰狠異常，一旦得逞，便會無所不用其極。」
就這樣，趙七爺等到了張勳復辟的消息。因為七斤沒了辮子，皇帝坐了龍庭了，勢必有殺身之禍。
結果，趙七爺嘚瑟了沒幾天，張勳就敗了。他不僅仇沒報成，而且只能默默地再把辮子盤到頭頂上。
魯迅用白描的手法，把趙七爺為代表士紳的奴性、搖擺、虛偽，以及欺負、恫嚇弱者的形象，寫得入木三分。
當然，對於底層民眾，魯迅也沒輕饒。
他不無憤慨地說，「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後來又說，「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
對於知識分子，魯迅批得更凶。因為他自己就是知識分子的一員。他說過，「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至此，他把全體中國人都得罪光了，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他像梁啟超一樣批判國民劣根性中的奴性，但更側重於奴性馴養後中國人形成的卑怯心理。
在這方面，他有很多經典的表述：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
在黃金世界還未到來之前，人們恐怕總不免同時含有這兩種性質，只看發現時候的情形怎樣，就顯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區別來。可惜中國人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示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魯迅進一步揭示出，這種只向弱者動刀的國民性，源於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中等級森嚴的制度。他說：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已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
用他的小說《狂人日記》中一句話，來總結國民劣根性最為貼切。那就是：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與梁啟超改造國民性的樂觀相比，魯迅明顯要悲觀得多。
當他聽說《吶喊》被人當作課本，拿去給小孩和青年進行啟蒙時，他感到大為惱火，不僅「見了《吶喊》便討厭」，並且認為它「非但沒有再版的必要，簡直有讓它絕版的必要，也沒有再做這類小說的必要」。
一個以啟蒙為職志的文學家，居然多次說出這樣悲觀的話來，可見他對國人了解得越深刻，內心就越悲涼。
天底下最難的是改造一個人的人性，更何況是一個國家的國民性！
▲柏楊。
五
當代批判國民性的人中，最出名的要數柏楊（1920—2008）。柏楊的經歷比較崎嶇，曾因為一幅漫畫，在台灣坐了近十年牢。到1980年代，他以「醜陋的中國人」為主題，在各地（主要是美國）演講。
一石激起千層浪。1985年，這些演講以及他的相關雜文結集出版後，迅速在中國大陸、台灣等地暢銷。評價則呈現明顯的兩邊倒，有人譽他為「當代魯迅」，有人說他「不是中國人」。
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柏楊的批判之所以讓人更不適，更有刺痛感，是因為：梁啟超、魯迅等人批判的都是過去的中國人，時間緩解了代入感，許多人讀完就跟讀《笑林廣記》一樣；而柏楊的批判也會引入歷史，但矛頭所向皆是現在的中國人，於是每個人都無可迴避地陷入靈魂的拷問。
魯迅曾把國民劣根性養成的社會土壤稱為「黑色染缸」，柏楊發展了這一概念，稱這種文化為「醬缸文化」，把受這種「醬缸文化」毒害的人稱為「醬缸蛆」。他分析說：
由於長期的專制封建社會制度的斫喪，中國人在這個醬缸里醬得太久，我們的思想和判斷，以及視野，都受醬缸的污染，跳不出醬缸的範圍。年代久遠下來，使我們多數人喪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氣，一切事情只憑情緒和直覺反應，而再不能思考。
魯迅說「現在的闊人都是聰明人」，很多人覺得這是誇獎之辭，柏楊比較少採取反諷，一上來就是狠狠地扇耳光。他最著名的一句話是：
中國人就像醬缸里的蛆，喜歡在渾濁惡臭的環境里相互攪來斗去。
魯迅時常揭露中國人愛向弱者動刀，柏楊則時常痛感中國人熱衷窩裡斗，無分強弱，耍陰鬥狠，樂在其中。
他愛拿中日做對比，說：
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看起來都像一條豬，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就在台北，三個日本人做生意，好，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國人做生意，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你賣五十，我賣四十，你賣三十，我賣二十。所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中國人講起話來頭頭是道，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下可以治國平天下。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場上，在不需要有人際關係的情況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三條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蟲都不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
所以他在演講中感慨：「我們是這樣大的一個國家，有資源，有人口，八億或者十億，能夠同心協力的話，我們在亞洲的情況，哪裡會不及日本？」
同樣是中日對比，他還說過：
日本人就有一種本事，學什麼，像什麼，而中國人卻學什麼，不像什麼。日本人這種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學人家的優點，學得一模一樣。中國人只會找出借口，用「不合國情」做擋箭牌，使我們有很好的拒絕理由。甲午戰前，日本人到中國海軍參觀，看見我們的士兵把衣服曬在大炮上面，就確定這種軍隊不能作戰。我們根本不打算建立現代化觀念，把一切我們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曬在大炮上的衣服拿開，也都推說「不合國情」。
跟國民性批判的前輩們一樣，柏楊的出發點，也是想探究近代以來，我們的國家一直衰弱，一直受外人歧視、欺壓和侵略，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
我從小就受到鼓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
柏楊這段話，迄今讀來，仍然心有戚戚焉。
▲上海魯迅紀念館。
六
可惜，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以致國民性批判在現代中國總會發生一些難堪的變奏。
尤其是1990年代以後，對梁啟超、魯迅、柏楊等人的質疑和責罵達到頂點，甚至形成思潮。
質疑者有三大理由：
1、魯迅們不罵殖民者，罵自己的國民，算什麼本事！
2、魯迅們批判國民劣根性，基本言過其實，語不驚人死不休。
3、世界上不存在一種獨屬於中國人的劣根性，所有的批判都是全人類共通的缺陷。
國民性批判者，終於被批判了。這無疑是國民劣根性的絕妙諷刺。
但事實上，這些質疑者大多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吹毛求疵。反駁他們的觀點，一點兒也不難：
1、在魯迅們心中，反殖民侵略是一個預設好的前提。
如果不反對殖民侵略，也就不會對沉淪中的國家和國民有「愛之深，責之切」的情懷，更不會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痛感。這是不證自明的一個問題。
2、國民性批判者的言論，一定是有過激的地方。
就像魯迅說的，在一間要悶死人的鐵屋子裡，你跟人說開個窗戶，沒人願意，你得故意說把屋子拆了，他們才同意你開窗戶。
誇大、過激，才有人聽得進去。講理、考證，喚不醒麻木之人。中國人看了會生氣，這才叫戳到痛處；如果看了只會呵呵地笑，那頂多是隔靴搔癢。
這也就是柏楊一定要給中國人定性為「醜陋的」的原因。你說他把演講題目、書名改成《新編笑林廣記》，結果會怎麼樣？
3、人性中有一種專屬的國民性，既是文化差異的體現，也是文化差異塑造的結果。為什麼那麼多人看得見文化差異，卻對國民性差異選擇性失明呢？
梁啟超批判的奴性，魯迅批判的卑怯，柏楊批判的窩裡斗，是人性的一部分，但無疑在中國人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對號入座怎麼了？
柏楊說，一個美國人寫了《醜陋的美國人》，白宮拿來當參考書；一個日本人寫了《醜陋的日本人》，他被革了職。
如果說人性共通，中、日這時候代表的東方文化倒是挺通的，但與美國代表的西方文化顯然又隔得那麼遠。
從梁啟超開始，國民性批判者始終在批判一個問題：中國人缺乏自我解剖、自我反省與自我否定的傳統和能力。
當前對國民性批判者的批判，恰好再次印證了這一點。
1999年，柏楊去香港，有記者問他，你曾經批評中國人醜陋，這麼多年過去了，中國人進步了嗎？
柏楊笑著說，要進步很難，這是文化導致的。
2008年，柏楊去世，國內有人喊出：但願柏楊的「自虐時代」就此結束。
又十年過去，沒有柏楊們聒噪，中國人進步了嗎？
全文完，如果覺得最愛君做得不錯，記得點個贊表示鼓勵哦。
參考文獻：
楚欣：《國民劣根性的古代「實錄」》，《炎黃縱橫》，2017年第3期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
魯迅：《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古吳軒出版社，2005年版
蔣廣學：《梁啟超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