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傢具」觀
源遠流長的中國古典傢具發展到明清時期達到了巔峰狀態；燦爛輝煌的明清傢具不僅是祖先留下的物質遺產，而且更是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如何認真地、客觀地、科學地認識和解讀明清傢具的精華之所在，對於繼承明清傢具所承載的豐富的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嚴肅命題。遺憾的是，在明清傢具研究領域，我們深深陷入了王世襄「明式傢具」觀所引發的誤區。
明末清初 黃花梨素圈椅
王世襄先生是我國當代負有盛名的大收藏家和著作等身的大鑒賞家。他的《明式傢具研究》、《明式傢具珍賞》等對明式傢具中以黃花梨為代表的硬木傢具的型制、結構、紋飾等所做的分析、闡釋是十分經典的，他對黃花梨傢具研究的體系性、對黃花梨材質介紹的具體性是前無古人的(至今也是後無來者的)。黃花梨傢具這一明式傢具的遺珍，其市場價在近二十年中上漲了一萬倍，王世襄先生是功不可沒的。
但是，問題在於黃花梨傢具只是硬木傢具中的一種，硬木傢具也只是文木傢具中的一種，而文木傢具也只是全部傢具中的一類，而王世襄先生用下定義的方式以黃花梨傢具為主要例證的方式，通過他的三大本「明式傢具」專著，將黃花梨傢具和明式傢具畫上等號，那就根本不符合歷史的客觀事實，也完全扭曲了明代先人更崇尚髹飾傢具的評判和鑒賞標準。
黃花梨傢具是明式傢具大花園中的一朵奇葩，在這個大花園中還有更多更鮮艷的其他花朵，而且構成這個大花園基調的並不是黃花梨傢具，而是髹飾傢具。如果王先生把研究的命名改為「明式硬木(或黃花梨)傢具研究」，那就毫無問題，但用黃花梨傢具來概括、代表整個明式傢具，就失之以偏概全和本末倒置了。
清早期 黃花梨有束腰馬蹄腿羅鍋棖條桌
事實勝於雄辯，我們先看看史實吧:
正如瓷器中的官窯器主導著整個時代的瓷器的價值取向，宮廷中的傢具精品也可以視為整個時代傢具的風向標。由故宮博物院編的《明清宮廷傢具大觀》(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認定三十八件傢具珍品為明清宮廷傢具的絕品，製作於明代和清初(康熙)的絕品有二十九件，其中除一張鐵力木象紋翹頭案和一把天然木流雲槎之外，其餘二十七件皆為髹漆傢具，沒有一件黃花梨傢具堪稱絕品。
另外，在明清兩代一脈相承的宮廷陳設中，作為重器而顯示等級，體現莊重而擺放在大雅之堂，如皇極殿、太和殿、中極殿、保和殿、乾清宮、太廟正殿等處的傢具，無論是「保和殿」碩大無朋的屏風，威風八面的寶座還是精彩紛呈的香爐，無不都是髹漆或鑲嵌傢具，或紅漆描繪，或雕漆罩金，或鑲嵌碧玉、琺琅，絕無素麵朝天的黃花梨傢具。
至於在後宮偏室使用的黃花梨傢具在數量上也佔少數，在等級上更是低於髹飾傢具，這在明、清時代是不爭的事實。無獨有偶的是，被好些專著引為明清傢具研究文獻性資料的故宮博物院所藏十二幅《雍親王題書堂深居圖》中出現三十餘件傢具；分別用竹、漆、木、樹根等製成，其中既有明式，亦有清式，而黃花梨等硬木傢具僅二件，不到十分之一，絕大多數為軟木胎的漆木傢具，同樣反映出宮廷王室日常生活中流行和推崇髹飾傢具的基本事實。
髹飾傢具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即便到了大量舶來的硬木(紫檀、黃花梨、酸枝木等)受到皇室高度重視的清中期，仍然未有根本的改觀。
十七世紀 褐漆嵌螺鈿仙聚圖炕桌
同樣，在明代的民間流行的傢具中，也是髹飾傢具唱絕對的主角。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傢具研究》客觀地引用《格古要論》關於明代傢具的記載:「洪武初，抄沒蘇人沈萬三家條凳、桌椅，螺鈿，剔紅最妙。」並稱「可以視為考究木製和髹飾傢具的一條史料。」(《明式傢具研究》文字卷)，他還援引卒於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明魯王朱檀的墓中發現大量傢具卻「並未發現用硬木製造的傢具」的事實佐證有年款的明代早期硬木傢具尚待訪求，漆木傢具則仍有一些傳世品。
王先生列舉一些清宮舊藏刻有「大明宣德年制」等款的傢具，證明明代皇帝朱棣(永樂帝)、朱瞻基(宣德帝)等對漆木工藝有特殊愛好，從而導致無論是宮廷還是民間都重視漆木傢具的歷史現象。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身處明代中晚期的富可敵國的巨奸嚴世蕃，在他獲罪後的一本抄家賬《天水冰山錄》詳盡無遺地記載了嚴世蕃父子擁有大理石及金漆等屏風389件，大理石、螺鈿等各樣床657張，桌椅、櫥櫃、幾架、腳凳等共7444件。清單表明，傢具價值最高的是五十二張「螺鈿雕漆大八步床，」每張估價銀一十五兩。
雕嵌大理石床為每張估價銀八兩，彩漆雕漆八步床每張四兩三錢，據木刻詩畫中床為每張五兩，而包括黃花梨在內的素漆花梨木等涼床則每張估價銀一兩。聯想到明代經典小說《金瓶梅詞話》寫西門慶迎娶潘金蓮時花銀十六兩(可購買三名奴婢)為她打造一張黑漆描金大床，就更加印證出薈萃各種工藝、注重人文含量的漆木傢具在明代的身價之高、影響之廣，遠非素漆(即不施顏色、突出木紋的清水漆)的花梨木(黃花梨)等傢具所能比擬的。
晚明 黑漆嵌螺鈿酒桌
王世襄先生用以證明黃花梨傢具在明代流行因而可以代表明式傢具的最重要的史料是明代范濂的《雲間據目抄》中的一條:「細木傢伙，如書椅之類，余少年曾不一見。民間止用銀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韓與顧、宋兩家公子，用細木數件，亦從吳門購之。
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而徽小木匠，爭列肆於郡治中，即嫁妝雜器，俱屬之矣。紈絝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裝鋪，庭蓄魚雜卉，內則細桌拂塵，號稱書房，意不知皂快所讀何書也。」(轉引自王世襄《明式傢具研究》)
清初 紅漆雕填圓香幾
王世襄根據上述史料得出結論雲「以上充分說明貴重傢具在十六世紀後半葉大量生產和銷售情況。」然而有三個疑問，王先生想怕難以解答:
第一，上述史料稱「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而細器「動費萬錢」，「奴隸快甲」何來「萬錢」？
第二，《雲間據目抄》平民作者范濂描述的是1560年左右社會底層的生活，而《天水冰山錄》記載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巨豪嚴嵩在1565年獲罪後的家境。抄家清單中的「細木」傢具「花梨木」涼床估價僅銀一兩，而他的同時代范濂所云「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的「細器」則「極其貴巧，動費萬錢」，兩者大相徑庭，究竟何者可信，難道不是皇家的抄家清單而是范濂的筆記？
第三，即便是在蘇州地區的「奴隸快甲」之家的平民中流行「細木」之器，但「細木」不一定限於黃花梨等硬木，細木流行就能證明黃花梨已成就整個明代傢具的「全權代表」的地位？
明 漆木香案
客觀地說，細木之器在明代並不十分金貴；作為部分文人的追求，黃花梨傢具也可能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並且被擺放到宮廷的後宮偏室，但遠遠達不到和黑漆、雕紅、髹金、鑲玉、嵌寶的髹飾傢具相提並論、比肩高下的地步。
在關於傢具鑒賞和評價的明代大師的意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末清初的是文震亨(大畫家文徵明後人)的《長物志》。縱觀這部明清時代屈指可數的論及傢具的經典著作，其所尊崇的是「古雅可愛」的型制和「古斷紋者」、「元螺鈿者」等髹飾傢具。
其實，眾所周知，黃花梨的命名始於民國的梁思成。而被充分重視則始於1944年德國人艾克的《中國花梨傢具圖考》。王世襄在近幾十年中收藏了不少黃花梨傢具並且以其為主要研究對象，撰寫出《明式傢具研究》等幾部專著。
他置《長物志》等文獻關於古人真正重視的是髹飾傢具的論述於不顧，置《天水冰山錄》等史料證明的花梨木等細木傢具身份不高的事實於不顧，而是牽強附會地抓住范濂關於蘇州地區「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的不靠譜的一條筆記，便把梁思成、艾克等民國時期對黃花梨的重視強行嫁接到明代，推出了一個關於「明式傢具即黃花梨傢具」的扭曲歷史、違背祖訓的「狹義」的定義。
明 漆螺鈿人物故事紋香幾
二十餘年來，王世襄的明式傢具觀影響深遠，層出不窮的唯黃花梨論、唯紅木論、唯材質論無不淵源於《明式傢具研究》。其中最為得力的是王先生的高足胡德生先生。胡先生編製的《明清傢具定級標準評分表》將唯硬木論發揮到了極致。
按此《標準》，一把作為孤品的獨具神韻並品相完好的宋元柏木椅的分值，就會低於一件傻乎乎的現代紅木仿古櫃。胡先生在《故宮博物院藏明清宮廷傢具大觀》的《序言》中對宮廷傢具中髹飾傢具占絕對主導地位、等級最高的事實熟視無睹。
一方面承認「明代二百七十二年的歷史，硬木傢具只佔最後的七十年。前二百年流行的傢具絕大多數都是漆傢具。」(《紫檀?序言》)一方面則稱「明式傢具以黃花梨為主」(《明清宮廷傢具大觀?序言》)，這種態度對於正確地總結和繼承中國古典傢具這一歷史遺產是有害無益的。
令人痛心的是，錯誤的明式傢具觀嚴重影響了作為具有七千年歷史的漆工藝的生存和發展，不少漆工藝企業在唯黃花梨論、唯紅木論的衝擊下倒閉，好些髹飾藝技後繼乏人；真正能代表明式傢具主體、核心的極為珍稀的明代漆飾傢具的市場價格遠低於黃花梨等硬木傢具。
明嘉靖 戧金彩漆鳳鳥紋長方匣
「大明嘉靖年制」楷書刻款
王世襄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里程碑的人物，他的許多研究成果(包括他收藏的、現陳列在上博的傢具)確彌足珍貴，值得筆者終生學習。但他的明式傢具觀確實失之毫釐、謬以千里。這件皇帝的新衣應當被揭去，以利於更好地弘揚為沈從文先生極力讚揚的作為中國國國粹之首的漆工藝，充分解讀明式傢具豐厚的人文信息，並掃清歷史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