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紹根：「黨八股」概念的來源與變遷
原標題：鄧紹根：「黨八股」概念的來源與變遷
毛澤東曾指出：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問題。確實，「文風不是小事」，文風連著學風，也體現出黨風。近來，各種媒體上「跪求體」、「哭暈體」、「嚇尿體」、「厲害體」等浮誇自大文風頻現，人民網為此推出《文章不會寫了嗎？》、《中國人不自信了嗎？》、《文風是小事嗎？》「三評浮誇自大文風」系列評論，抨擊這種華而不實的新「八股」文體，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文風「短、實、新」的要求，倡導清新文風，崇尚風清氣正，新聞界有必要重溫毛澤東《反對黨八股》經典文獻，將其視為文風改革的思想武器和理論來源，力行改進新聞文風。
毛澤東的《反對黨八股》名揚天下，曾作為範文節選進入中學課本，更讓人們對「黨八股」一詞耳熟能詳。但當我們詳細考察「黨八股」一詞時，卻發現其詞源紛爭不斷，有時甚至處於「日用而不知」或「日用而不察」的境地。因此，本文對「黨八股」詞源深入考察，梳理其概念變遷的歷程，期待以嚴謹治學精神推進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新聞文風建設。
一、「黨八股」的四種詞源說
根據迄今的文獻資料，目前學術界關於「黨八股」一詞的詞源出處有以下四種說法。
第一種觀點認為，「黨八股」是毛澤東在1942年2月《反對黨八股》中首創的。如2012年5月17日《北京日報》刊登文章《毛澤東獨創「黨八股」，抨擊黨內精英言必稱蘇俄》說：「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演講中獨創『黨八股』一詞，以抨擊『五四』的一種傾向和思想風氣。」其實，這種觀點由來已久。1989年9月23日《新聞出版報》刊登文章《〈反對黨八股〉一文發表的由來》說：「五四運動後，『八股』已成為僵化、教條、呆板的代名詞。……毛澤東主席發明一個新詞『黨八股』，不免使聽會者耳目一新。」同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辭典》「黨八股」辭條認為：「『黨八股』是毛澤東1942年2月為開展整風運動而作的《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兩次演說中提出的一個概念。」在1990年後出版的多本工具書都採納該觀點，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著作大辭典》（長春出版社，1991年）、《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著作大辭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鄧小平著作學習大辭典》（山西經濟出版社，1992年）、《新聞學大辭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毛澤東選集大辭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黨的群眾工作大辭典》（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等。
第二種觀點認為，「黨八股」是張聞天於1932年撰寫的《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一文中首次使用。如2012年10月，《新聞記者》雜誌刊登文章《中國共產黨新聞文風改革的歷史演進與啟示》認為：「針對土地革命時期新聞宣傳工作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張聞天最早提出了『黨八股』的概念。」其實這一觀點早在1986年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精闢的見解 深刻的啟迪——學習〈張聞天選集〉札記》一文就已提出：「《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同樣立足於克服『左』的錯誤，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它用『黨八股』一語概括和批評宣傳鼓動工作從形式到內容存在的『左』的毛病，詳細分析『黨八股』的表現形式、產生原因及其危害。這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1990年2月25日《中共黨史通訊》刊發《誰是「黨八股」一詞的最早提出者》指出：「黨八股」一詞「在黨內最早提出者是張聞天。早在1932年11月，張聞天用『歌特』的筆名撰寫的《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一文中明確提出，我們的同志在宣傳鼓動工作中有一個特點，就是『黨八股』」。該文發表後，《羊城晚報》、《新華文摘》《當代傳播》等報刊進行轉載，後來收入很多辭書工具書，如《馬克思主義百科要覽》（人民日報社出版，1993年）、《馬克思主義新聞學詞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年）等。陳力丹和高翔合著的論文《黨八股：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的反面概念》（《新聞界》2014年第5期）也採納了這一觀點。
第三種觀點認為，最早提出「黨八股」一詞的是吳稚暉。1999年，《晉陽學刊》發表《最早提出「黨八股」一詞的是吳稚暉》認為：「『黨八股』一詞的最早提出者是國民黨中的吳稚暉。」其立論根據是：周作人於1930年5月19日在《駱駝草》第2期發表的文章《論八股文》中提到，「吳稚暉公說過，中國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黨八股，我們在這裡覺得未可以人廢言」。2012年5月21日《學習時報》發表文章《胡適的母親、祖墳及其他》也認為：「『黨八股』這三個字最早是誰提出來的？首創者可能是國民黨元老之一的吳稚暉，錢玄同、胡適、毛澤東沿用了這個概念。」
第四種觀點認為，「黨八股」一詞出自1927年8月卜堯（效）連在《幻洲》第2卷第1期發表的《重禮聘請黨八股老師啟事》。2015年3月《中共黨史研究》發表《「黨八股」一詞的時代語境及意涵源流辨析》認為：國民政府力圖迅速強制推行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黨化教育，卻招致社會人士的嘲弄和反抗。文化界開始頻繁使用「黨八股」一詞，來批評、嘲諷僵化的三民主義和政府公文。1927年8月，上海《幻洲》半月刊登載一則別開生面的「招聘啟事」，要招聘「黨八股」教師一名，文曰:特此登報，聘請海內外黨八股老師一位，專教黨八股之文言文。
學術界關於「黨八股」詞源的四種說法，大有「你方唱罷我登場」態勢。從「黨八股」詞源入手，釐清史實，探求其概念的歷史變遷，也是求真求實的學風、黨風的要求。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曾指出：「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現在有很多東西直接聯繫到那時候，比如反對黨八股，如不聯繫『五四』時反對老八股、老教條、孔夫子的教條、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問題弄清楚。」這為我們研究「黨八股」詞源及其概念發展指引了方向和歷史脈絡。
二、從反八股文到「新八股」、「洋八股」
「黨八股」在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更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資產階級批判文言形式的老八股的產物。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新一代知識分子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封建迷信，提倡科學和民主，文言八股文被指為「空洞死板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論」，成為「公式化、教條主義」的代名詞。在反對文言八股的聲浪中，「新八股」、「洋八股」在思想文化界粉墨登場。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隨著維新運動的發展，康梁等人抨擊君主專制、綱常名教，反對科舉制度，提倡民權、自由、平等，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聲。1897年12月，北洋大學教員吳稚暉由天津赴京至米市衚衕南海會館拜訪康有為，兩人暢論除三害。他向康有為請教「中國現在何事最壞？」康有為說：一、女人纏小腳，二、吸鴉片，三、考八股。吳稚暉慨然回答說：小腳不纏，鴉片不吸，八股不作，那不就好了么。兩人相約明年戊戌起不再參加會試。戊戌變法期間，在康有為等人推動下，光緒皇帝下詔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雖然變法失敗，但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造成巨大衝擊。1901年8月，清廷下詔改革科舉制度，廢八股，改考策試，八股文被正式廢除。
但是，隨著老八股式微，改頭換面的「新八股」卻浮出水面。1905年1月7日，《大公報》在《說實業》一文中對北京實業學堂只憑學習史算學和洋文四年就能獲得同知、知州、州同補用資格批評說：「按這卒業後的升途，就不是個正經辦法。……好容易把八股革除，又來了新八股了，你說可笑不可笑。」1913年9月，《大共和日報》增設「新八股」專欄，以「某人以猜拳又麻雀為題撰新八股」向讀者徵稿。1916年10月27日，《順天時報》副刊中設有遊戲專欄《新八股孔教》。1917年2月12日，《申報》也發表《新八股》一文。
五四新文化運動聲浪日漸高漲中，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興起，八股文被作為舊文化、舊文學、文言的象徵受到嚴厲批判。「八股文在被廢除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少有人提及，在五四時期也只是作為批判封建舊道德、舊文化的矛頭而存在，以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化運動幹將多將之與桐城派古文相提並論，鄙夷不屑之情溢於言表」。在此運動中，「洋八股」粉墨登場。思想文化界興起科學與人生觀的爭論，胡適等主張用科學眼光看待傳統文化，宣稱「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豎起「整理國故」的大旗，激起巨大波瀾，批評之聲不絕於耳。魯迅、周予同、劉掞藜、成仿吾、陳源等都曾從不同角度提出質疑。其中反對最力者為吳稚暉。1923年7月23日，他在《晨報》副刊發表《箴洋八股化之理學》一文，批評胡適「整理國故」，「決不是鬧什麼新文化，簡直是復古」，整理國故會導致「禍國殃民」。「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他丟在茅廁里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胡適之、胡先驌諸位先生，也不過做一個洋八股的創造人而已」。在這篇文章中，吳稚暉認為中國當務之急是發展科學，建設中國人所急需的物質文明，而不應當群集於玄學、文學和國故。他認為胡適通過「整理國故」實現再造文明的帶有洋氣、時髦做法，是一種「洋八股」。他後來撰文直接聲討「洋八股」，「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不料新文化卻成就了洋八股。什麼人生觀呀，什麼新創作呀，簡直坐在馬坑上發昏。製造了許多的洋八股家事情還小，竟引起了闖草索的那班老先生們，直截把老八股配合起來，那是萬劫不復的退化了」。吳稚暉將以新形式出現的空洞死板的文章、講演等稱之為「洋八股」。
隨著教育界中食洋不化，生搬硬套外國教育模式的現象流行，出現不少批判教育領域「洋八股」的聲音。1923年12月8日，惲代英發表《八股？》一文，認為時下流行的洋八股教育是一件怪事，「廢止了八股的文學，卻這樣高興提倡洋八股的文學，已經是一件怪事；廢止了八股的教育，卻很普遍地很堅決地提倡洋八股的教育，這卻更是一件怪事了」。他批評使全國中學生疲精勞神而考試完大半就要忘記乾淨的升學考試，未嘗不是一種「洋八股」，仍然是一種「敲門磚」，使中學生們沒有一點工夫學習做人、做公民的學問。「僅學了些半通不通的英文、數學，他對於一個人與一個公民所需要的常識，仍是全然無有，我真不知道這比八股教育有什麼好處」教育家陶行知也認為：「我們先前以『老八股』不適用，所以廢科舉，興學堂；但是新學辦了三十年，依然換湯不換藥，賣盡氣力，不過把『老八股』變成『洋八股』罷了。」周作人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洋八股」本質：「所謂洋八股，其實並不是什麼真正進口貨，乃是洋裝的土貨，也因為八股的名聲太壞了，所以改頭換面的來這一下，拿出古已有之的策論來，與時務相配合，來充任八股的維新派，事實上是比八股還要古老。」
三、國民黨黨化教育中催生「黨八股」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隨著新舊、土洋八股的論爭的興起，國民黨創辦的黨刊《星期評論》和《覺悟》先後改用白話文，成為南方新文學重要中心，但對新文化運動始終是一種有限度的支持。國民黨先由廣東後逐步向全國推行「黨化教育」，催生了「洋八股」的新形式——「黨八股」。
「黨化教育」是指國民黨政府希圖通過對全國灌輸國民黨黨義、封建道德和軍事訓練等手段，重建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意識形態，鞏固其一黨專政而採取的重大政治舉措。1924年1月，在國民黨「一大」上，孫中山提出「以黨建國」、「以黨治國」主張，奠定「黨化教育」的理論基礎，並決議要注重對國民進行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的宣傳與教育。1926年8月，廣東省教育廳起草的《教育方針草案》首次闡述「黨化教育」的概念，規定以孫中山「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注重產業教育、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1927年5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的五四運動紀念大會上，正式向全國號召實行「黨化教育」。8月，南京國民政府制訂了《學校實行黨化教育草案》，其教育目標在於獲取民眾認同、統一民眾思想，實現確立和鞏固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的正統地位。1928年，國民政府頒布《檢定各級學校黨義教師條例》、《各級學校增加黨義課程暫行條例》，這兩個文件的頒布，標誌著國民黨黨化教育制度的正式建立。
「黨化教育」受到其他政治勢力的強烈反對。國家主義派邱椿反對「黨化教育」，「一個執政的政黨，用法令的方式，制定教育方針，改變學校課程以貫徹其政治上的主張，或用浮誇的言辭及不正當的方法，對思想未成熟的青年，宣傳其片面的主義，而同時又不容許他黨在學校里做宣傳的工作」。改良派胡適認為，「黨化教育」摧殘思想自由，呼籲「取消統一思想與黨化教育」。
在「黨化教育」的推動下，對仗工整，平仄押韻，駢四儷六的八股文體死灰復燃，日受推崇，廣大民眾「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胡適疾呼：「我們至少要期望一個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國語」，但是「一個革命的政府居然維持古文駢文的壽命！」正是這種歷史背景下，「洋八股」以「黨八股」的新形式閃亮登場。
1927年，胡適在《現代評論》第六卷連載文章《漫遊的感想》，記述1926年7月乘西伯利亞鐵路火車赴英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途中的所見所聞，文中充滿對西方近代文明的嚮往，對東方文明的批判。其中，在9月17日出版的第145期《漫遊的感想》（三）中論述「（六）麻將」時使用了「黨八股」一詞：「從前的革新家說中國有三害：鴉片、八股、小腳。鴉片雖沒有禁絕，總算是犯法了。雖然還有『洋八股』與更時髦的『黨八股』，但八股的四書文是過去的了。小腳也差不多沒有了。只有這第四害，麻將，還是日興月盛，沒有一點衰竭的樣子，沒有人說它是可以亡國的大害！」這是目前所見「黨八股」一詞第一次在媒體上出現。
南京國民政府在向全國推行「黨化教育」過程中，大興八股文言文，甚至提倡招生試卷中以文言文作答，以致出現中山大學「文科所取的新生居然以作文言文反對語體文」的現象，引發思想文化界的廣泛關注。時人以「潑皮」筆名撰寫的文章《復古的黨化教育》頗具代表性。該文認為這「是青天白日之下康有為做壽」行為，「整天價高唱要黨化的新而又新的大學文科，居然反對語體文，……『黨化教育』要改為『狗化教育』，『中山大學』要改為『復古大學』」。發表此文的上海《幻洲》半月刊曾先後四次刊登有關「黨八股」文章，反對文言文復辟及國民黨黨化教育的態度昭然若揭。
上海《幻洲》半月刊由潘漢年、葉靈鳳於1926年10月1日創刊，作者多署「下流人」、「無聊人」、「潑皮」、「小流氓」、「店小二」之類假名。該刊文風潑辣但有時不免失之油滑，文筆直率、流暢，引起了不小的社會反響。1927年10月1日，《幻洲》半月刊第2卷第1期下部刊登《重禮聘請黨八股老師啟事》，全文如下：
荒謬絕倫了。看了幾年《獨秀文存》，再從胡適博士研究白話文學。現任大學院長蔡元培同志也害了我，他提倡國音國語。到了今年，政府黨部，一律重視文言，通電指令、宣言公文，有聲有韻，賽過《三字經》。我連忙丟了白話，再弄文言，已經詰屈聱牙，似通非通，為此等因，痛罵了我爹娘，昏庸老朽，隨波逐流，燒了《左傳》、《春秋》，拚命要我學那藍青官話，這個那個。特此登報聘請海內外黨八股老師一位，專教黨八股之文言文，年齡不拘，男女都好，只要通曉三民主義，善長四六、八股、韻文，自問對於老文學素有根蒂者，均可投函應聘。如認為合意者，即行重禮登門聘請。卜堯連謹。
啟事刊登後，該刊編輯們又唱起了雙簧戲。1927年10月16日，署名「廉瑟勞」的作者撰寫《黨八股參考一則》一文發表於《幻洲》半月刊第2卷第2期下部，全文如下：
字付世侄卜效連青及：見報知吾侄痛悔拋棄文言文為自娛，亟欲禮聘黨八股老師教誨，甚好。惜我日來為國府諸公開會忙，無暇為吾侄留意朋輩中之宿學通儒，以充師資，憾甚。今國府為討孫陣亡烈士追悼大會發出祭文一通，吾約略過目，龍潭喋血，洋洋來下，頗堪資吾侄百讀不厭，庶幾將來有所應用，揮毫自如。至囑，至囑。世愚叔廉瑟勞於寧國府副官處。
文末，附有9月26日《申報》刊登的《國府祭文》作為「黨八股」第一篇參考範文。該文四律，對仗工整，洋洋洒洒，氣勢磅礴，記敘了南京國民政府追悼北伐戰爭中討孫陣亡將士的功績。
1927年11月1日，《幻洲》半月刊第2卷第3期下部刊登了兩篇對「黨八股」文章的諷刺性評論。第一篇是《昌明儒化天尊挽留蔣總司令之妙文》，這是對9月22日《四明日報》刊登的《昌明儒化天尊挽留蔣總司令》一文的嘲諷，署名「廉瑟勞」的作者說：自己讀了此文後「擊節三嘆，玉仙老人不愧為善撰黨八股之中流砥柱。……如遇黨國要人棄職高蹈之際，挽留之電文，自能走筆如飛，文行天下，自能蜚聲中外」。第二篇是對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王伯群的《雙十節題辭》的評論：「不禁雀躍三百，蓋寥寥五十餘字，有典有古，徵引詩經禮記，切合三民之主義，五權之憲法，尤為難得。提倡的嗎了呢之小丑胡適，當流愧汗不如也；即現任大學院長蔡元培先生對之，亦宜懺悔昔日提倡國音國語之妄焉；再進而言之，即孫總理轉世，猶愧總理筆墨之不如部長也。」
同年12月24日，由北京遷來上海的綜合性周刊《現代評論》發表了《閑話》一文，批評忙著做黨八股而忽略了日益嚴峻的日本威脅形勢，「中國人忙的了不得，誰耐煩分別這些瑣事！黨八股，做得不亦樂乎，誰還耐得住性子，去研究什麼羊頭狗肉！不錯，近來黨八股之外，最流行的還有性八股」。
胡適所使用「黨八股」作為比「洋八股」更時髦的新形式，且與「八股的四書文」相對，講的是一種八股文言文復興的新文體。如果說胡適的「黨八股」還有點隱晦的話，由潘漢年、葉靈鳳主編的《幻洲》半月刊則立場堅定，態度鮮明，積極反對國民黨推行的黨化教育，將「黨八股」指為形式僵化、內容枯燥的三民主義以及國民黨政府公文文體，即在文言文復興基礎上沾染了濃烈黨化色彩的國民黨新八股。
隨著國民政府黨化教育在全國的開展，「黨八股」一詞也被越來越多地使用。如1929年4月，羅隆基在《新月》雜誌上撰文《專家政治》，批評國民黨「黨治」是「分贓政治」，導致軍閥混戰局面：「如今一班武人，背熟了幾句黨八股，開口『資本』、『地權』，閉口『創議』、『複決』，好像二十世紀政治和經濟上的一切專門的問題，用喊口號，念標語的方法可以解決似的。」同年，正值五四運動十周年之際，胡適接連發表文章，批評國民政府假說人權以掩飾思想專制。他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中從文學革命、思想自由、對文化問題的態度三個方面，批評「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其中，再次使用了「黨八股」一詞，「用一個人的言論思想來統一思想，只可以供給一些不思想的人的黨義考試夾帶品，只可以供給一些黨八股的教材，決不能變化思想，決不能靠收革命之成」。
1930年代，全國大報如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上也逐漸出現了「黨八股」一詞。1930年4月17日，上海《申報》在報道政府制定的《改進社會教育計劃編製之經過及其要點》時說：「我們似乎不應當割裂的碎屑的講黨義、講政治，須把它們溶化於課程敎材訓育之中，以免研究黨義的人如研究黨八股一樣。」4月24日，《申報》發表評論：「現在各級學校，均有黨義課程，若無整個黨義教育的設施，則無異於讀黨八股。」6月27日，天津《大公報》副刊《燈下閑語》刊文說：「希望少做些黨八股,多表現點真正的成績。」這些文章中，「黨八股」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黨義相提並論。
1932年7月，傅斯年在批判中國教育現狀時，也使用了「黨八股」一詞。他說：「他（吳稚暉老先生）是士人出身，而在麗景街的多所學校做過工，深知此中奧妙，乃把一切弄文字者皆叫做洋八股，於是紙上的科學是洋八股，胡適之先生之以新方法治舊學者，也叫做洋八股。……大約胡先生很欣賞他這句話，遂把說空話的黨義文叫做黨八股。」傅斯年認為：所以一切洋八股、科學八股、黨八股、教育八股，都是不學無術。同年，《青春》旬刊發表《算是一篇國難八股》一文說：「從前科舉時代的八股文章，大旨是替聖人立言；靠一班小童生，去替數千年的聖人立言，要真要美，確不是易事，並不是懂得什麼破題、開講、分比，寫滿一篇千多兩千字的文章，便算好八股。至於時髦一點的所謂洋八股，所謂黨八股，也是一樣的不容易。……倘若黨八股是易做的，那麼，發揮黨義的著作也不少了。」1933年10月25日，周作人在《大公報》發表的《顏氏學記》再次提及：「今人有言,土八股之外加以洋八股,又加以黨八股,此亦可謂知言也。」
隨著「黨八股」一詞在國統區的流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也開始使用起來。1932年11月18日，張聞天署名「歌特」在瑞金《鬥爭》雜誌第31期發表文章《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主要檢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中存在的「左」傾問題。在尖銳批評宣傳工作中種種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表現時，先後9次使用了「黨八股」一詞。該文分析了「黨八股」的表現形式、產生原因及其危害，認為當時革命宣傳鼓動的內容，「往往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籠統武斷的」，「缺乏具體性、時間性，缺乏忍耐的解釋與具體的證明的工作。我們同志在這一方面的特點，就是『黨八股』」。他指出：當時「所需要的是帶有時間性的、具體性的、適合於群眾目前鬥爭的要求的宣傳鼓動，而不是『黨八股』。誰想在這種情形之下背誦『黨八股』，誰就沒有法子爭取到廣大的群眾」。他批評說：「黨八股式的宣傳鼓動只能是秘密的與狹窄的，它決不想法子去利用公開可能與爭取公開。我們黨八股的宣傳家無論到哪裡，從不想用另外一種方式，用許多具體的事實來說出我們所要說的話。」但是，由於反「圍剿」鬥爭持續不斷，導致中央蘇區宣傳工作中的黨八股文風並沒有得到糾正。
四、毛澤東在延安整風前後積極倡導反對「黨八股」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獲得局部的穩定和相對和平。早在1937年6月，毛澤東對黨在歷史上的宣傳教育中存在的黨八股不良風氣已有客觀認識，並指出：「黨在十五年中造成與造成著革命的與布爾什維克的傳統……但是還有若干不良的習慣……表現在宣傳教育上的高傲態度、不深刻與普遍地聯結於實際、黨八股等等的作風上。」他倡導中國特色的文風建設，提出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文風建設目標，積極反對洋八股、黨八股。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報告中，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他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同時，他號召全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來個學習競賽。1939年2月，黨中央成立幹部教育部，領導和組織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1940年1月，毛澤東指出了中華民族新文化建設目標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1941年5月，毛澤東在高級幹部整風學習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開始了對全黨高級幹部的整風教育。1941年8月26日，他在《〈魯忠才長征記〉一文按語》中寫道：「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不是那些黨八股。」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報告，標誌著整風運動進入全黨普遍整風階段，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他將改進文風和改造學風提升到整頓黨風的高度，將「黨八股」定性「是藏垢納污的東西，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於革命的，我們必須肅清它」。
2月8日，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八百多人出席的幹部會議。毛澤東作《反對黨八股》報告，系統論述了「反對黨八股」思想。該報告主要內容包括：第一，旗幟鮮明地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黨八股「給以清算」，使它們沒有藏身之處，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最終消滅之。第二，論述黨八股產生的歷史根源，「黨八股在我們黨內已經有了一個長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時期，有時竟鬧得很嚴重。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第三，分析黨八股產生的階級根源，「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一種表現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第四，列舉黨八股的八大罪狀：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第五，指出「黨八股」在黨內普遍存在各種形式，「不但文章里演說里有黨八股，開會也有的。『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處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黨八股嗎？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總之，不看實際情形，死守著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最後，他號召全黨必須拋棄黨八股，寫文章要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必須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並殷切期望全黨下苦功夫去學習群眾的語言，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形成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毛澤東對黨八股的聲討，代表了全黨的意志，喊出了革命者的心聲。《反對黨八股》報告也成為聲討新聞宣傳工作中「假、大、空」黨八股的戰鬥檄文，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熟知的一個辭彙和觀念。1942年2月11日，《解放日報》刊登社論《宣布黨八股死刑》，向全黨傳達了毛澤東反對黨八股的中央精神，「肅清黨八股的殘餘是全黨的任務，每個黨員都應當同時是宣傳員」，積極推動了全黨的整風運動。2月21日，毛澤東致信在重慶的周恩來，通報了延安整風運動情況，「近來已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口號，延安在動員中」。他期望周恩來領導的國統區黨組織也開展整風運動。
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工作座談會上再次強調了整頓三風、反對黨八股觀點，「執行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許多障礙，比如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為了糾正這些不良作風，我們提出了整頓三風」。4月20日，毛澤東指示新華社要多播整頓三風的教育材料文件，並指出：「現在，國民黨也利用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來罵我們，在報上寫文章罵我們。……我們首先要使在座的同志，還要經過在座的同志使延安所有的幹部都懂得，我們現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義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國性意義的工作，做一件建設黨的事，使我們黨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現在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要把我們的學風、黨風、文風改變，擴大正風，縮小和消滅歪風。」此後，毛澤東在多種場合的發言報告中都重申了反對黨八股立場，如《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12月）、《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1943年7月2日）等。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誌著延安整風運動勝利結束。延安整風運動在全黨確立了一條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反對和肅清黨八股成為整風運動的重要成果之一。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的報告，再次表明了反對黨八股立場。5月31日，毛澤東給七大代表們報告了國際形勢，國內形勢，黨內若干思想政策問題。他在講到領導問題時，為避免盲目性，全黨要多想問題，分析問題，「要提倡想各種問題，多思多想，開動機器，開動腦筋，還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輕裝前進。我們的同志們還要善於分析問題。」他說：「我們黨內過去有一個習慣，就是有一個固定的框子，無論做文章、講話，都用這個框子去套。這個框子就是所謂黨八股。我們要打破這個框子。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對具體的問題作具體的分析，這是列寧講的，我們恰恰缺乏這一點。所以，要提倡多想，這樣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6月11日，大會舉行隆重的閉幕式。毛澤東致閉幕詞。他總結說：「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並號召全黨「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大會通過了新黨章，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反對黨八股理論，由此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結語
總之，根據目前史料表明：「黨八股」一詞詞源出自1927年9月17日《現代評論》第六卷第145期刊登的胡適文章《漫遊的感想》中的「還有『洋八股』與更時髦的『黨八股』」一語中。它誕生有兩大背景：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後，思想文化界積極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在反對文言八股基礎上產生了改頭換面、食洋不化的新八股。而「黨八股」作為「洋八股」的一種更加時髦的新形式隨之出現；二是隨著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的推廣、黨義教育的深化、封建道德倫理建設的復甦，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創造了「黨八股」一詞反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而非吳稚暉等國民黨保守派），後經潘漢年、葉靈鳳等進步人士在反對國民黨黨化教育運動中不斷向全國推廣使用，用它來比喻形式僵化、內容枯燥的三民主義以及國民黨政府公文文體。
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等全國性大報使用推廣後，「黨八股」一詞也出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報刊上。1932年11月18日，張聞天在瑞金《鬥爭》雜誌發表文章《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他創造性地用「黨八股」一語概括和批評中國共產黨宣傳鼓動工作從形式到內容存在的「左」的毛病和教條主義。從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角度，張聞天無疑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出宣傳工作中「黨八股」概念的政治家。
延安時期，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內倡導反對黨八股的第一人和系統闡述反對黨八股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他在延安最早於1937年6月使用「黨八股」一詞來形容黨在宣傳教育領域的不良傾向，擴大了其使用範圍和領域，並將其與中國特色的文風建設和中國作風目標緊密相連，提升全黨對「黨八股」問題的認識高度。其次，他身體力行，實踐中積極貫徹，在整風運動的發言和報告中積極提倡，發表《反對黨八股》檄文，向全國發出了反對黨八股最強音；再次，他從思想理論上，深刻分析「黨八股」歷史源頭，並深挖其階級根源及現實表現，尖銳指出：「黨八股」實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其外在形式表現為「假大空」文風，是教條主義的體現。最後，他為全黨反對黨八股、肅清黨八股提出了建設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風奮鬥目標，並將其成為全黨指導思想。正因如此，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報告中說：「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我們為什麼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為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土氣，也算一個創作吧！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這就是一個！」這裡講的「洋氣」是指「黨八股」是食洋不化的表現形式，而「土氣」可以看作是自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以來養成的中國式的本本主義作風。毛澤東將「黨八股」這個詞，與當時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假大空」文風、作風與名聲不佳的「八股文」聯繫起來，頗具創意，使得「黨八股」一詞成為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中浮誇不實、無的放矢惡劣文風的代名詞。
探索「黨八股」歷史，發現反對黨八股也是個漫長的過程，反映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風建設的艱辛歷程，需要一代代人具有堅定的毅力，付出艱苦努力；時至今日，思想文化界和新聞界不時發出「再反一次黨八股」聲音，因此，反對黨八股是一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風建設的艱巨任務，更是當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文風建設重中之重，需要新時代新聞輿論工作者共同努力，堅決鬥爭。
（鄧紹根：《「黨八股」概念的來源與變遷——兼談馬克思主義文風建設的要求》，閱讀原文及學術引用，請務必參考《新聞記者》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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