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文明：費孝通與中國文化社會學
晚近以來，中國文化社會學蓬勃發展，湧現了不少精細紮實的經驗研究成果。然而，究竟該如何進一步發展中國文化社會學，中國文化社會學應有的品質、格局和氣象是什麼？對這些問題，學界仍無太多討論與共識。在這方面，我們重溫費孝通先生的學術事業，或許仍不無裨益。
文化社會學應是中國社會學的底色
放在中國社會學史的視野下來看，可以說，文化社會學構成了早期中國社會學之底色。除費孝通以外，諸如孫本文、黃文山、陳序經等名家，都直接參与了文化社會學的著述與討論，只不過黃文山和陳序經等人更傾向於使用「文化學」（culturology）這樣的字眼。很多今日難以歸入文化社會學範疇的人物，如陶孟和，翻閱其相關論述，我們不難發現其帶有濃厚的文化視角。甚至社會學界之外的人物，如錢穆、朱謙之等人都著有以「文化社會學」為名的著作，而從西洋和東洋舶來的種種文化社會學學說，都會引起學界關注。這一格局，一方面緣於中國原本就是一個人文主義的國度，並深信「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是中文「文化」一詞之由來）；另一方面也源自中國近代「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巨大衝擊，讓身處其間的人深切感受到文化變遷之巨，對於東西方文化之比較與中國文化之出路等議題便格外關注，而此關注也亟需文化社會學予以學理支撐。事實上，當代中國仍然承續著這樣的歷史格局，這也是今日中國文化社會學興起的緣由所在。
在前述格局之下，費孝通表現出強烈的文化傾向，就不難理解。儘管費孝通似乎並未使用過「文化社會學」這樣的表述，但如果我們採取一種不狹隘的文化社會學的界定，那可以肯定地說，費孝通一生的學術事業就是文化社會學的事業。固然，他以「社區研究」為其基本研究方法，但從江村到雲南三村，其社區研究始終關注的是處於變遷中的鄉土中國的整體生活方式。在他的第二次學術生命中，他又行行重行行地踏遍山河故地，特別以鄉鎮企業、小城鎮發展等思考引人矚目。但他對於經濟與發展的討論，不是就經濟而談經濟，而是認為「任何經濟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認同費孝通對文化的認識，「文化本來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那麼他的這些研究自然是一種文化社會學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後，費孝通發表的關於文化自覺的一系列反思性文章，更是具有濃厚的文化社會學意味。他指出，社會學要擺脫「只見社會不見人」的困局，要邁向心態問題的研究。按照費孝通的解釋，心態是指一種精神力量，一種「隱藏在群眾的生活里的人生態度」。這裡所謂的心態研究顯然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心理研究，而是關聯到集體意識、價值觀念與生活態度等，這就進入到了文化社會學的領域。
可以看到，從費孝通在80歲時總結的「志在富民」到隨後提出的「文化自覺」，並非是一種主題轉換，而是一種延伸與拓展，其文化的底色始終是濃烈的。費孝通在2003年談到，「從上個世紀30年代算起到今天，我已經耗費了六七十年的光陰來追求的，就是在『現代化與中國文化』這個課題的領域裡做了一點工作，提出了一些問題」。這一說法已經指明其一生學術事業的一以貫之。
費孝通的文化思維是發自骨子裡的。當我們把晉商視為一種商業現象時，他則把它轉化為儒家精神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問題；當我們把「一國兩制」視為一種政治制度安排時，他則關心「一國兩制」所包含的文化意義；當我們把陶瓷和玉器視為物件時，他則思索著這些物件背後的文化意涵與歷史意義。近年來，以亞歷山大為代表的美國社會學家大力倡導「文化社會學」（cultural sociology），強調文化的自主性，以呈現社會生活的文化與意義向度，從而矯正當代社會學存在的一些偏差。在這方面，儘管理論路徑不盡相同，但他與美國文化社會學可謂殊途同歸。
重視人類學的理論脈絡
首先，費孝通一生強調「從實求知」，在年邁之際仍身體力行進行社區調查，但他同樣重視理論的思考，強調「必須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無論是早年翻譯《文化論》《人文類型》以及對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新論》進行評論，還是晚年補課重新閱讀馬林諾夫斯基和派克等人的著作，都體現出這種理論關懷。
費孝通的著述時刻提醒我們，文化社會學研究者需要重視人類學的理論脈絡。他本人強大的文化思維，便深受人類學傳統的深遠影響。在他看來，「社會學是研究人在群體中的生活。社會人類學就是研究人在群體生活中所創製的物質和精神文化」。毋庸諱言，在文化分析方面，人類學相比於社會學確實投入了更多的關注，積累了豐富的理論資源。我們從格爾茲對整個人文社科領域的「文化轉向」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便可見一斑。正因此，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以及亞歷山大的文化社會學，都頗為重視從人類學傳統中吸取資源。
費孝通強調，他的學術道路始終秉持著吳文藻的理念，「把社會學和人類學密切地聯繫和結合起來」。由於他對當代中國社會學重建的重要影響，這一點就構成了中國社會學的傳統和特色，而且也理應成為中國社會學的優勢。這是我們今日發展中國文化社會學所需注意的地方。當然，亞歷山大的研究也提醒我們，除了人類學的理論傳統以外，文學理論與文化史也應成為我們借鑒的領域。
整體而言，文化社會學理論傳統的系統梳理仍是有待推進的工作。除了西方的文化社會學理論脈絡以外，我們也應該系統勾勒中國文化社會學的理論脈絡，以及這一脈絡與西方的理論脈絡、本土知識傳統之間的複雜關係，這同時也構成推進社會學中國化的核心內容。
其次，費孝通特彆強調文化的歷史性，在不同場合的多次談話中都予以重申。他認為，「任何文化它都是有根的，因此要了解一種文化就要從了解它的歷史開始，這是對的」。
費孝通在其研究中就很注意歷史文獻資料。從其早年的「親迎」研究到晚年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等，都是借用了大量歷史和考古資料。他晚年倡導補課，其補課內容就包括陳寅恪、梁漱溟和錢穆等文史大家的著作，並認為這些著作對於他的文化思考特別有益。費孝通相信，「我們真要懂得中國文化的特點，並能與西方文化做比較，必須回到歷史研究裡邊去」。這也正是他晚年一直在做的工作。這種歷史感也使得他能夠擺脫一般的俗見，例如，他對中國之為文明國家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認識，就是基於對中國歷史的體認。
費孝通告誡說，「現在的年輕人，甚至是學社會學的年輕人，都不大知道我們國家的歷史了，因此我希望大家加強歷史意識（不僅僅是知識），使我們在看待眼前事物時，能聯繫上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文化。我們不能丟掉歷史，當然也不能盲從歷史。我認為不懂得歷史就不會懂得文化」。他的告誡讓人聯想起埃利亞斯多年前批判當代社會學有「退守至當下」的傾向，其與埃利亞斯的批評在當下恐怕仍是值得重視的。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是，費孝通的問題意識帶有濃厚的時代關切與家國情懷。他承認這方面受到儒家的「學以致用」的價值觀的影響，這也反映出他在科學研究中的文化自覺意識。
費孝通樸素文字的背後，都是大問題。他對文化轉型有深刻感受，「概括地說，我們都是生存在文化轉型過程中的人物」，因此文化失調、文化接觸、文化變遷和文化融合等都是他縈繞心頭的問題。他紮根於鄉土中國，但又深切體會現代化之重要，一生不忘「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的問題。由於多年從事民族研究工作，如何推進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就成為他長期思索的議題。晚年目睹全球化的勢不可當，環境危機的頻發，以及「9·11」事件及隨後西方的「以暴易暴」，這引發他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以及人文世界與自然世界關係的思考。在此過程中，他深信東方文化將有益於現代世界。
費孝通期許社會學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倡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美好境界。2017年11月，中國社會學會文化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在復旦大學正式成立，這標誌著中國文化社會學的發展已進入新的階段。筆者期待並相信，正在路上的中國文化社會學將為此作出重要貢獻！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博雅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宗悅 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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