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周作人都倡導自由獨立，目標一樣但觀點不同，對教育卻一致

我們前面說過，魯迅和周作人都把建立自由獨立的人性作為改造國民性的目標。圍繞這個目標，他們對於建立理想國民性的條件和方法，提出了各有側重的觀點。

在周作人的思考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寬容來保障自由的理論，他認為：每個人的生活、感情和意見，都應該受到充分尊重。當時的中國，最缺乏的就是這種寬容精神，中國人習慣服從和壓制，現實中的干涉與迫害，都來自於不承認他人的權利。更不懂得，承認他人的權利，也是維護自己權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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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舉了一個例子，想要在宿舍里拉胡琴是個人自由，但前提是不能影響別人讀書。現代文明社會，需要建立以寬容和保障自由為原則的道德和法治。周作人的寬容論有一些獨到之處：比如，當受到壓迫時，絕對不能寬容，但是獲得權力以後，則要多講寬容。「五四」初期，周作人全力支持受壓迫的知識分子和白話文運動，但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規定全國課本都採用白話文後，他則開始呼籲對文言文給予保留和寬容，他認為，任何東西一旦確立一個權威標準，就開始走向反面。

在周作人出任偽政府要職後，有個從前的北大學生到他那裡求職，因為沒有見到周作人，就在門外大聲叫罵，幾天以後，他就安排這個學生上任了。有人問周作人為什麼會這樣做，他說「到別人家門口去罵人，這是多麼為難的事，這個人太值得同情了。」周作人的學生、著名作家廢名對周作人的概括是：他對人寬容，對自己更是寬容，絕對不和自己過不去。這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劇的性格因素。

魯迅對國民性的理想，顯得更加全面和深刻。魯迅呼籲建立真正的民族自強精神，這種自強，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既要抵抗西方的強權和霸權，又要警惕自己成為強者後去建立新的強權。魯迅認為，反對帝國主義，關鍵是使自己變強。

1935年，在日本入侵中國時，魯迅就提出，要向敵人學習，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但這也正是魯迅清醒的表現：要戰勝敵人，必須吸收他的優點。對於如何解決奴性，魯迅比較多的談到了知識分子的人性問題：他認為，首要前提，是解決安身立命的經濟問題，「自由雖然不能買，但是會被賣掉」，知識分子的生存能力要是像孔乙己那樣差，自由就無從談起了。

其次，要有真正意義上的信仰作為精神支撐。魯迅對比了中俄兩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習慣選擇最適宜、最舒服的生存方式，善於變化立場來適應環境；而俄國知識分子由於宗教情結，具有殉道精神，更利於保持獨立思考。對於建立超越的精神力量，魯迅和周作人都提到了夢想。對夢本身，他們都持肯定態度，只有在夢中，人才會擺脫了現實限制，進入更自由的境界。對夢的呼喚，也是對人性健全發展的呼喚。特別是當時的中國人民非常缺乏夢想。

在這裡，本書作者對魯迅的觀點進行了深入闡釋：他認為，不會做夢的民族沒有希望，中國人不能放棄非功利、單純美好的夢想，但不能不顧及主客觀條件，強行將彼岸的理想搬到現實此岸來。民族和個人的夢想，應該作為終極關懷，存在於彼岸，用彼岸照亮此岸。

怎麼塑造理想的國民性呢？魯迅和周作人都把希望放在了教育上。魯迅有一句特別有名的話，是「救救孩子」，周作人也非常重視兒童問題。周作人提出，兒童是人，不是成人的附屬品，必須尊重兒童的獨立性。同時，兒童是兒童，還沒有建立獨立的價值，需要科學的教育。

魯迅提出，當時中國的兒童教育，要麼是放任，養成了暴躁的霸王，要麼是終日苛責呵斥，使孩子彷彿變成了一個奴才，而奴才與霸王會互相轉化，在家是霸王，出門就成了奴才。對兒童的教育宗旨，魯迅和周作人提倡順應自然天性，保護兒童的幻想能力、兒童的思維，維護好原有的蠻性和生命力，保護好兒童率真的天性。比如，兒童時代是沒有義務的，玩耍是兒童最該做的事情。

題外話：讀書可以擴充我們知識邊界，獲得更多看問題的視角，但盲從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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