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話說周氏兄弟》這本書，看這哥倆對中國國民性的思考，很深刻

中國國民性中的突出問題有哪些，是怎樣形成的？

據魯迅的友人回憶，這是魯迅和周作人日常最喜歡討論的話題。我們今天看他們談的這些話題，還是需要一些勇氣，因為，他們批判得非常徹底，許多問題可能也存在我們身上。梳理全文，我們可以把國民性問題總結成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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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性中的問題，後果最嚴重的，就是對生命的輕視。魯迅在一封信里說，他寫小說《狂人日記》，是因為讀《資治通鑒》時意識到，在大一統專制的舊中國，中國人是一個「吃人」的民族。吃人這個概念，在魯迅和周作人的思想體系里，具有象徵和現實的雙重含義。中國歷史上許多慘絕人寰的真實事件背後，有一個曾經長期漠視生命的文化背景。這裡就不說真實歷史了，直接來說說文化上的結果：在語言表達里，人們習慣動不動就叫對方去死，用「食肉寢皮」「恨不得咬他幾口」這樣的話來泄憤，按照語言的形成規律，這種表達，是有文化沉澱因素的。吃人行為在中國文化里，曾被美化，《三國演義》里，還對劉安殺妻給劉備吃的行徑進行了誇獎，這種傳統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里比較罕見。

魯迅觀察到，從辛亥革命到國民政府時期，革命過程中對生命的輕視都很嚴重：人們有個可怕的邏輯，凡是敵人就該死。殺人的一個習慣方式，就是先宣布對方不再是人，而是匪、逆、叛徒之類，把他從人的群體中開除出去，這對普通民眾形成了麻醉：敵人已經不是人，殺了也就沒有什麼心理負擔。而確定敵人的標準，彈性非常大。由於隨意的殺戮，中國的暴力革命里有個慣性思維：「你不殺他，他就殺你」，一旦出現群體性暴力，就會非常殘酷。

魯迅一直反對學生參加請願遊行，他認為，為革命而犧牲，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但不能絕對化。他告誡年輕人，真正的改革者不會虛擲生命，「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周作人也有類似的觀點。周作人提出，中國有殺亂黨的特殊嗜好，最奇怪的是，知識分子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既參與粉飾，有時也直接上陣，藉助權力來剷除思想上的對手。

這種輕視生命現象的原因是：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儒家思想將忠、孝等原則置於至高地位，在這種價值序列里，人的生命變得微不足道，或者說，隨時可以為道德原則而犧牲掉。魯迅已經意識到，傳統道德原則，還會被「革命」之類的名義所替代。他使用吃人這樣的概念，描寫令讀者做噩夢的情景，是為了告訴人們：生命是最寶貴的，只有懂得死的沉重，民族才有希望。

說完輕視生命，再來說說國民性問題的第二點，也是魯迅最關注的，奴役現象。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性格上，他對奴役問題都非常敏感。魯迅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任何外力驅使和奴役，一旦他感到被強迫，反應就會十分激烈。很多人覺得魯迅的性格多疑、易怒和偏激，這也大多是因為魯迅激烈的反應。

魯迅發現，中國人的人性結構里，奴性和主子性是並行的。中國傳統社會大一統的特點，是金字塔的權力等級制度，每個人都是上面的人的奴才，同時又是下面的人的主人，形成了近似的人格特徵和價值取向。在造反時，想的是「彼可取而代之」，也就是我能取代他；在科舉制里，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農民、市民的心態里，是儘管我現在是奴隸，但只要勤勞致富，就可以當上主子，至少，我建立一個家庭，也可以在家裡奴役妻子和兒女。對應到現實中，在如今的職場里，對上級諂媚、對下級驕橫，恐怕也不是罕見現象。

魯迅回顧他之前的中國歷史，指出中國人一直在做奴隸，最害怕的事情，是因為沒有穩定的主人而做不成奴隸。而且，中國人善於從做奴隸中尋找樂趣，加以美化，既當了奴隸，同時還要體面，一旦進入這種狀態，奴隸就成為了奴才。魯迅認為，做奴隸可能是不得已，最可怕和可鄙的是奴才，他描述奴才的行為模式，是「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奴性十足」。形成這種現象的關鍵是權力。

中國的權力結構，在社會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比如很多人很難擺脫對權力至上的崇拜，或者，隨著社會改變，轉換成對權力與金錢的結合體的崇拜。於是，很多人一旦擁有一點兒權力，就會最大限度地使用，認為是一種精神滿足。

通常，越是社會地位較低，或自認為較低的人，越喜歡利用權力來折磨他人，這正是由於長時間身處被奴役的地位導致的。主與奴在人格上的統一和轉化，使人們既肆無忌憚地施虐於人，也心甘情願地接受虐待。這也為我們觀察很多社會現象提供了啟示。

除了漠視生命、習慣於奴役關係，還有一個突出問題，是普遍的「演戲」和「看客」現象。按照魯迅的觀察：成熟的中國人都熟悉文字遊戲，想、說、做這三個方面之間，基本上是分裂的。對於這個問題，周作人關注了專制權力結構下的中國傳統語言現象。

周作人認為，在幾千年的文化專制中，形成了模仿和服從權力體系、沒有個性思想的土八股語言現象。「五四」以後，又有了專玩文字遊戲、迎合民國時期革命時髦語言的洋八股、革命八股。這不僅是語言現象，也是內在的思維方式、情感方式。這種表面的做戲，表演的人固然不信，聽和看的人其實也不信，人人都清楚這種虛偽性，卻都在維持遊戲規則，並且把這視作生存的智慧。看客現象，是做戲的另一面，演戲的和看戲的，構成了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在看客眼中，只有娛樂而沒有悲慘的觸動。祥林嫂的兒子被狼吃掉，老太太們趕緊過來聽，為的是尋求看戲的刺激，眼淚流完，就心滿意足地回家了。我們今天的網路圍觀，有沒有類似的潛在心理？對這些現象，魯迅稱之為做戲的虛無黨，他認為，中國的虛無黨和外國的虛無主義有一個區別，外國人會公開宣布不相信上帝、聖賢和皇帝，中國人則是心裡越不信，嘴上越說相信，而且會賭咒發誓。

這些現象的根源，魯迅認為，在文化上起源於老莊哲學中的相對主義和無是非觀，老子莊子的本意，是追求精神上接近自然，在現實土壤中，則只剩下了尋開心這種表現。舊中國大一統的專制，剝奪了公眾言論和行為的自主，使做戲成為了最符合現實利益的選擇。同時，魯迅認為，這也與信仰狀況有關：舊中國人民會迷信和狂信，但缺乏堅定的信仰。民眾很少由於堅信而跟隨，更多的，是出於恐懼和貪婪。於是，皇帝有愚民政策，民眾也有應付、愚弄皇帝官員的方法。

周作人

在信仰問題上，魯迅對知識分子的批判是最尖銳的，他說，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更是沒有真正的堅信。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叫「正信」，字面上是正確的信仰，但這種正確來自於權威的壓制、利益的選擇，並非來自內心選擇，不是真的信仰，與內在的自由相違背。他管選擇這樣正信的知識分子叫做偽士，就是虛偽的士人，還提出一個口號是「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他寧願承認神秘、非理性的迷信，也要批判虛偽的、言不由衷的信仰。

魯迅和周作人對國民性的思考，多數是論證缺少了什麼、有什麼問題，對理想的人性談得相對較少。在這些討論中，從文化角度的論證較多，對政治經濟制度涉及得較少。我們下面來說說理想的國民性有哪些要素，該怎樣塑造這樣的國民性？主要來自於錢理群對魯迅和周作人觀點的分析歸納。

題外話：讀書可以擴充我們知識邊界，獲得更多看問題的視角，但盲從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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