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間，日本武士來華考察，結論是：國門既開，讀聖賢書沒用！

作者：金滿樓

1862年，日本曾派遣了一支考察團來上海訪問，其中頗多各藩選派的武士。

在這艘名叫「千歲丸」的日本帆船進入上海港時，日本武士們很快就發現，吳淞炮台有台無炮，完全是一座「對外國人不設防」的城市。

等到入城參觀後，對軍事防務極為敏感的武士們很快察覺到，上海防務多由英法軍隊承擔，而租界的行政權、司法權也都掌握在西洋人手中。

其中，考察團成員納富介次郎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某次他在城內閑逛，夕陽落山準備返回時，城門已經關閉，無法通過。

守門的法國兵見他們是日本人，就打開城門放他們過去。當地人見狀也想趁機過城，但被法兵制止。

這時，從城外來了個坐轎子的官員，他不顧法國人的阻止也想進城，法國兵竟然拿起木棒就打，最終沒讓他通過。

目睹了這一幕後，納富介次郎不免感嘆道：「唉，清朝竟然衰退到如此的地步！」

同行的佐賀藩武士、後來的海軍中將中牟田倉之助也感慨地說：

「上海城門為西洋人把守，自國人卻不能自由出入，這固然是賊亂所致，但何以讓西洋人如此勢盛？我可憐唐人。支那的衰微可見也！」

對於洋人在上海的飛揚跋扈和中國人的低三下四，日本武士們感到既悲哀又憤怒，「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讓道。實上海之地雖屬支那，謂英法屬地，又可也！」

還有一次，他們去孔廟參觀，卻發現「賊變以來，英人居之變為陣營，廟堂中兵卒枕銃炮卧，觀之實不堪慨感也！英人為支那防賊，故支那遷聖孔子像他處，使英人居此雲。」

從筆談情況看，日本考察團成員早年大多浸染於中國文化特別是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但上海的親歷親聞讓他們對中國「聖賢之邦」的美好想像完全破碎了。

在與儒生的交談中，日本武士們發現中國之所以文弱，原因在於科舉制度，「只重文試、不重武技」，而讀書人又「只注意空文，而實用知識很少研習」。

由此，「清國風習，文弱流衍，遂至夷蠻恃力而至。此萬邦之殷鑒。「

某次，高杉晉作與當地儒生就程朱理學與西方科技的話題產生爭論，儒生說：

「朱文公之格物窮理，即聖人之齊家修身，推進一層，不外乎誠之一字，貴乎實踐，不取鉤深。至西人所講，雖本乎理茅，近於術數，未免尚隔一層塵障。」

高杉晉作則反駁道：

「為義為利，天地隔絕，不待言論而明。

然治天下齊一家，內自誠心誠意工夫，外以航海炮術器械等，盡不研窮其理，則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齊一家也。不能窮航海炮術之等之理，則所以誠心誠意工夫之不至也。」

辯到最後，高杉晉作用一句話總結：「不然則口雖唱聖人之言，身已為夷狄之所奴僕矣！」

對於西洋的強權與中國的衰微，高杉晉作認為當務之急是加強武備：

「清朝不知道防止外敵入侵的海防策略，其證據是，清朝沒有製造過不把萬里波濤放在眼裡的強大軍艦和防禦敵人於數十里之外的大炮。」

對此，名倉予何人也有同感，他進一步認為：

「夫今以清國之弱兵，且以舊來之拙劣火器，與西虜戰而亦有取勝之時，何況以本朝武勇之兵，採用西虜之猖獗並軍艦之制，此所謂如虎添翼，則西虜之猖獗不足深憂也。」

馮天瑜先生曾在《「千歲丸」上海行》一書中說：

「清國內政外交的衰敗，引發了來訪日本藩士對往昔尊崇的中國產生藐視心理，這使深蘊於武士文化之中的對外擴張性得以發酵。」

名倉予何人的這段話，為這一結論做了切實的註腳。

回國後，武士峰潔曾對這次的考察作一總結：

「窺一斑知全豹，名醫把手脈知心腹之病。清國病在腹心，其面目、四體均有表現，一指一膚也是外在形式。我們在上海一處，可以推斷十八省之大概。

當今上海形勢，內有長賊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其情形可哀，可大堪嘆息。」

按原計劃，考察團本想再去其他四個通商口岸（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考察，但因為貿易不順、經費不足而取消。

8月10日，「千歲丸」在上海停泊了兩個月後返航回國。之後，日方又派遣了三次考察團，但規模和影響都不如這一次。

「千歲丸」回國途中，面對滾滾波濤，日本武士們或許在沉思：

西潮東來，勢不可擋，唇亡齒寒、輔車相依的「文化母邦」中國已是如此模樣——日本怎麼辦，又將走向何方？

參考資料：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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