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董乾坤：「譜」「志」之間：宗族發展、士紳認同與地方史的構建 ——以徽州胡瞳、胡學父子為例
原標題：張曉、董乾坤：「譜」「志」之間：宗族發展、士紳認同與地方史的構建 ——以徽州胡瞳、胡學父子為例
摘要：徽州向以文獻豐富著稱，這些豐富的文獻為我們了解復原徽州歷史提供了充分的信息。然而，文獻在記錄編纂過程中，對徽州歷史往往會重新書寫塑造，這與多重因素相關。其中，宗族、士紳是重要因素。胡曈、胡學父子作為婺源、祁門胡氏始遷祖，從南宋晚期寫入族譜到明代晚期胡學進入地方志，透過這一漫長的過程，可以一窺徽州宗族發展、士紳認同與重塑地方史的密切關聯。
關鍵詞：宗族 地方史 胡曈 胡學 徽州
婺源清華胡氏以胡曈為遷入徽州的始遷祖，其子胡學則被認為是遷入清華的始遷祖。父子二人先後在明弘治、嘉靖年間列入府志。據府志載：
胡曈，婺源清華人。少負才勇，為鄉人所畏服。廣明初，黃巢犯宣、歙，曈起義，集壯士御之祁門境上。屢與巢兵鏖戰，賊眾敗走，井裡獲全。都統鄭畋、王鐸前後上其功，授宣歙節度討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國。光啟三年，升兼御史中丞，制詞有「誓驅戈甲，必掃攙搶」之褒。楊行密觀察宣歙，復表其勞効，加左散騎常侍，又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卒塟祁門之洋莪。子孫世居清華，分處黟、祁門，甚盛。
胡學，字真，曈之子，由祁門遷居婺源清華。登咸通九年進士，累官撫州司戶，上書言事，忤田令孜貶竄福州，尋授舒城令。己亥，巢僭大位，學發憤與謝瞳說、朱全忠、王重榮、李克用等協力剿巢。每臨陣，學為前鋒，功與李存孝相等埒。中和四年，滅巢於狼乕關，迎駕歸關。光啟三年，加宣歙節度討擊使，侍殿中御史中丞，誥辭褒之。楊行密觀察宣歙，復表其勞效，加封上柱國、收復功臣新安郡開國男，食邑三千戶。學以文臣秉兵柄，執銳賦詩，激於忠懇，故能感動三軍，戡定禍亂。卒，葬邑之洋峩。
由此可知，胡曈父子在唐代聲名顯赫。但筆者在閱讀這兩則材料時不禁心內生疑，其一，既然胡曈父子功勛卓著，官位顯赫，且胡學登咸通九年（869）進士，官方史書中應予記載，管見所及，並未發現隻言片語；其二，縱觀父子兩人的描述，他們的經歷、官職皆有高度相似，就連收到敕封的時間也在同一年，何以如此？其三，二人的事迹何以在南宋羅願的淳熙《新安志》中不見記載，只是在明代弘治府志中才收錄？且弘治府志中只有胡曈而不見胡學？本文即以胡瞳、胡學父子為例，結合相關文獻，探討其中所體現出的宗族發展、士紳認同及地方史構建之間的關係。限於學力，謬誤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一、宋末至明初：宗族建構與胡瞳父子入譜
一般認為徽州宗族的形成是一個建構過程，這一過程發端於北宋，元代初具雛形，至明代嘉靖年間基本完成。另一方面，自宋代開始，徽州士人不斷編造鄉邦文獻，至明代中期，已經留下了數量可觀的文獻資料。這些文獻對徽州歷史不斷加以豐富，建立了一個自唐代以來的完整譜系。然而，仔細分析這些文獻，則會發現它們都有一個不斷增刪的過程。這一點在以胡曈、胡學父子為始遷祖的胡氏身上亦有體現。
宋代時期，胡氏族人即開始了宗族建構工作。據明代天順二年（1458）《清華胡氏族譜》載，最早建立譜系的是胡學九世孫胡元龍、胡浚，「樵隱先生師言（元龍）畫圖，文靖先生浚編冊」。但該譜並未指明胡元龍、胡浚畫圖編冊的具體時間。至萬曆時期胡用賓編纂統宗譜時將編纂譜系過程也進行了記載，但是將起始的時間大大的提前。據其記載：「七世孫柳庄先生，諱仁昉，字徳昭，號柳庄。治平元年始修統宗譜系，自始出祖胡公滿，歷傳至始遷祖常侍公而下，世次皆明備」。「九世孫樵隱先生，諱師言，字元龍，號樵隱，乾道九年作譜圖序；文靖先生，諱浚，字文靖，開禧二年編圖冊，作譜跋」。相較於天順族譜，萬曆《統譜》的記載不僅詳細，且建構宗族的過程從乾道九年（1173）上溯至北宋治平元年（1064）。不論如何，胡氏族人對宗族的構建自宋代開始則是無疑。那麼在這一過程中，胡曈、胡學父子又是如何被記載的呢？
除徽州地方文獻外，其它有關胡曈、胡學父子的記載目前尚未發現。目前可知有記載的是編修於南宋末的《星源舊志》及元代的《新安文輯外編》，它們保存於程敏政編纂的《新安文獻志》中，全文如下：
胡僕射曈傳（縣誌）
胡僕射曈者，婺源清華人。少負才勇，為鄉人所畏服。廣明初，黃巢犯宣、歙，曈起義集壯士御之境上，屢與巢兵鏖戰，賊眾敗走，井裡獲全。都統鄭畋、王鐸，前後上其功，授宣歙節度討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國。光啟三年，升兼御史中丞，制詞有「誓驅戈甲，必掃攙搶」之褒。楊行密觀察宣、歙，復表其勞效，加左散騎常侍，又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卒，葬邑之洋莪。子孫世居清華，分處黟、祁門甚盛，祁門義成都福州及歸仁都營壘尚存，土人號胡僕射屯軍之所。又石壁及長洲有江衙將徐先鋒屯軍之所，蓋其將佐也。鄉人慕曈忠義，立祠歸仁都古城上。宋淳熙十一年，遷廟許村。水旱疾疫，有禱必應，大著靈異焉（此據星源舊《志》如此。金仁本《新安文輯外編》所載唐《誥》亦云胡曈，惟清華胡氏譜，以其事及誥文盡歸曈之子學，又追補學傳於遷轉之際，皆用宋大觀以後新定官名，有可疑者。豈曈、學父子官行略同而逸其事，遂誤書之邪？御史中丞《誥》：宣歙節度討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胡曈，右可兼御史中丞，余如故勅。爾等風雲稟氣，鐵石存心，奮驍鋭于軍前，立功名於馬上。誓驅戈甲，必掃攙搶，迭升霜憲之榮，用振轅門之勇，可依前件。光啟三年八月日 司勲員外郎知制誥臣崔行）。
這則記載有幾點可茲注意：其一，胡曈為婺源人，卒葬婺源之洋莪；其二，胡曈官至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死後在立廟於祁門城東歸仁都，並於淳熙十一年（1184）遷廟於許村；其三，程敏政對清華胡氏族譜中有關胡學的記載提出疑問。
這裡的「星源舊志」就是胡學十世孫胡升於南宋所編的《星源圖志》，據載：「胡升，字潛夫，號愚齋，婺源淸華人，制機閎休之曾孫，知府煚之子。淳佑庚戌，以布衣領薦，登壬子進士第，入史館，授國史編校。……嘗以知縣洪從龍屬撰《星源圖志》。」他自己也說「升舊修《星源志》」。該志今已不存，弘治年間程敏政編纂《新安文獻志》時，應未散佚。此時引用《星源志》的除程敏政外，汪舜民在編纂《徽州府志》時也有對該志的引用，即是明證。
不論這一記載正確與否，卻被徽州地方士紳所接受，如胡僕射營，羅願的《新安志》不見記載，卻收錄於明永樂九年編修的《祁閶志》中：「胡僕射祠，東都古城山。黃巢之亂，聚兵保鄉井，與賊戰而沒。鄉人慕其忠義，立祠以祀之。淳熙十一年遷廟於許村。水旱疾疫，祈之必應。」顯然，胡僕射祠至少在宋代即已存在，應該是當地民眾的一個地方神。然而，在胡升之前，清華胡氏並未將胡僕射祠與之聯繫起來，更未與祁門胡氏實行聯宗。
胡升之前，在胡氏族人敘述中，胡學名號僅有「常侍」， 至胡升於元至元十四年（1277）編纂族譜時，對胡學的記載開始豐富：「今吾族自常侍公以前，失其傳。自常侍公至升，十世而近。自升而下又四五世矣。以常侍宣歙節度討擊使兼殿中侍御史誥考之，乃唐光啟三年丁未八月也，初誥不存。」從此，胡學的官銜由「常侍」變為「常侍宣歙節度討擊使兼殿中侍御史」，且發現了勅封胡學的誥文，其中原因耐人尋味。前已述及，《星源志》中有關胡曈的記載就出自胡升之手，撰寫於宋咸淳五年（1269）。當時作為史官，且為徽州人，編撰該志時當有所據。可以推測的是，胡升編撰《星源志》時，並未考慮本族的始遷祖問題。宋元易代後，胡升回到故鄉，當他著手編修族譜時，極有可能對胡曈、胡學父子的角色進行了置換，並為胡氏後人認同。但這一說法並未被他人接受，因此，元代的金安節在編纂《新安文輯外編》時沿用了舊說，而程敏政在錄用胡曈記文時，發現了二者齬齷之處，才提出疑問。
胡升置換的不僅是胡曈父子的角色與經歷，同時還包括胡學遷至清華的緣由。在胡升之前的敘述中，胡學是因躲避黃巢之亂遷自歙縣黃墩。這一表述與徽州其他各族十分相似。然而在胡升之後的敘述中，卻認為是胡學功成身退、致仕南歸後，「觀清華山川，爰宅於茲，置菟裘於里之洋莪」，從原來的逃難形象，一改而為閑適。實際上，有關清華胡氏遷移的最初情形，可從胡氏族譜中的另一份記載中找到一些線索：「隆興間，浚因往洋峨（莪）拜掃，見父老云：常侍乃戴氏之婿，其墓地元戴氏者。往年常侍為戴氏主祈，因求其地為菟裘所。戴氏曰：候樑上獲大魚日，當不靳。後果獲巨魚，戴遂踐約。」該文字為胡學九世孫胡浚寫於南宋開禧元年（1205）一篇譜序所載，充滿了傳奇色彩，應是胡氏族人遷居婺源的最初記憶。可以認為，胡氏最初來到清華時依附於戴氏，後通過聯姻方式獲得當地居住權與土地。當然，隨著清華胡氏族人在科舉上的成功，這一民間記憶，逐漸在文人士大夫的記載中被丟棄，漸次形成了一個盡忠於國家的儒家形象。
二、明代中後期：宗族的發展與胡曈父子入志
明代以後，胡曈、胡學父子先後進入徽州府志，這與胡氏宗族的發展關係密切，也是胡氏族人、地方文人相互影響的結果。
（一）嘉靖以前胡氏宗族的發展
明代以降，徽州的宗族發展迅速，其中較為顯著的就是跨地區聯宗。聯宗的出現表明徽州宗族的發展改變了宋元時期各自建立譜系的進程，他們開始以一個共同的始遷祖為對象，建立一個範圍廣泛的宗族網路和完整譜系，這一過程在胡氏宗族亦有體現。
在徽州以胡曈為始祖的胡氏並非清華一派，祁門胡氏也以胡曈為始祖，當然，這一過程也是不斷建構出來的，可從貴溪胡氏加以證明。貴溪村位於祁門縣南鄉十二都，全村皆為胡姓，以唐末胡宅為始遷祖，因此被稱為「宅公派」。目前存世最早的貴溪胡氏族譜為貴溪人胡自立編纂於成化四年（1468）的《貴溪胡氏族譜》。該譜共有五篇譜序，其中宋代一篇，元代三篇，明代即胡自立自序一篇。從五篇譜序來看，宋元時代的貴溪胡氏並未與清華胡氏聯宗，也未有始遷祖上的認同。至胡自立時代則發生了改變，據其敘述：
……至五十八世，有諱福者，任姑孰守，因家古歙之黃墩，生一子諱裕，裕生伸，伸生五子，曰焰、曰爛、曰燁、曰煥、曰煉。其後，焰居黟縣黃山，爛居休寧環珠，燁居休寧渭橋，煥居黟縣橫崗。煉諱瞳，居黃墩。唐僖宗朝，為宣歙府尹，封太常卿，卒贈金子光祿大夫，以王禮葬之，墓在吾祁門土坑。有七子，諱康、諱寧、諱仁、諱宅、諱惠、諱珍、諱學。後經黃巢之亂，各自遷焉。諱康、諱寧、諱仁、諱惠，遷居他郡，莫知其所。諱珍、諱學，遷居婺源清華。其第四子諱宅，遷居祁之貴溪，即本宗是也。
由此可以確定，至明代成、弘年間，婺源清華胡氏與祁門貴溪胡氏開始相互聯繫。當然，婺源胡與祁門胡的聯繫可能很早就建立了。在祁門，除貴溪胡氏之外，尚有東鄉的胡氏族人。從上引胡升《星源志》及永樂《祁閶志》中關於胡僕射祠的記載來看，在祁門東鄉許村一帶南宋之前就聚居著胡氏民眾，他們以胡僕射為信仰而相互認同。因資料缺乏，我們無法確知明代以前祁門東鄉胡氏與清華胡氏的關係。不過通過一部洪武年間編纂的族譜可推測出祁門東鄉胡氏至少在元代即已同清華胡氏構建出了血緣上認同。該譜編纂於洪武十五年（1382），為手抄本，從頁中有「清朝改名胡家壟」且筆跡一致可斷定為近人抄錄。該譜現藏於上海圖書館，編修者為胡學第十六世孫胡延宗，據譜中所載地名可知，胡延宗為祁門東鄉人（詳下）。關於該譜的編纂緣由，他在譜序中有所交代：
延宗之生也，年踰志學，值世亂離，老成凋瘵。其於本族親疏、世代之紀，懵然無知。倖存舊譜珍藏，什襲於顛沛流離，逃竄山林無頃焉。置遭雨露之霑濡，幾至壞爛，亟葺補之。轉眼又歷三十載矣。恐失本真，念欲從新謄錄而未能也。今者遭逢機會，休陽倪體仁親來訪，遂以凂焉，深契夙願。按舊譜□以世代，綱舉目張，一見瞭然，無毓□之□也。前所稱幾世祖、幾世祖，系先祖震五公所紀，誠為詳備。
由此觀之，該譜部分照抄於舊譜，部分是新加。至於舊譜，從上引他的自述來看，至少在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前就已存在，舊譜的編撰者為其先祖震五公。據該譜載：「曾伯祖，諱應節。公生子三人，女六。長清（孫，衍字），字伯清，號清谷，行第震五。生於景定癸亥二月初八戌時，葬歿至元十五年己卯三月，葬本里大綱山尖，己向。」可知震五公名胡清，生活於南宋景定四年（1263）至元代至元十五年（1339）之間，終年七十六歲，是胡延宗的伯祖。因此胡清編纂舊譜的時間應在元代後至元五年（1339）以前。
該譜除胡延宗自序外，尚有一篇婺源李和所撰的序。該序載：「此胡氏之有十五公祖，出自大唐公諱學，學生稠，稠生瑠，瑠生五子，以下支分蔓衍。十五公於丁未禧宗光啟三年封公侍御。」由此可以看出他們是以胡學為始遷祖，可稱之為祁門胡氏學公派。譜中有兩篇「御讚」，一篇是頒給胡曈的，讚中稱胡曈為「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尚書右僕射御史」，落款時間為紹興三年四月二日。第二是頒給胡學的，其文曰：
宣歙節度討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 胡
……
勅爾等風雲稟氣鐵石居心奮驍銳于軍前立功名於馬上，聞爾誓驅戈甲，必掃攙搶，迭升霜憲之榮，用振轅門之勇，可依前件！
光啟三年八月 日
……
告宣歙節度討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中丞 胡
勅如右符到奉行！
……
光啟三年八月 日
這一誥文可能就是程敏政所指「清華胡氏譜」上的文字，此文應抄錄於清華胡氏譜。對比前面程敏政所引金仁本《新安文輯外編》中有關胡曈的勅誥，我們可以看出，元代時，經過胡升之手，胡曈、胡學父子的地位發生變化，原來皆屬於胡曈的御讚，現在已被移置於胡學身上，只是在明初，這一改變的痕迹尚未完全抹除，此時誥文的對象雖然發生了改變，但未明確指出是胡學，只是以一個「胡」字代替。
族譜的第三部分是第一世胡學至胡延宗兄長的譜系，但僅有他們一家（含其曾祖兄弟世系），每人皆有小傳。其中胡學及其子稠、孫瑠小傳記載如下：
祖十五公侍御，羽音。公諱學，生於大唐，平巢有功，仕僖宗朝，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致仕於光啟三年。父諱瞳，居徽州祁門縣義成都福州一甲，歿葬本里郭園。
二世祖，大夫，羽音。公諱稠，夫婦雙穴，葬祁門縣歸化鄉居仁都三保軍榮山。
三世祖十二，中丞。公諱瑠，生五子，歿葬祁門縣歸化鄉居仁都三保寺家段塘下。
由此可以斷定，該譜的編纂者為祁門人。譜中認為胡曈生活於祁門義成都福洲一甲，死後葬於本里郭園。不僅如此，胡學的子稠、孫瑠都葬於祁門，這應是胡延宗一族的早期譜系，兩者並未統宗，至萬曆時期胡用賓重修統宗譜時方加以改變。
清華胡氏曾於景泰六年（1455）編修、天順二年（1458）刊刻了一部族譜，該譜由胡從政、胡禮道二人編修，後由胡天民校正而成。該譜是清華胡氏首次刊印之譜，據胡天民交待：「□□□□載，考察精詳，□□□□，吾族也。□不登者，非吾族也。但越星源之境而未登譜者，由走關之未至也。雖然，後世子孫不忘水源木本之自尊祖敬宗之義。或存遺文而合譜之總類者，雖未登名於譜，是亦吾宗之派，何殊於已登者耶？」據此可知，這次修譜出於「後世子孫不忘水源木本之自尊祖敬宗之義」，許多此前譜上沒有的支派添加了上來，且範圍已越出婺源。由此可知，至景泰、天順間，出現了跨境聯宗的趨勢，成化年間，婺源清華胡氏與貴溪胡氏新譜系的出現即是這一趨勢的結果。透過前引胡自立所建構的譜系，也可以發現，在成化時期徽州出現了一個以胡福為始祖遍及徽州六縣的宗族網路，這一網路為胡曈父子在弘治年間進入府志提供了民眾基礎。
（二）士人活動與胡曈入志
胡曈在弘治年間之所以能夠入志，除去徽州胡氏族人的不斷塑造抬高之外，與徽州士人的認同不無關聯，其關鍵人物是程敏政。程敏政，字克勤，休寧縣人，是明代著名學者，也是一位塑造徽州歷史的重要人物。從他將《胡僕射曈傳》列入其所編《新安文獻志》並加以辨疑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他對胡曈十分重視。此外，他閑居徽州期間曾赴祁門拜謁胡僕射祠，並撰寫題辭：「閱國史，知旋乾轉坤之功；觀廟貌，沐和風甘雨之澤。精忠不死，生氣長存，百世而下，其將仰公如一日耶！」從題辭來看，程敏政是在翻閱史書典籍時看到了有關胡曈的功績記載，從而引起了他的注意。據嘉靖時期祁門人李汛所言，「予習聞先師篁墩大學士程翁云：在翰林翻閱遺書時，唐僖宗有胡公曈，少負奇氣，裕將才。黃巢犯宣、歙，公起義兵保障祁門義成都里，所活萬姓。」這裡的「程翁」即是程敏政。作為校正、編修諸多典籍文獻的參與者之一，置身於藏書最為豐富的翰林院，程敏政對傳世史書、典籍一定多所批閱，因此他「閱國史」的說法當為可信。程敏政作為當時中央的大臣與著名學者來此拜謁並留題辭，對於胡氏族人特別是祁門胡氏學公派而言，顯得十分榮耀，讓胡曈的地位在其譜系中地位迅速上升。不僅如此，程敏政的題辭，在當地也會引起士人群體對僕射祠的重視。程敏政之後，陸續有當地文人、回鄉官員來此拜謁並題辭賦詩，除上面提到的李汛外，還有祁門汪回顯、張敏、胡幼諄，婺源的洪垣，休寧的胡宥。程敏政、汪回顯及張敏三人，在弘治《徽州府志》中皆有記載，除程敏政外，汪回顯為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張敏於成化十三年以《春秋》中舉人，任桐柏知縣，升監察御史，編纂府志時升為四川右參議。程敏政、汪回顯的題辭可以肯定是在編纂府志之前，而張敏題辭後的所署官職是「御史」，此亦可斷定是在府志編纂以前。
程敏政等人對胡曈的褒揚，必然會影響到徽州府志的編纂，特別是《新安文獻志》於弘治十年（1497）刊刻完成後，彭澤於弘治十三年來徽州擔任知府，他於第二年即聘請汪舜民擔任總編，開始編修府志。因此，這部當時對徽州文獻的集大成之作必然成為該府志的重要文獻來源，而府志中關於胡曈的記載正好可以印證這一點。對比上引兩部文獻中胡曈的相關記述即可發現，二者高度一致。儘管此時清華胡氏族譜中對胡曈、胡學的記載已經進行了徹底的置換，但汪舜民還是認可了程敏政的看法，將胡曈載入府志。
（三）嘉靖時期徽州宗族的進一步發展與胡學入志
常建華曾指出：「已有的研究已經揭示了明嘉靖十五年（1536）官方允許祭祀始祖為宗祠大量出現提供了契機，影響了宗族制度化以及組織化。」「官方允許祭祀始祖」的規定，讓民間對始遷祖的追認成為一種建宗立祠的需要。因此，民間紛紛尋找始祖，而始祖的尋找為各地宗族的聯合提供了基礎。也是 「宗族制度化以及組織化」的內在動力之一。一旦始遷祖確立，他們在「一本」觀念的指導下，以「禮以義起」為原則，建立聯宗。
嘉靖時期，徽州胡氏已經出現了許多以胡學後裔自居的宗族。嘉靖二十九年，清華胡氏開始往徽州各縣胡氏倡集編修統宗譜，「……適清華宗長來會統宗。清華為諸宗之所始，自源徂委，其勢為至順。辨之精、擇之審，固清華諸君之任。而余叔姪未成之志於斯，亦克遂矣。」又據休寧商山胡氏譜序載：「始祖常侍公由古歙黃墩徙婺北清華，子姓蕃衍，遷派甚多，逮元季之亂，而我四公成始遷商山居焉。……適清華宗長統會各宗重修譜系，今年夏來採集本支。余與弟欽倡率家人，共成厥志。」而龍山派胡氏譜序則曰：「今年（筆者註：嘉靖三十年）春，清華宗耆濋翁、浯潭石泉諸君來集本枝。」從本次統宗譜所收錄的譜序看，除歙縣黃潭、休寧商山之外，尚有祁門貴溪、休寧會裡、太平北山、江西德興等其他支派。由此可知，至嘉靖時，清華胡氏族人通過聯宗修譜，建立了一個包括江西在內的宗族網路，所聯各派大多以胡學為始遷祖，意味著胡學在徽州地位的確立。
另外，胡學的身份此時也得到了地方士紳的承認，其中包括正德九年（1514）進士、官至江西省左參政的歙縣岩鎮人鄭佐，他在為休寧商山胡氏撰寫的譜序中即認為：「始祖常侍公，佐唐僖，昭，節度宣歙，剿據賊夷大難，聲名顯赫，與時俱隆。」而婺源人潘珍在為龍山胡氏所撰譜序中說的更為具體：「至有諱學、字真翁者，仕唐討寇有功，授宣歙節度討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散騎常侍。」潘珍為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撰寫該譜序的時間為致仕後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上引祁門人李汛也對胡學的身份加以認可：「時學公舉進士，登鄭從讜榜，官授武德大夫，遂協雁門李僕射□□□巢□二百餘戰，斬首數萬，克複長安，唐室因以再造。誰謂有子如此，殆□之功歟？」 他不僅指出了胡學剿滅黃巢匡扶唐室的卓越戰功，同時也承認了胡學進士及第的學歷。李汛的這一記載與前引胡曈的文字一同寫於嘉靖元年（1522），當時他拜謁了祁門許村的胡僕射祠。 「李汛，字彥夫，祁門李坑口人。□□太史程敏政曰：異日新安文伯也。登進士，條陳六事，授南京工部主事。」能獲得程敏政如此高的評價，不僅說明李汛的卓越才華，也為他在徽州贏得了較高的聲譽，以至於載入府志。
鄭佐、潘珍、李汛三人分別為歙縣、婺源與祁門人，作為登科進士，皆出任過高官。李汛官職雖不及鄭、潘兩位，但因他得到了程敏政的高度讚許，顯然文名更播。因此，他們的態度對徽州士人有關胡學身份的認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並為胡學進入嘉靖府志提供了依據。
三、餘論
顧頡剛很早就提出過歷史的「層累」性問題，他指出了文獻在編纂傳承過程中對歷史信息的不斷疊加現象。但是對於這種疊加現象背後的原因，則須置入具體的問題之中考察。以地方史而言，方誌實為地方歷史的標準樣本，具有官方認可的權威性。但凡事件和人物一旦進入方誌，即被當作史實加以接受。然而，方誌首先應被作為一個社會活動的結果即「文本」來看待，唯此才能了解方誌在史學研究中具有的真正意義。
徽州作為目前遺留文獻最為豐富的地域，如何研究這些文獻成為徽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徽州歷史一般追溯至唐末，特別是宗族譜系的追認尤為明顯，這一點在徽州乃至全國都普遍存在。他們試圖通過建構這樣一個悠久而輝煌的譜系以標明出身高貴，從而列入徽州世家大族之列，是否獲得當地權威人士的認可則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一旦如胡曈、胡學父子之類的人物進入方誌，表明該宗族在此工作上取得了成功，他們的成功也重構了徽州的歷史。作為史學研究者在利用這類文獻中也會當作史實來加以使用，很有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因此，我們需要對相關記載作一番「知識考古」（福柯語）。本文透過胡曈、胡學父子在族譜中的記載並最後進入方誌過程的考察，可以發現宗族發展、士紳認同與地方文獻編纂之間的聯繫，也可以從中考察宗族發展、士紳力量對地方史書寫的影響。
因篇幅所限，注釋及參考文獻皆省。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課題「近代徽州宗族與鄉村社會變遷和轉型研究」（項目批准號16JJD77000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張曉（1986—），女，山東陽谷縣人，安徽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民族學博士；
董乾坤（1981—），男，安徽亳州人，安徽大學歷史系師資博士後，歷史學博士。
原文載於《安徽史學》2018年第4期。人大複印資料《明清史》（2018年10期）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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