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蔣介石為何替敗軍之將辯護？

原標題：揭秘蔣介石為何替敗軍之將辯護？

豫中會戰慘敗，蔣拒絕嚴懲湯恩伯，還在參政會上公開為他辯護

1944年豫中會戰，國軍第一戰區蔣鼎文、湯恩伯部8個集團軍約30萬部隊，不敵10餘萬日軍之攻擊，全線潰敗。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也因此成為各界炮轟的對象。朝野輿論，更是將河南四害之「水旱蝗蹚」，換成了「水旱蝗湯」。①

然而，身為國民政府最高領袖的蔣介石，卻拒絕響應朝野輿論的要求，拒絕懲罰湯恩伯。不但如此，蔣介石還親自出面，公開替湯恩伯辯護。1944年9月16日，蔣介石出席第三次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並在會上發表講話。針對與會者要求懲處湯恩伯的呼籲，蔣介石回應道：

「河南戰事究竟是失敗的。整個的責任誰屬？我們應該處罰何人呢？現在許多社會人士，差不多眾口一詞的以為非將湯恩伯置於重典不可！以為政府現在沒有嚴格的處罰湯恩伯，有欠公允。其實我對於部下將領的處罰，向來主張罰自上始，愈是追隨我十年二十年的將領，平時受我教育的機會既多，如果再不能達成他自己的任務，則其應得的處罰自亦愈重。以湯恩伯在河南的情形而論，迭據各方報告，他平時經營商業，包庇走私等等，當然應該澈底的查究。但這是依平時的執行紀律而言，應當處分，而不能與此次戰役失利的責任混為一談。

「講到這次戰役的責任，首先當然應該由我統帥負督導無方的全責，其次就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他這次指揮失當，以致河南大部淪陷，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至於湯恩伯個人在地位上他是一個副長官，在指揮上他不過是秉承司令長官的命令與調度，就事論事，他應該與蔣司令長官負連帶的責任。然而不能將他平時的過失就作為他戰時的罪案，否則，就是責任不分，如果責任不分，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就要使抗戰整個的失敗。這一點，希望大家要特別注意。現在蔣鼎文已經革職，湯恩伯已受撤職留任的處分，要他帶罪立功。其它還有許多失職的軍長、師長，仍在繼續調查審判，務要達到政府嚴明賞罰，整飭軍紀的目的。」②

蔣介石的這番辯護，有些地方是不實的。譬如他說「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他這次指揮失當，以致河南大部淪陷，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就不符合事實。雖然蔣鼎文的身份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但他手中並沒有掌握多少基本部隊；第一戰區的真正大權，是握在「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手中的。文強回憶說：「蔣鼎文當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應該是湯恩伯的上司，而湯咄咄逼人，使蔣鼎文幾乎無權過問，令不出戶。」③「令不出戶」當然太過誇張，但在第一戰區，蔣鼎文與湯恩伯爭權，蔣長期處於下風，卻是當時盡人皆知之事。所以，蔣介石拿蔣鼎文來替湯恩伯頂缸，並不能服眾。

湯恩伯

蔣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會戰慘敗的最大責任人，其實是蔣自己

其實，蔣介石也知道自己這番言辭不能服眾。不過，他仍要這麼說，是因為真正的不處分湯恩伯的原因，他沒法在國民參政會上說出口。只有在日記中，蔣介石才能說出真話：「此次戰略錯誤，則戰術自必潰敗矣」，而「戰略」，恰恰是在蔣介石的親自指導下制定的。按蔣介石的意志，出面頂缸的蔣鼎文，則在去台灣之後，含蓄披露：此役勝敗的關鍵，是「統帥部所得情報未盡正確，因而處置未盡切合實際。」④

關於情報分析與豫中會戰的戰略部署之間的關係，學界已有研究與總結。簡單說來就是：蔣介石和軍委會判斷，日軍此役不過是一次有限的「局部攻勢」；蔣鼎文和陳納德雖然認為日軍的攻勢可能是「大規模」的，但並無足夠的情報資源來堅持，因而選擇了服從蔣介石和軍委會的判斷。湯恩伯也不例外。也就是說，真正該為此次會戰失敗負最大責任的，是蔣介石本人。誠如學者總結的那般：「如果蔣介石早知道日軍將發動超出預期、又有戰車師團支援的大規模攻勢,必然不會在許昌與遂平各部署兩個師,以及在許昌附近的平坦地帶採取犧牲較大的陣地戰結合精銳部隊側擊、欲與日軍一決雌雄的作戰方式。即使他預先如此部署,也一定會採取犧牲最小的避戰措施,不至於讓許昌重兵激烈抵抗而慘敗,更不會讓主力在平坦地帶與日軍決戰。國軍在豫中會戰前期的重大損失,關鍵原因可說是軍委會情報判斷錯誤造成蔣介石的錯誤決定。」⑤

蔣介石雖然身為最高統帥，但政敵頗多。抗戰期間，重慶的倒蔣暗流從未休止過。蔣介石不願意公開承認自己的決策失誤，給政敵提供口實，又不願讓愛將湯恩伯替自己頂缸——據黃仁宇講，「我現今過目之蔣日記只有三個部下受到他的讚許，此為湯恩伯、薛岳及戴笠。」⑥——於是，只好處分蔣鼎文。

不過，蔣介石對湯恩伯的這番「呵護」，似乎並沒有收到他預期的「報效」。1954年7月，在台北陽明山莊，蔣介石對湯恩伯的去世，表達了這樣一種奇怪的「遺憾」：

「這幾日以來，由於湯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覺革命哲學的重要。本來湯恩伯在我們同志中，是一個極忠誠、極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對他只有想念感慨，而無追論置評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對大家說我的感慨，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對生死成敗這一關，總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湯同志之死，距離他指揮上海保衛戰的時候，只有五年光景，這五年時間，還不到二千天，照我個人看法，假使湯同志當時能夠在他指揮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地悲壯；對革命歷史，將是如何地光耀。可惜他當時在上海撤退的時候，未能為主義、為革命捐軀殉職，卻到五年以後的今日病死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千秋歷史重若泰山的死的機會，我想他在平時如對革命哲學果能有徹底研究和心得，勘破了這一生死關頭，那他又何至錯失了這個大好機會。」⑦

蔣介石責備湯恩伯沒有在1949年「殉職」於上海時，內心深處，或許也正浮現出1944年他不顧全國輿論所指，替湯恩伯辯護時的情景吧。

1961年，蔣介石在台灣官邸

注釋：

①「蹚」，即「蹚將」、「蹚匠」，原是指活躍於豫西南地區的較大規模的一種介於流民和土匪的群體。②蔣介石，《一年來軍事、外交、政治、經濟之報告》，1944年9月16日在國民參政會上的講話。③文強：《「中原王」湯恩伯》。④蔣介石日記，1944年5月20日。中研院：《蔣鼎文先生訪問記錄》。轉引自：劉熙明，《國民政府軍在豫中會戰前期的情報判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⑤劉熙明，《國民政府軍在豫中會戰前期的情報判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⑥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州出版社，2011，P420。⑦蔣介石，《革命教育的基礎》，1954年7月5日至12日在台北陽明山莊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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