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勤事件（上）

天下 11-18

各位好，確實很久沒寫過案子了，我已經自我反省過了。

可能跟各位讀者的想像完全相同，我寫案子的時候，確實不用打草稿，也沒有預先設計個結構之類的。一切都是想好了怎麼寫，坐在鍵盤前面馬上就能開始寫。然而，跟大家想像的不同之處在於，我「想好了怎麼寫」這個過程，其實是挺說不準的。

尤其是在工作繁忙的那些日子裡，「醞釀情緒」這件事，確實不是隨時隨地都能做到的。我的各種工作基本上都靠「說話」，而嘴上說著，腦子裡也得跟著轉著，絕不能分心去想別的事情。反過來講，如果幹活的時候腦子裡能想著殺人案，這工作的實際內容，恐怕也很耐人尋味了。

仔細想想，我確實跟《孤獨的美食家》裡面的「井之頭五郎」大叔的工作，基本上是相似的。都是餐具、食器方面的工作，只不過他更偏重於「尋找買家」，而我著重於「找到做東西的人」。而我們所面臨的誤解，也基本上是一樣的：他的工作是食器的買賣，並不是到處找地方去吃飯；我的工作也是食器的買賣，並不是天天寫殺人案。

關於我的店面「一點物」，本周四晚上開始上貨，周五11月16日中午12:30正式開售。具體信息請感興趣的各位，記得打開這次推送的第二篇文章查看。

宮崎勤案件是一樁我一直想要好好聊聊的案子，因為在日本的惡性案件中，它極為特殊。第一，這是日本第一起由於「可能存在的精神問題影響」而導致的連環殺人案。第二，與其他殺人案件不同，這起案件的後續發酵，直接導致了「御宅族」群體的污名化和社會邊緣化。第三，在案件之後，日本的二次元文化開始承受了大眾主流文化的重新審視，而政府也開始用立法限制的手段，對這一龐大產業群進行了規制。

而為了講明白這些現象和事件之間的聯繫，我覺得對於這起案件的介紹，應該更細緻也更清晰才對。

1988年8月22日下午15時許，盛夏的午後，在埼玉縣入間市的一處高層住宅區，4歲的今野真理剛剛游完泳，回到家中換好衣服後，蹦蹦跳跳地離開了家，前往附近的街心公園找小朋友們玩。然而，直到當天的晚飯時間，今野真理也還是沒有回家。感覺到不安的真理的父母於是前往街心公園，但是那裡完全沒有任何兒童在玩耍的身影。

母親一邊安慰著自己「不會出事的」，一邊跑回了家，開始按照幼兒園的聯絡手冊，挨家挨戶地給真理的同學們的家中打電話，詢問真理是不是去了別人家玩。然而根據幾個同學和家長的反映，當天下午今野真理根本沒有出現在街心花園。感覺到事情不妙的母親，立即帶著真理的父親一起去派出所進行了報案。

今野家的家境不錯，父親是一家建築設計公司的老闆。因此在警方接警了解完情況之後，首先考慮的就是「綁架勒索」的可能性。這種以富裕家庭的孩子為目標，綁架後勒索錢財的案件，在80年代後期確實出現過幾起。於是在當天夜裡，埼玉縣的入間警察署便派遣了警力，帶著通話監聽裝置，來到了今野家。

意外的是，儘管警方連續在今野家蹲守了72小時，但是今野家卻沒有收到任何的勒索電話。從警方的經驗看來，為了在警察介入之前搶佔先機，綁架犯往往會在綁架得手後的24小時之內打來電話，同時也會把繳納贖金的時間定得盡量早，以避免警方做好大量準備。但是在這起案子中，如果今野真理確實是遭到了綁架的話，那麼綁架犯為何不急著要求贖金，甚至沒有通知女孩家中「你家孩子就在我手上」呢？

接手此案的警察們百思不得其解。

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今野真理的消息始終沒有出現過。而在入間市警察署內部，對於這起案件的跟蹤調查工作也逐漸進入了死胡同。因為從今野真理的家到街心花園，需要經過一條國道。儘管真理每次都是從國道上的過街天橋穿過馬路，但警方也開始逐漸產生了一種猜測：會不會是今野真理沒有走過街天橋，而是冒險從國道上穿過 —— 而此時恰好有車輛經過，撞倒了真理之後，將她帶上車駛離現場後扔在了荒郊野地里？

如果真的是一起交通事故，甚至是交通肇事逃逸的話，那麼從犯罪特徵上，倒是符合了真理小朋友自始至終沒有任何消息的特點。然而，由於事發時間是白天，國道上的交通事故理應很容易找到目擊者，但警方在之後的走訪中，卻沒有搜集到在該地點附近，出現過任何交通事故的報告或目擊情報。

就這樣，夏天悄悄地結束了，今野真理仍然下落不明。儘管從8月22日起，今野家沒有得到過任何與女兒真理失蹤相關的消息，但他們仍然願意相信，女兒仍然在哪裡活著，等待著父母來接她回家。

就在入間市警方對此案束手無策的時候，1988年10月3日，僅僅間隔了一個多月後，在埼玉縣的飯能市，又出現了類似的案情。

飯能市，與入間市相鄰，由於離東京都的距離不算太遠，並且有鐵道相連，因此被很多在東京工作的人當作「Bed Town」的密集居住區。這樣以住宅區為主要城市機能的地區，像項鏈一樣分布在東京的周圍，特點是白天和夜晚的人口密度差距極大。由於白天大部分的人們都前往東京上班的原因，這些地區也是「空巢盜竊」的高發地。

10月3日這一天下午3點左右，小學一年級的吉澤正美（7歲）結束了一天的課程，和幾個同學談笑著離開了校園。走到出校門口的第一個路口，她和兩名同學分開，獨自一人向著家的方向走去。在路口開雜貨店的一位阿姨，還在她路過的時候跟她打了招呼。然而到了當晚6時，吉澤正美還是沒有回家。由於女兒從來沒有在放學路上貪玩的習慣，正美的母親覺察到了異常，於是便出門尋找女兒，結果一無所獲。儘管她家離學校僅有步行15分鐘的距離，但正美的母親找遍了所有沿途可能經過的地段，都沒有發現女兒的身影。在當晚21:15分，吉澤家向警方報案。

來到吉澤家進行調查的，是飯能市警察署的幾名警察。他們向正美的母親了解了正美的一些交友關係，以及家中的情況。儘管警方最初同樣懷疑是「綁架敲詐」的作案手段，但是通過了解得知，吉澤家裡的經濟狀況並不好，父親開計程車，母親在超市打零工。如果案犯是一名或一夥慣犯的話，自然不可能在不了解綁架對象家境的情況之下便貿然實施綁架。因此，警方認為這更可能是一起走失事件，或者是偶然的事故。

當晚，吉澤家的電話從未響起過，也並沒有任何綁匪提出「正美就在我的手上，交錢贖人」的警告。

收集到了足夠的信息之後，在第二天10月4日，飯能市警察署向附近的市署發送了警情通告，提出昨晚有一名女童失蹤，請周邊地區協助搜索。然而，當收到這封通告時，入間市警署的幾名警員卻警覺地發現，吉澤正美的失蹤，似乎與今野真理的失蹤有著相似的特點。

果不其然，在正美失蹤的一周之內，無論是吉澤家還是警察署，都沒有收到任何與綁架勒索相關的信息。入間署和飯能署對案件交換過意見之後，向埼玉縣警總部提出，可能出現了一起連環幼女綁架案，要求縣警本部對調查工作予以支持。

埼玉縣警在接到下屬兩市發來的支援申請後，對案情進行了回顧。然而由於警方手中所掌握到的信息甚少，縣警本部只得採取排除法對待此案：先將「非刑事案件」的可能性調查清楚之後，再以「刑事案件」的方針對此案集中調查。

由於在吉澤正美回家的必經之路上，需要經過一條小橋。考慮到可能的失足落水的情況，埼玉縣警組織了30多人的搜救隊，沿河流順流而下進行了密集的地毯式搜索。然而，這次搜索一無所獲。

同時，埼玉縣警也對轄區內的車輛修理廠進行了走訪調查，要求各車廠如實彙報自1988年下半年以來，所有的車輛損毀維修記錄中，是否出現過可疑的血跡、人體毛髮、不明撞擊痕迹等等線索，用以排除車輛肇事事故的可能性。根據警方收集到的信息，沒有任何車輛具有嫌疑。

秋去冬來，時間轉眼間就又過了兩個月，今野真理和吉澤正美仍然沒有任何消息。

1988年12月9日，初冬的這個下午，在埼玉縣的川越市南部，一起幼女失蹤案再次發生了。

失蹤的女孩名叫難波繪梨香，4歲。難波家所住的地方，在日語里叫做"團地"，類似於中國的老式住宅小區：

由於建築較為密集，因此這類小區都有個特點：大部分的公用和商業設施都坐落於團地之外，只在樓宇之間設置一些綠地花園。這樣一來，團地內部的人流就較為封閉，很少有外來的人出現。

繪梨香當天下午被母親從幼兒園接回家之後，便獨自一人跑到了離樓門口只有50米距離的假山綠地上玩。晚上5點，母親想要從陽台叫繪梨香回家，卻發現女兒根本不在樓下的花園裡。她急忙跑下樓，一邊喊著繪梨香的名字，一邊在團地小區里到處尋找。結果直到當晚天黑，繪梨香都沒有出現。

晚上7點，繪梨香的父母報案。與前兩次的女孩失蹤時的警方對應情況不同，這通報警電話直接被轉到了埼玉縣警本部。

「又有一名女童失蹤了！」

從縣警本部趕來的刑警們，當晚便來到了難波家所在的小區，迅速封鎖了樓下的花園，並且開始向周圍的居民住戶詢問目擊情況。不巧的是，由於當天是工作日，案發時小區中很多住戶都尚未回家，因此警方在收集情況時頗費周折。終於，一名當天下午，同樣在小區花園裡玩耍的5歲男童對警方說：

「我記得有個叔叔，把繪梨香用車接走了。」

如獲至寶的警察們，立刻開始認真地對這名男童進行了詢問。他們首先要求男童仔細回想，是否那個女孩就是繪梨香。由於兩人是幼兒園的同學，因此男童相當肯定。但是當問到「把繪梨香接走的叔叔是誰」的時候，男童在回憶時的口吻卻明顯猶豫了。

「我記得是個矮矮胖胖的叔叔，可能有40歲吧，跟爸爸差不多大。」

「那你還記得，那個叔叔的長相嗎？」

「長相嘛，好像是帶著一個大帽子，還有眼鏡，還帶著口罩...」

這樣的面部特徵描述，可以說是幾乎沒有意義的。然而，警方並不死心，繼續追問：

「那，那個叔叔帶著繪梨香上車，你看到了嗎？」

「嗯嗯，我看到啦。」男孩使勁點點頭。

「那車子是什麼樣子的呢？」

「是個白色的小車...」

負責詢問男童的警察想要繼續追問，但是卻被身邊的老同事拉住了。「算了，看這孩子的樣子，估計他想不起來什麼了。這麼小的孩子，自然也不會區分汽車的品牌和外形。」

於是，儘管埼玉縣警第一次獲得了寶貴的目擊資料，但是其內容卻十分含混。在走訪其他鄰居之後，警方也沒能繼續獲得更多的情報。

有了這樣一份目擊線索，埼玉縣警至少搞清了一件事：繪梨香確實是遭遇了誘拐。

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在場的警察們和繪梨香的父母，都焦急地守著電話，期望它能夠突然響起，給他們帶來繪梨香的消息。然而也許是意料之中，在接下來的幾天之內，沒有任何與誘拐案相關的電話打進來。

因為在短短的半年之內，相隔不到30公里的三處居民區，都先後發生了幼女失蹤、誘拐的案件，此事不僅在埼玉縣警本部里的調查優先度迅速上升，更是隨著媒體的報道，讓埼玉縣的年輕父母們人心惶惶。

誘拐兒童案，特別是誘拐幼女案中，作為受害家庭的父母，其實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遭受到折磨，尤其是性侵害。而在這連續三起案件中，（可能）遭到誘拐的孩子都是女孩 —— 即便在有男童在場的情況下，遭遇到毒手的仍然只有女孩。這就不得不讓警方和家長都考慮到了一個可怕的結論：

嫌疑犯是以針對女童進行性犯罪為目的，實施了誘拐。

時間已經接近年底，1988年的這個冬天，埼玉縣這三個女兒遭遇了誘拐的家庭每天都活在煎熬之中。由於案件的密集發生及其受害人的特殊性，媒體遵守了「報道準則」，只是將女孩失蹤的時間和地點進行了相關報道，而並沒有接觸與失蹤女孩及其家屬的信息、住址等等情況。即便如此，12月20日這一天，難波繪梨香的家中，卻收到了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件。

信件只有一行字，確切地說，是六個詞：

「繪梨香」，「風邪」，「咳」，「喉」，「楽」，「死」

蹊蹺的是，由於信息保護措施，除了媒體和警方之外，不應有任何人知道繪梨香家的住址。同時，這封信的內容由於實在是難以理解，一些報紙便將其原文登載了出來，希望讀者們能夠給予一些解讀，或許對於破案能夠提供一些線索。

熟悉日本各種類型謎題的人，想必在看到這裡時，已經明白大概的解謎方法。沒錯，這就是在日本的很多犯罪案件中都出現過的「拆字謎題」。

簡單來說，這是將日語的辭彙都轉寫成英文字母后，再對字母進行重新排列組合，獲得新的句子或是單詞的一種解謎法。按照這個做法，我們先將上面的那六個詞轉成英文字母：

ERIKA，KAZE，SEKI，NODO，RAKU，SHI

然後再進行重新排列：

IKIKAE SASERAREZ KINODOKU

轉為日語便是：

「生き返させられず、気の毒」

「不能起死回生了，真可憐」

這封信與其說是「道歉」，倒不如說是挑釁。

警方立即對這封信進行了最為詳盡的分析。首先，用作信紙的紙，根據紙漿纖維的成分進行確認後，來自於東京江戶川區的王子製紙工廠，批次為1988年4月。然而，這批紙的產量巨大，其中相當一部分被加工成為了普通標準信紙，在關東地區的上千家便利店中出售。

而一同送來的信封，根據信封上的生產信息確認，也同樣來自於同一家工廠，分銷渠道是同樣的便利店。單從紙張和信封入手，警方無法有效地縮窄搜索範圍。

而信件上的六個詞語，並非是列印或手寫，而是將印刷鉛字進行了放大複印，之後用剪貼的方式貼在了信紙上。這樣，警方無法通過分析油墨特徵來確定印刷工廠的相關信息，使用的鉛字也讓筆跡鑒定無從開展。

面對嫌疑犯的挑釁，警方卻無計可施，只好一方面安撫著家屬的情緒，一方面硬著頭皮，一次次面對媒體記者們刁鑽且令人難堪的提問。

1988年就在這樣陰森的氣氛中結束了。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因癌症病逝，新年號改元平成，是為平成元年。然而這起連續幼女誘拐案，卻沒有隨著昭和到平成的迭代而自動終止。儘管到了1989年1月底，埼玉縣各地都沒有再次出現過幼女失蹤的事件，但警方相信，這樣一名猖狂作案的嫌疑犯，是絕不會就此收手的。

如果我們把時間倒推回1989年1月底，此時的埼玉縣警的立場和心情，其實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面，警方不希望類似的案件繼續發生，因為迄今為止，所有失蹤的女童都是下落不明的狀態 —— 而且凶多吉少。然而，從破案的角度出發，如果這名誘拐犯就此收手，那麼警方對於尋找犯人和受害者的行動，將僅僅依靠極其有限的現有線索出發，將真相水落石出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如果這起連環誘拐案如果能夠一線轉機的話，警方只能寄希望於嫌疑犯在下次作案時，留下一些馬腳。

由於此案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巨大，埼玉警方面臨的公眾壓力也越來越難以承受。為了能夠發動更多的警力，集中偵破此案，警察廳將此案交由公安警察牽頭偵破，並在埼玉縣廳設立了「警察廳廣域重要指定117號事件」特別專案組。上任伊始，公安警察便發動了首都及周邊的千葉、埼玉、群馬、神奈川、茨城的警力，對首都圈及東京近郊的全部具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員，無論所犯罪行輕重，進行了大排查。被列入排查名單的人數達到了近1000人，其中不乏僅僅具有性騷擾、內衣盜竊等等輕微犯罪情節的嫌疑人。

「警察廳廣域重要指定事件」是日本警察系統立案調查的案件中，對於影響最為惡劣、受害情況最為巨大、分布地區相對廣闊的一系列案件的分類。在我曾經介紹過的案件中，《勝田清孝連環殺人案》（113號）、《格力高森永連續投毒敲詐案》（114號）都位列其中。從1964年第101號案件《連續學校保險柜爆破盜竊案》設立以來，迄今為止這一分類的案件也僅僅有24起，其中大部分是致使多人死亡的刑事案件。成為廣域重要指定事件之後，日本警察廳會發動全國各處的警力，集中力量偵破此案。

可想而知，篩查嫌疑犯的工作進程是緩慢的，警方需要挨個找到名單上的這些人，並逐一確定他們在關鍵的時間窗口的行蹤，一一列出不在場證明。

世界並不是割裂的。就在我們講述這起幼女連續誘拐事件的同時，1989年的上半年，日本並不太平。

1989年1月，日本戰後最大的政治貪污醜聞「 Recruit 事件」開始了加溫，到1989年4月11日，時任首相竹下登接受1.5億日元賄賂的事情被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調查清楚。4月25日，竹下登辭去日本首相職務。6月2日，竹下登內閣宣布總辭職。這起事件在我的《格力高事件解謎篇》中，也有一定的涉及。

2月24日，昭和天皇的國葬舉行，東京都進入了高度戒備狀態。

3月29日，震驚日本的「女高中生水泥殺人事件」被警方偵破並公布，未成年人犯罪成為了日本社會的熱議問題。

同樣不能忽視的，是自1988年起就開始在日本各地蠢蠢欲動的奧姆真理教。

就在這樣紛雜的年初，2月6日，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在最初失蹤的今野真理的家門口，女孩的父親發現了一個紙箱。

紙箱的發現時間是凌晨5：30分。這一天，有著早起習慣的今野先生打開房門，準備去晨跑，卻發現了自家門口被一個棕色的紙箱子擋住了。紙箱外面沒有任何字，用膠帶封住。在紙箱的下面，壓放著當天早晨的報紙。

今野先生將紙箱拿進屋，給警方撥通了電話 —— 在女兒失蹤超過半年後，埼玉縣警已經撤去了在今野家蹲守的人員。接到電話後，警方告訴今野先生先不要打開紙箱，等警察趕到之後再做下一步行動。

上午8：00左右，三名刑警來到了今野家。他們小心翼翼地打開了紙箱，發現裡面只有幾張「拍立得」照片，一張紙，和一堆看不出是什麼東西，夾雜著泥土和草根的東西。

照片拍攝的是粉色的短褲，白色的內褲，以及紅色的涼鞋。看到這些，今野先生忍不住淚水，趴在桌前哭了起來。照片上的物品，正是小真理失蹤時所穿的衣服。毫無疑問，這些照片肯定是在真理被誘拐之後拍攝的，也就是說，這些照片的拍攝者，以及這個紙箱的運送者，必然與今野真理的失蹤有著莫大的聯繫。

警察們用帶著手套的手，翻弄了一下箱子中那一團黑乎乎的東西，仔細一看，不由得每個人都倒吸了一口涼氣。

那團「東西」，是一個已經破碎的，經過炙燒的人體頭骨。從大小來看，這顯然是小孩的頭部。頭骨上混雜著泥土和草根，從頂部碎裂成幾大塊。在場的人心裡都明白，這顯然是今野真理的頭骨。

原本對女兒可以活著回來還抱有一絲希望的今野夫婦，此時哭得泣不成聲。

在箱子中的那張紙，和之前寄望難波家的那張紙一樣，也是將鉛字放大後剪切下來貼好的。一共五個詞：

真理（MARI）遺骨（IKOTSU）燒（YAKI）證明（SHOMEI）鑒定（KANTEI）

很顯然，這又是一個「拆字謎題」。關於這個謎題的答案，我會在全篇的末尾揭曉。

警方將箱中的遺骨收集好，交到了東京齒科大學的實驗室進行分析。3月1日，鑒定結果顯示，這確實是只有4歲的今野真理的頭骨。在頭骨上發現的泥土等附著物，法醫鑒定屍體的頭部曾經經過掩埋，而焚燒卻是發現前一周才進行的。

警方也找到了紙箱出現的當天早晨，往今野家配送報紙的送報工。據他回憶，他到達今野家的時間為凌晨 4:35 - 4:40之間，那時紙箱還未出現。考慮到現場的紙箱和報紙的擺放順序，警方認為嫌疑犯，就是在 4:40 至 5:30 這段時間裡，偷偷來到了今野家門口，並放下了這個紙箱。這一系列的操作，可以說是相當猖狂了。

然而，罪犯是如何知道今野真理家的住址的呢？

就在今野真理的家人此時已經痛不欲生的時候，1989年2月10日，一封署名為「今田勇子」的信件，寄送到了位於東京築地的朝日新聞社。

犯罪聲明

把遺骨裝在箱子里，放在今野家門口的，就是我。

今野真理這起案子，徹頭徹尾都是我一個人乾的。所以我在這裡所說的一切，都是基於事實的。放在紙箱中的骨頭，就是今野真理的頭骨。這是可以證明的。

我準備在這裡告訴各位，我是如何將真理拐走的。

去年8月22日，我產生了一種，想要把那些以前想摸也摸不到的小孩，在今天一整天據為己有的想法。一邊這樣想著，我一邊把車停在了入間小區的八號樓後面。我知道那裡有一個游泳池，很多小區里的孩子都會去那裡游泳。於是我就在游泳池門口等著，在那裡物色著喜歡的孩子。

就在這時，真理和兩個小男孩從游泳池走了出來，在郵筒附近跟他們分開。看到她還穿著泳衣，我知道她住得一定離家不遠，於是就開始跟蹤她。我沒有直接下手，而是跟著她，想要找到她住在哪裡，想知道她的媽媽的相貌。只要記住了她媽媽的長相，下次趁她和媽媽一起外出時，找個機會就可以把她拐走了。

實話說，其實媽媽和孩子在一起外出的時候，才是最危險的。因為別人不容易記住孩子的特徵，但是更容易記住大人的長相。

事情和我預料得一樣，真理回到了家，母親似乎確實在家。我正想著在她家門口蹲守，看到母親的長相後再離去，沒想到真理這時候換好了衣服，又跑出來了。雖然出乎意料，而且她的媽媽也在家，但是我仔細一想，這時真理的身邊一個人都沒有，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但如果我這時跟她搭話的話，她很可能會馬上跑回家裡。所以我為了讓真理離家遠一些，在她後面悄悄地尾隨著，來到了過街天橋。當我看到她開始爬上天橋的台階的時候，我馬上跑到了路對面，從反方向爬上了台階，在天橋上等待著真理走向我的身邊，跟她搭話，再把她騙到車上。

因為我們都是女性，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大概不會讓真理覺得可疑吧。就這樣，我對她說「帶你去吃冷飲，我去取車子，你一會兒自己過來。」就這樣，我在路口把車停好，真理一個人走到了車旁，坐上了我的車。沒有任何人看到我跟她在一起。

看完這封信，專案組的警察們都緊鎖眉頭。作案之後將遺骨寄回被害者的家中，並且還向媒體公布了作案步驟和細節，嫌疑犯的這些特點所表現出的，毫無疑問，是他強烈的顯示欲。隨著媒體對這起連環事件的報道越來越多，嫌疑犯似乎能夠從中獲得一種巨大的快樂：案犯已經將媒體的報道當成了自我顯示的舞台，通過一次次把聳人聽聞的信息傳達給媒體，再由媒體公之於眾，案犯由此獲得了一種扭曲而變態的「成就感」。

因此，這起案件也被稱作是典型的「劇場型犯罪」。

「那麼，我們有必要去調查這個今田勇子嗎？」一名警官問道。

專案組的負責人搖了搖頭。「這個名字肯定是假名字，而且案犯很可能根本不是女性，而是男人。」經驗豐富的老警察繼續解釋道，這封信的行文中，幾乎很少談到自己主觀的感受，反而用了很多篇幅進行客觀描寫，這是典型的男性風格。另外，從僅僅針對幼女進行誘拐的這一現狀來看，犯人為具有性變態心理的男性的可能性極高。

3月6日，今野真理的父母通過媒體宣布，會在一周之後的3月11日，為真理舉辦葬禮。然而在葬禮當天，朝日新聞本社又收到了署名為「今田勇子」的來信。信的題目是《告白書》，用令人難以承受的筆法，詳細地介紹了「自己」如何愛撫被誘拐來的今野真理，又如何用手把她掐死，將屍體進行了掩埋的過程。在信中，案犯還提到了另外一名女孩，這就是1987年9月15日在群馬縣尾島町失蹤的8歲女童，名叫大澤朋子。

我把真理的屍體就埋在了我家的地板下，挨著大澤朋子的屍體。做完這些，我終於鬆了口氣。一切都結束了。就算以後有人找到這些白骨，大概也弄不清究竟遇害的是什麼人吧。

因為大澤朋子案也尚未破案，所以警方此時根據這封信的內容，也產生了爭論。一派人認為，案犯這是在企圖擾亂警方的調查視線，將這幾起發生在埼玉縣的幼女失蹤案，強行與發生在群馬縣的案子進行聯繫，增加警方的調查難度；而另一派則認為，因為大澤朋子案也至今尚無關鍵線索，也許這正是將幾起案件合併起來，重新審視線索，改變調查方向的好機會。

經過幾天的爭論，最終持「兩起事件無關」意見的一方說服了其他辦案組負責人，警方決定拋開案犯送出的煙霧彈，繼續竭盡全力，將眼下的調查進行完畢。

然而隨著最後一封《自白書》的出現，案犯卻再也沒有了任何的消息。一直到6月初，首都附近都沒有出現過兒童失蹤案，更沒有任何媒體收到過嫌疑犯的信件。警方不由得擔心起來：如果連環殺人犯突然銷聲匿跡，那麼結果只有兩種可能：要麼他已經流竄至其他地區，蓄謀作案；要麼他就是在策劃一起更冒險的新罪行。

考慮到案犯之前的作案手法，警方對案犯的行為模式的分析，初步有了一些眉目。從目前的三起案件案發時的情況來看，作案者會用一定的時間來摸清準備作案的地區的情況，包括周邊地形道路、附近設施等等。同時，三起受害幼女的失蹤地點都在大型住宅團地中，而且作案人會駕車長時間在團地內停留，因此警方開始向埼玉縣及東京西北部的各個團地自治會，發出警情通告和協助調查申請，要求團地自治會一旦發現外來的長時間停靠車輛，迅速通知警方。

然而儘管警方已經把能夠想到的預防罪犯作案手段都用上了，但一起新的幼女誘拐案，再次降臨在一個不幸的家庭。

東京都江東區的有明東雲一帶，是東京填海做成的人工島之一，緊鄰台場，是個海景優美，擁有諸多新築高層公寓的高級社區聚集地。這裡從1964年東京奧運會前後便開始了現代化建設，最初作為工業用地使用。但隨著80年代中期東京再一次開始大規模基建，工廠被迅速關閉後建起了住宅區、度假酒店、網球場、運動館、學校和景觀公園。

6月6日下午18時許，在東雲和有明之間的東雲公園裡，5歲的野本綾子失蹤了。根據當時也在公園裡遊玩的兒童和家長回憶，綾子當天下午四點多來到公園，大約下午五點半，曾看到一名男子跟她說了幾句話，隨後男子獨自離開。六點左右，綾子和小朋友們道別後就離開了公園，但是走的方向卻不是家的方向，而是公園南面的倉庫方向。在那之後，就沒有人再看到過野本綾子。

綾子失蹤的消息立即傳到了專案組，從種種跡象表明，這無疑是與之前三起幼女誘拐案相同的作案人所為。對於野本綾子的搜索，迅速在東京市內展開。許多地方都貼出了野本綾子的照片，希望能夠有路人提供相關的目擊線索。

與此前的女孩不同，野本綾子很快就被人找到了。只不過找到的綾子，已經變成了一堆屍塊。

6月11日，在綾子失蹤僅僅不到一周時間內，一名在埼玉縣飯能市山區中的「宮澤湖墓地」工作的清潔工，在墓地內的公共廁所打掃時，從廁所後身的牆邊，發現了一個手提袋，不斷散發出陣陣惡臭。打開手提袋後，露出了一條被分屍的大腿。清潔工急忙報警，警方趕到後，將這個手提袋送往法醫處進行鑒定。

屍體的鑒定結果是幼年女性，軀幹、四肢都被肢解，沒有頭部。死亡時間超過48小時，屍塊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早期腐爛跡象。從屍體的胃部殘留物中，法醫分析出了含有胡蘿蔔和豆腐的烏冬面，和野本綾子失蹤當天吃過的午飯完全吻合。通過這一線索，警方確定了屍體確系野本綾子本人。

關於這具屍體是否為前三起誘拐殺童案的案犯所為，警方在判斷時也曾經猶豫過。按照以往的經驗，連環殺人案的兇手一般很少會變換作案手段。因此，這起涉及到分屍的新案件的出現，與此前的案件似乎有著一些不同之處。

但是，根據犯罪心理專家的判斷，這名疑犯所具有的「劇場型犯罪」的特徵，事實上正是刺激他不斷用更加獵奇的手段來擾亂警方和媒體視線的根源。並且從拋屍的情形來看，警方又一次得到了一些窺探這名連環誘拐殺人犯的內心的機會。

拋屍地點是埼玉縣飯能市的山裡，距離野本綾子的失蹤地點有超過25公里之遠。如果說罪犯是為了拋屍方便，才選擇了離他的住處更近的地點的話，那麼從避免罪行暴露的角度出發，他大可以選擇將屍體拋棄在山林中、丟棄進湖水裡，或是直接埋在地下。而案犯偏偏沒有這麼做，而是把裝著分屍後的屍體的旅行袋，放置在每天都會有人經過的墓地公廁旁，這似乎是「生怕屍體不會被人發現」的做法。

從這一點判斷的話，罪犯的本意恐怕是希望這些屍塊儘早被人發現的。那麼，他選擇了25公里外的地點進行拋屍，就未免顯得過於做作了 —— 即便是東京市內，也到處可以找到這種人流較少，適宜拋屍的場所。

因此，警方斷定，犯人選擇了這個拋屍地點，其實是為了誘導警方的又一個計策。前三起誘拐案的案發地都在埼玉縣，而這起拋屍又出現在埼玉縣，犯人似乎迫不及待地希望警方能夠把重點集中在埼玉縣內的調查上面。從這個邏輯逆推，犯人很可能便是住在東京，甚至是經常去有明這個地方的人。

就在警方試圖從野本綾子的屍體上找到更多的線索的時候，另一方面，對於可疑人員清單的調查，也仍然在持續著。由於此前的名單中1000多人的篩查都毫無收穫，負責這項工作的團隊士氣已經相當低落了。很多參與篩查的警員表示，這起連環案件的案犯很可能是個極度危險的慣犯，否則不會如此大膽地在警方已經開展大規模調查的同時，仍然在頂風作案。但是根據他們對具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員的篩查，卻絲毫沒有任何的發現，這不禁讓人們開始懷疑，是否最初的調查方向就存在著盲點。

是的，這個盲點確實存在 —— 根據犯罪心理學的統計，連環殺人案的犯罪者中，有接近一半以上的案犯都是初犯，沒有過任何刑事記錄。而剩下的一半案犯中，從未犯下過惡性案件的人也佔了絕大多數。簡單來說，連環殺人案的犯罪者們，與其他暴力犯罪者那種「逐漸犯罪升級」的經歷不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有著相當長的「潛伏期」，之後突然從某一天起開始犯案，並且不斷地重複同樣的罪行。在連續作案的時期中，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會對作案手段進行一些調整，變得更加血腥、詭異或是獵奇，甚至會加入對受害者、受害者家人、警方和媒體的挑釁、侮辱行為。在他們的心理結構中，在作案後繼續進行挑釁和侮辱，可以讓他們獲得幾乎等同於作案時的刺激感和欣快感。

不難看出，這起連環誘拐殺童案的案犯，也相當符合「連環殺人犯」的行為規律。

1989年的夏天也在驕陽似火中流逝著，距離第一起案件今夜真理的失蹤，眼看就要滿一年了。就在這一年的7月底，一起很不起眼的「騷擾猥褻案」，卻給整個事件帶來了一個令人驚愕的結局。

我們下周一再聊。

本案在

「日談公園」

里也同時上線音頻節目，歡迎通過網易雲音樂、喜馬拉雅、蜻蜓FM、荔枝FM等平台搜索日談公園來收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