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亞裔歧視案背後的精英教育：「開放」是種族上的，而非階級 | 紙城PICK

天下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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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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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們擁護著一個開放社會，也表現著特權，掩蓋了在我們這個世界揮之不去的社會封閉。

—西莫斯·可汗

我被黑人和拉丁裔男孩們包圍了。

環顧新宿舍的公共活動室，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那是1993年9月，我還是一個初次離家的14歲少年。我的父母剛幫我收拾好房間，正準備說再見，也注意到了這點。大家緘默不語。但我們臉上有一模一樣的驚詫表情。沒想到，在聖保羅中學這樣的一個地方念書，竟會面對這樣的場景。我以為會跟大家都不一樣呢。以為我的名字和那只是比橄欖色深一點兒的膚色會令我成為學生中最觸目的異類。儘管我的父母分別在巴基斯坦和愛爾蘭的偏遠村落里長大，父親也不是白人，但他們已經變得很富有了。我父親是一個成功的外科大夫；我母親是一個護士。我從初一就開始念私立學校，但來自印度次大陸的這個背景讓我不能算是被壓迫的少數族裔。而我周圍的其他男孩，來自美國城市中心的貧困街區，聖保羅學校的經歷帶來的衝擊性要強得多。

很快我意識到，聖保羅離種族多元化這個概念十萬八千里。這兒黑壓壓一片的唯一原因是我們都住在一個地方：少數族裔學生宿舍。一棟是女生的，一棟是男生的。校園裡的其他十八棟樓里，塞滿了形形色色意料之中的學生群體。這可是一所為洛克菲勒或是范德比爾特家族裡的人提供教育的學校。這樣的隔離並非是學校故意的種族歧視。事實上，校方對此還頗為重視，幾年前曾嘗試把學生按照膚色平均分配到校園的各棟宿舍樓里。但那些非白人學生抱怨了起來。雖然他們居住的哈林區和上東區彼此接壤，但一條深深的鴻溝阻隔著精英與非精英的學生。他們很難住到一起去。一年不到，學校又恢復了少數族裔宿舍。非白人學生被隔絕在他們自己的空間里，就跟大多數人回家後住的少數族裔街區一樣。

我成長過程中住過許多不同的街區，但跟大多數美國人的經歷一樣，這些街區很少是各種族混雜的。在我父母遇見對方以前，他們過的日子差不多一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都是窮鄉僻壤里出來的人。我父親的老家由勉強糊口的農民組成；供水和供電系統是在我小時候回鄉時才建起來的。我母親的家鄉是常年遭日晒雨淋的愛爾蘭西岸上的某個小農場。她出生的時候，她家的人自個兒從地下泵水，也沒有電，燒飯用的是露天灶台。直到她漸漸長大，才慢慢享受到了現代化的舒適生活。

我父母的故事聽起來並不陌生。他們的抱負和理想指引他們追逐美國夢。早年我生活在紐約州鄉村的阿勒格尼郡，為了追求儘可能多的美國式機會，我的父母搬到了波士頓郊區，那裡的學校更優秀，提供給我和我兄弟的機會也更多。搬家帶來的不只是新學校。我們家原來的美國農村標準車的旁蒂克換成了一輛歐洲豪華轎車。原來的愛爾蘭和巴基斯坦的探親之旅，也升級成在歐亞和南美各地的環遊。我父母做了許多移民都在乾的一件事：在文化方面迎頭趕上。我的星期六都是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度過的。我也不再去公立學校而改去私校，而且沒空繼續接受宗教教育。我們與大都會生活接軌。

變化歸變化，我父親從未捨棄過屬於一個巴基斯坦農村人的文化印記，許多在波士頓的老鄉也讓他不忘自己的根。無論是做手術還是在土地上勞作，靠雙手奮鬥，他幸福至極。他閑暇時修剪著會被收錄在園藝展名單上的花園時，被遊客錯認為是雇來的幫手。有一次他的同事來我們家參觀時驚呼：「你的書都到哪兒去了？」我這輩子從未見過父親讀哪怕是一本小說；他最喜歡的音樂仍是那些，要麼來自他童年時看的印度電影，要麼是他在70年代早期到底特律時迎接他的曲子。從巴赫到肖恩伯格他統統不知道。我父親對新英格蘭貴族文化的斥責很有先見之明：「有一天，我的孩子可以擁有任何他們想要的書。」我父母對一切所得有一種毋庸置疑的自豪感，並在孩子身上灌輸自己從未有機會培養的文化品位。我們會去高檔食府就餐。在其中一家餐廳，我目睹了在穆斯林教義熏陶下的父親，啜飲人生中的第一滴葡萄美酒。他人的勢利行徑總是刺到我——服務生把一張葡萄酒單遞給我或我的兄弟而不是給我父母，但他們兩位明顯才是為這頓飯買單的人。可是我父母卻似乎毫不介意。與他們的成就相比，小小細節何足掛齒。

在我生活的中產階級郊區的世界裡，就讀一所精英高中是成功的終極標誌，而我也已下定決心這樣做。父母對我將要離家一事並無滿腔熱情，但他們知道寄宿制學校的好處。也許是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他們尊重我獨自揚帆起航的心愿。聖保羅中學是我新英格蘭寄宿學校之旅的其中一站。我對這學校一無所知，但在訪校的時候被迷住了。學校的外觀令人嘆為觀止——世界上最美的校園之一。幸運的是，我被錄取了。

新生活令我措手不及。在聖保羅的頭幾天里受到的震驚，簡直是當初從紐約窮鄉下搬到波士頓富郊區時的翻版。這所學校長久以來都是這個國家的社會精英的搖籃。這裡的人都屬於美國的上層階級，遠遠超過我郊區老家周圍居民的職業階層。校園的磚石小道上遇到的孩子，動輒在幾塊地方都有家，旅個游就周末包機出國，出身顯赫家族，繼承了不可思議的優勢。我父母才富起來不久，與這所學校里的許多人相比不足掛齒。這幾天，歐洲游、小提琴課、私人家教都無法讓我和同學們平起平坐。我在新人群中不能適應，於是在躲回寢室，遠離那些高高在上的同學後，才有點家的感覺。

在聖保羅的整段學生生涯里，我都住在少數族裔宿舍。但在學校里漸漸適應後，我開始理解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的學生。我也找到了融入的門路。臨近畢業，我被同學們選舉為校友管理層的代表。來自同輩的尊重令我自豪，要走向人生下一站了，我也不怎麼傷心。我故意沒去申請同學們趨之若鶩的常春藤盟校。聖保羅是一個我學會去融入的世界，也是一個我並不感到特別開心的地方。

我的不滿源於日漸意識到的不平等的存在。每每回到最初的那幾天：對少數族裔宿舍的吃驚和在精英同學們中的不適感一齊襲來。這段經歷加劇了我的好奇心。但是為什麼接受精英教育這件事，對一些美國人來說是與生俱來的權利，對另一些人卻要遍歷千辛萬苦？為什麼有特定背景的學生在此如魚得水，而另一些卻似龍擱淺灘，面臨無盡的掙扎？最重要的是，雖然反覆有人告訴我們，這兒的學生是萬里挑一，好上加好，但是為什麼那麼多「好學生」都從有錢人家來？這些都是關於不平等的問題，是它們驅使我離開了聖保羅的世界。但對不平等這件事愈深的認識也把我帶了回來。

民主不平等、精英教育和英才教育的崛起

不會有絕對平等的社會。關於不平等的問題不是「不平等存在嗎？」而是「有多少不平等存在，特點是什麼？」，如果看上去是「公平的」，不平等更能令人容忍下去。系統化的、持久的不平等——優勢和弱勢代代相傳的地方——觸犯我們當代人的敏感神經。如果貧窮的永遠貧窮，有錢的聚財不散，大家肯定不樂意。像種族這類先天特徵決定了我們生命的機遇，這個說法也相當令人反感。不平等的程度也是一個有點爭議性的話題。如果窮人的收入足以維生，而富人通過革新創造財富的機會更多，我們中的有些人則不介意巨大的貧富差距，但其他人覺得愈來愈大的差距引發著社會問題。證據顯示，不平等對社會而言，弊大於利。根據這些數據，我相信過多不平等不僅有傷風化，而且影響效率。

最近幾年很多人搞不明白，為什麼一邊是不同的社會機構對他們過去排擠在外的人群開放起來，一邊是不平等的問題仍在加劇。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化不平等的世界裡，就是說我們的國家一方面信奉開放的民主原則，但另一方面不平等程度也與日俱增。我們傾向於把開放和平等理解成齊頭並進，但如果回顧過去五十年的經驗，就發現事與願違。這點在精英大學裡最顯著，學生群體在種族多樣性方面愈加進步，同時也變得更富有。

在1951年，黑人在精英大學中大約佔0.8%，今時今日的常春藤盟校里大約8%的學生是黑人；哥倫比亞大學2014屆學生里大約有13%的黑人——與美國整體人口中的黑人比例持平。類似的變化也體現在別的種族身上，而且如今女性也多於男性，造成了大學錄取中傾向女性的性別落差。毋庸置疑，我們的精英教育機構對女性和少數族裔人士越來越開放了。這是一個驚人的變革，與革命無異。這種變革不僅僅發生在學校里，也發生在我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

與此同時，整體的不平等程度也在劇烈上升。當我們想到不平等時，又會聯想到貧窮。而當社科學者們研究不平等時，往往著力於不利因素。這樣做是很有道理的——理解窮人的境地應可幫我們緩和一些貧窮的痛楚。但如果我們想理解近年日益嚴重的發生在美國的不平等，我們得更多地了解富人，以及那些對他們的產出和維護意義重大的院校。如果我們關注一下過去四十年里美國家庭收入的變化，這點就變得很明朗。從1967年到2008年，一個普通美國家庭的收入增長大約是25%，數目可觀卻沒什麼可稱道的。當我們沿著收入階梯拾級而上，卻能看到一些很誇張的東西。美國家庭中最富有的5%收入增加了68%，越往上走，增加的百分比越大。美國家庭中最富有的1%的收入增加了323%，而最富有的0.1%收入居然增加了令人咋舌的492%[3]。為什麼不平等程度在過去四十年中上升了？這大多要歸咎於富人收入的爆炸性增長。

開放性與不平等程度雙重增長，與我們關於社會歷程的直覺背道而馳。為什麼有些我們最精英和最尊敬的院校——為最大經濟成就提供了康庄大道的那些——變得對之前排除在外的人群越來越開放，但美國整體不平等程度卻加劇了？為什麼我們更開放的民主理想轉變成少數享有特權的人過得越來越滋潤，而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質量處於停滯狀態？

如果我們留意階級這件事，能獲得一部分解釋。我強調的「開放」是種族上的。但如果我們在裡面摻入階級因素，情況就不一樣了。我們的私立精英院校接二連三發布新聞稿昭告天下，如何努力讓大學成為普通美國人負擔得起的項目，而學校的現實是，這是一個被富人統治的地方。我的同事安德魯·德爾班科（Andrew Delbanco）提到，

90%的哈佛學生來自的家庭，收入高於55,000美元的國民收入中位數，而且哈佛的招生辦主任定義……哈佛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介於 110,000美元和200,000美元之間的……如今的學生平均要比他們的前人來得富有。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一份關於十一所聲名顯赫的大學的取樣里，收入在全國水平位居下游的學生家庭佔全體學生的百分比大致保持穩定——大約10%。與此同時，收入水平位居上游的百分比扶搖直上，從三分之一多一點到整整一半……如果這個取樣擴展到前150位的大學，位居下游的只佔全部學生的3%。

哈佛的「中等收入」是我們國家最富有的那5%。單這條就透露了大量關於精英教育院校的信息。一方面他們看上去對我們更開放，很大程度上因為開放意味著多樣性，而多樣性指的是種族。但另一方面階級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覷。

雖然窮學生們經歷著一系列的劣勢——從低質量學校到沒有豐富的課外活動到在遭遇困難時缺乏支持——大學對這類掙扎往往視而不見，對窮學生和富學生一視同仁。這與有親人是校友的學生、運動員、少數族裔學生形成鮮明對比。這三類人被大學給予特別關照，以增加他們被錄取的機會，但貧窮的學生負擔不起這樣的奢侈。他們可能持有疑議，但大學真的對此「盲目」到極點。他們在面對貧窮帶來的劣勢的態度上存在矛盾。結果是高校招生中蘊含顯而易見的階級偏見。大學教授們，看看我們的教室就能獲知這個悲哀的真相。簡而言之，好多富家子弟上了大學，卻沒什麼寒門子弟。

當我在討論不平等時，我堅持回到教育問題，尤其是精英教育問題。這不是巧合。能預測你收入的最准變數就是你的受教育程度；去一所精英教育機構能進一步拔高你的工資。教育與財富息息相關。如果申請大學的競爭之激烈標示著什麼，很明顯大多數美國人對這個邏輯耳熟能詳。考慮到財富的擴張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釋過去五十年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也考慮到成為一個精英的核心是精英教育，我們需要更加了解精英學校是如何培養出那些驅動不平等的人的。

在將精英學校定性為我們故事中的反派前，稍事歇息。在我針對精英學校是財富堡壘的批判之外，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些地方絕不是單純在窮凶極惡地製造有錢人。早在1940年，哈佛校長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就聲明，「在生活的賽跑中，為所有人提供一個自由的開始和公平的機會」是國家的責任。柯南特想懷有建構一個傑佛遜式的「自然貴族」理想，基於天賦甄選出精英的地方。柯南特根源上是一個托克維爾主義者，寄希望於給不成器的精英們重重一擊並替代以他想像中讓美國偉大的東西：出身平等。在過去六十年間，精英學校企圖從一個特權在握的富家子弟的堡壘轉變為全社會天賦秉異者雲集的地方。許多學校在民權運動給他們壓力以前，就開始錄取黑人學生了。同樣地，這些學校轉變成一個不僅「允許」女性進入的地方；也創造了讓女性得以自由成長的環境。這些院校的宗教根基引領他們去想像自身不單單為優勢群體的教育提供了場所，也是讓社會更美好的一片天地。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引領意味著創造一個英才教育模式。像SAT這樣的存在—— 一項謀求評價學生「天資」而不是青睞他們的財富和血統的測驗——就從這個理想里誕生了。這個測試的構想者與創製者是亨利·昌西（Henry Chauncey），一個在17世紀30年代來到美國的清教徒牧師。昌西家族絕對是美國WASP的中流砥柱；他們是格羅頓中學（美國頂級寄宿制學校之一）的第一批學生。昌西自己先是畢業於哈佛，後來又當了那裡的教務長。雖然昌西追求將競爭環境變得更公平，並在此過程中改變精英學校和裡面的精英，但開放與不平等的悖論顯示了出來，這個項目取得驚人成功的同時，也是一個驚人的敗筆。精英學校中的人群看上去在變，但精英們對我們國家的財富和權力的掌控卻越來越牢固。

原因之一是沒有與生俱來的「優秀」。雖然我們傾向於認為優秀跟別的特質一樣是抽象的、與歷史背景無關的，但實際上優秀的標準是與其他因素相連的。許多學者指明，優秀的定義是伴隨著時間和當時的文化與制度而變化的。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造了「英才教育」這個詞，40年代楊先生受英國工黨之託，創立和評估一個新的教育體系，使得所有年輕的英國人有機會得到最好的教育。楊先生迅速對這種技術統治論下教育提倡的人性產生了抵觸想法。苦於想出一個描述這個新系統的詞，他在「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間難以抉擇。不是「被最好的統治」（aristos）也不是「被人民統治」（demos），而是建立「被最聰明的人統治」的系統。即使我們常對這個詞欽佩不已，也不能忽略楊先生是為了譴責對才能冰冷無情的科學化和官僚化處理去發明這個詞的。

「英才教育」的核心是社會工程的一種形式，目標是辨識出社會裡的天賦秉異者，讓這些個體得以有合適的施展才華的機會。在SAT里的例子里，意味著評估特定的數理、閱讀、寫作和辭彙能力，以此作為學術能力的標誌。向英才教育的轉移，旨在對曾經被重視的屬性去集體化處理，並對新的「先天」屬性個人化處理。這套新系統超越了社會裝點性的外在標準，獎賞人們繼承的個人天賦，而不是看學生們是否表現出某個良好的繼承來的特質以錄取他們。當英才教育思想開始進入大學錄取工作，哈佛招生辦公室的主任威爾伯·本德（Wilbur Bender）表達了焦慮：「真的存在什麼好的方法來辨認和衡量一個人是否具有善良、人性、個性、同情心、熱情、責任感、活力、創造性、獨立性、異性戀等等這些特質嗎？我們到底要不要管這些？」傑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表示，許多特點被用來替代精英身份。本德（Bender）作為來自印第安納州歌珊的一對門諾派教徒夫婦的孩子，不屬於精英WASP的行列。但是他的擔心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精英教育界反覆迴響：標誌著舊美國精英的特質會經歷什麼變化？英才教育的崛起意味著舊精英的消亡嗎？

我們好像可以用「優秀」這個詞為個體卸下社會紐帶和身份的陳舊包袱，替之以個人性格特點——勤奮、守紀、具天分和其他可以脫離社會生活來衡量的人力資本。採用這種方法導致了事與願違的結果，削弱了裙帶關係，鼓勵學校對社會中曾被排除在外的具有天賦的人開放。這也是在質疑如平權法案這樣，考慮了個人表現以外因素來甄選技術機器的政策。這也能用來為富人們持續增長的收入（正因他們擁有如此價值連城、無可替代的能力）證言。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這種衡量方式模糊了一件事：產出不單純取決於個人素質。我認為，英才教育中關於勤奮和成就的理念將社會構成的差異自然化，將產出取決於是誰在做而不取決於在什麼條件下做區分開來。通過觀察英才教育的崛起，我們能更好地理解新精英群體以及我們當代所經歷的不平等的某些運作方式。

在探索聖保羅的時候我會展示這所學校是如何製造學生們「優秀」素質的。我們來瞧瞧，這些特點是如何在少數人有條件接觸的精英模式中發展。貌似自然的，其實都是人為的，但這個權利被嚴格限制著。回到我在聖保羅最初的日子，還是可以看見這些緊張關係。學校很努力地去招募少數族裔群體中具有天賦的那些人；與過去相比，校園裡有更多這樣的人。這些學生作為多樣性的代表，也不只是裝點門面。在美國追求自由平等這個偉大項目的宏觀背景下，聖保羅也想要重視自己的精英角色。但跟所有遠大的理想一樣，這個項目頗具挑戰。入學競爭異常慘烈；精英學校的一個特點就是排外（或至少是排外性）。錄取了一些有天賦的少數族裔學生，不代表把他們整合到一起了。開放也不總是意味著平等。家境富裕的學生仍舊占學校里的大部分。圍繞新的英才教育結構，個人產出取決於不同的能力，而不是取決於條件。我在聖保羅求學的日子裡，美國夢沒有兌現。

我們要問，為什麼。不是精英院校沒有努力，也不是因為處在弱勢的群體對流動不渴望。要理解這都是怎麼回事，這本書不談社會統計數據，而是探索我以一個教師和研究者的身份回到這所高中的經歷，回顧在聖保羅的一年。在開始構想這個課題的時候，我對自己會有什麼發現還是挺有把握的。我以為自己會回到在聖保羅開學第一天的那個世界。我會置身於一個充滿著家境殷實、特權在握的學生的校園，看到幾個家境貧苦的非裔或拉丁裔的孩子被隔離在他們自己的宿舍里。我會記錄下已經來到學校、並註定會成為下一代精英的學生們具備的社會、文化優勢。我會看見優勢是如何被保護和維持的。但是，如今的聖保羅與我十年前從那兒畢業的那所學校已經大不同了。在聖保羅中學的民族志研究震驚了我。我沒有發現因高高在上的地位而生的自以為是，取而代之的是對擁有特權的心安理得和淡定。這本書講的是關於新精英們的故事——根據我再次回到聖保羅而想到的群體——了解這些精英也能夠讓我們對英才教育體制下的不平等有新的理解。

回到聖保羅：特權與新精英

面前有兩扇關著的巨門。厚重橡木板做的雕花門上，掛著一對熟鐵編製的大門環，很明顯，開門都要費上九牛二虎之力。站在外面的走廊里，大家能透過拱形窗戶望著無瑕的草坪、池塘、建築物和包圍著我們的磚石路。門後是管風琴低沉的樂音和成百人的喃喃聲。我環顧背後連成一排的面孔：興奮、驚詫、好奇、疲憊。有些學生惴惴不安地聊個不停，其他人則紋絲不動；我周圍的青少年正處在星期天的最佳狀態，不確定門後是什麼。門後是我們的未來。拭目以待。

門開了，一陣寂靜橫掃所有人。一個深沉、平穩的嗓音開始報名字。每報一個名字，我們中的一員就走入門後的黑暗中。隊伍越來越短；快輪到我們了。很快我就能瞄到一眼這個建築的內部構造。站在明亮的室外，我只能依稀辨認出一個洞穴狀的輪廓，天花板上高懸的吊燈柔和地發著光，似漂浮在空中。我看見幾排模糊的人影。

叫到我的名字了。我一步一個腳印走入巨門。禮拜堂又長又窄，我的眼睛一時還適應不過來。我告訴自己沒什麼可緊張的。無論如何，我都是過來人了。可是要鎮定下來太難了。穿著一身帶有藍紅相間兜帽的黑袍子和新買的鞋，我的鞋底敲擊在冰冷的石面上發出響聲。一些從我面前走過的新教員們緊張地四顧，像劉姥姥第一次進大觀園。還有一些人的目光牢牢盯著遠處的聖壇，彷彿那是指引他們安全抵達座位的燈塔。我在長凳間緩緩走著，認出幾張熟悉的面孔和學生時代坐過的地方。我是最後一個進門的新教員；在我後面是一連串高一、高二和高三的學生。他們迅速蜂擁而入，毫不掩飾這份急切，直到我就座前都在踩我的腳跟。

這是我們在聖保羅的第一個儀式，「佔有一席之地」。通過這個儀式，新成員正式成為學校的一分子，成為集體的一部分。每位新人都有一個指定座位——也是接下來一年裡幾乎每個早上他們會坐的地方。就像橄欖球場里的露天看台一樣——四排木雕座椅兩兩相對，中間是我們剛剛通過的走道。我屬於後排最高的那個地方，所有教員都坐在那兒。右面是返聘的教員，按資歷排列；左面是新來的那些。前面和後面都是一排排的學生。最前面的一排坐滿了新學生，緊貼著走道。跟教員們一樣，他們的座位也按資歷排列，高年級坐在教員下面那排，一年級坐在最低的第一排。

延伸在我面前的，是爭破頭進聖保羅中學的男孩女孩。長凳因為承受著的重量和對功成名就的渴望，快爆開來了。離我最近的高三學生，知道明年最有可能上的大學就是哈佛——幾乎三分之一的人會去常春藤盟校，而大概沒有一個人不會去美國的頂尖大學。大學入學只是他們精心經營的生活中的下一步。就像這個就座儀式賦予他們在聖保羅中學中一個特定的位置，從這裡畢業也保證他們會在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裡佔有一席之地。熱切的家長們無疑都不斷提醒他們，你會加入一個更大的集體——一群在世界各地位高權重的畢業生。我身邊這些正在與睡眠和青春期荷爾蒙作鬥爭的學生們，知道他們正坐在這一個半世紀裡帶領美國商業、政治、文化發展的男男女女的老位子上。我身邊的男孩女孩，他們面對的挑戰令人望而生畏；他們是新精英。

1855年來，聖保羅是我國青少年精英最主要的家園之一。知道自己要為塑造這些孩子（他們在將來某一天會成為世界的領袖）的心靈負上一部分責任，有點怪怪的。更奇怪的是，我也曾是學生中的一員，被許多現在與我坐一排的教員們這樣的人照顧過。故地重遊。區別是我現在的動機更複雜。我不僅是來這塑造這些年輕的先生女士，也是來研究他們的。

一所寄宿學校是如何保證它的門生都能走上康庄大道的呢？學生們是不是擁有、培養或學會了什麼，使得他們在今後的日子裡佔優勢？幾十年前，這些問題可能很好回答。那時的學生們來自於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家庭。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的貴族階級藉助像聖保羅這樣的學校穩固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領頭羊的地位，並把這個權利傳到下一代人身上。聖保羅將與生俱來的權利轉化成文憑、關係和文化，所有這些都保證他們的畢業生在未來獲得成功。

今時今日，精英的統治地位變得不再直截了當。我面前的男孩女孩來自世界各地。聖保羅甚至可以被錯認為是一所公立高中。很少有地方負擔得起或能分享這種蓄意造就的多樣性。坐在一個從紐約布朗克斯區來的要是四十年前絕對不會被錄取的貧苦拉丁裔男孩身邊的，是一個來自世上最富有的WASP家族之一的女孩，她表現出令人害怕的鎮靜。聖保羅對於已經是精英中一員的人仍是來者不拒。訪校的家長經常駕著賓士寶馬組成的車海，零星點綴幾輛專聘司機駕駛的勞斯萊斯；晴天里，校園裡閃耀著隨意戴在脖子、手腕和手指上一套套珠寶的光芒。還沒完呢。學校是今日世界的縮影。富有和貧窮，黑人和白人，男孩和女孩，都生活在同一片天地里。他們在教室里、操場上、舞池中、宿舍里甚至在床上共享著青春歲月，組成一幅海納百川的理想社區圖景。從禮拜堂的座位上，我看見這樣的承諾展現在面前——21世紀的世界將是多元的。我開始理解聖保羅是如何利用新的手段在學生間灌輸屬於精英階級就能擁有種種特權的觀念的。

接下來我會描繪這個被我稱之為「新精英」的群體——一群得天獨厚的年輕人，跟我們通常在腦海中幻想的富家子弟的形象不太吻合。他們不都生於富貴之家，不全是白人，他們的家人未必四百年前就抵達了這片土地，也不都來自美國東北。他們的文化不怎麼學院派；不避諱饒舌音樂，相反以「更純的」各種文化知識豐富自己。

我們對我們的精英知之甚少。雖然我們迫不及待地讀著《名利場》雜誌里的人物簡介、觀看晚間新聞里最新的介紹，或是自鳴得意地譏笑電視節目里大腹便便的富人們，但是我們對精英們是如何取得、維持和保護他們的地位這件事，缺乏清晰認識。

誰是當代美國精英？他們接受什麼樣的教育？關於這個世界、別人的處境和人際交流，他們在學些什麼？他們如何適應過去五十年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他們如何應對在現代歷史的大部分章節里都跟財富無關的那些人對開放性的需求呢？

我認為，新精英不是一群靠家族財富和信託基金混日子的高富帥和白富美。新精英們明白，光靠繼承是無法佔據社會階級的頂端的，且他們的生活不需要排斥其他人。可是，在一些基本的方面，他們像是21世紀的美國：堅信要在聖保羅這樣的地方待下去需要勤奮努力，而持續佔據有利地位更需要不懈的努力。像美國的移民和中產者，他們相信種瓜得瓜，向上流動在美國是永遠可能的。看著周圍各種膚色的同齡人，他們能憑經驗相信自己是對的，即使有時所謂經驗不過是軼事罷了。

我發現，聖保羅正賦予學生越來越多的特權，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資質。鑒於過去的精英依靠的都是資質——圍繞「正確的」血統、關係和文化建構他們的世界——新精英創造的是特權：一種為他們提供優勢的自我認知和交往模式。老派資格的精英們，靠著在給他們提供優勢的資源周圍建築護城河和城牆來組成一個階級。新精英們認為自己更加個性化，相信自己的地位是通過努力得來的。他們淡化了對高尚的情趣和「你認識誰」的重視程度，取而代之關心一個人認識世界的方式和在這個世界裡扮演的角色。這條成為精英的道路很特別，奇妙地結合了當代文化習俗和古典美國價值觀。新精英們故事的走向是基於一種在美國根深蒂固的信仰，那就是優秀和努力終將為你帶來回報。這種信仰駕馭了21世紀的國際視野，從任何事物身上吸取和提煉價值、對當下發生的事了如指掌。像聖保羅和常春藤這樣的院校看上去越來越不像一個排外的遊艇俱樂部，而是越來越接近我們多樣性社會的一個縮影——一個儘管是包含細緻具體的社會規則的微觀世界。這本書會帶領我們進入聖保羅的世界，並引出學生在那裡學習的關於特權的三堂課。

第一堂課：階級是非自然的，

它們像梯子，而不是天花板

學生在解釋他們擁有的財富時，學會強調艱苦奮鬥和天生我才的重要性。對一個開放社會的承諾強化了這個框架——只有在這樣一個社會裡這些特質才能解釋一個人的成功。然而，學生們也懂得開放的社會並不意味著平等——差很多。社會等級的存在自然而持久。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裡，有贏家就有輸家。但不同於往昔的是，以前的地位是通過繼承得到的，現在要靠自己獲取。階級不是限制人的障礙，而是允許流動性的梯子。學會向上爬，必須要跟你上面的（和你下面的）人群互動：一邊創造親密關係，一邊又不能表現得大家是平等的。這是一個技術活，又要假裝階級不存在，又要隨時隨地尊重它的存在。如果階級太牢固或太明顯，是很危險和不正當的——社會封閉且勤奮和天賦無關緊要。因此學生學會在互相交往時使用一種特殊方式並保持某種敏感度，使階級的存在助他們一臂之力，而不是對他們產生限制——簡單說，建立相對的公平。

第二堂課：經歷很重要

學生可以通過經歷獲得教訓。很多聖保羅的學生擁有已經特權在握的背景，如果說他們更輕而易舉地學會這一切，也並非不可思議。不過適應這所學校里的生活對每個人都有點兒難。如果學生表現得好像勝券在握，就會因這種高高在上的姿態被排斥。在認識自己在學校的位置的過程中，學生靠的不是他們的家族背景而是經歷。舊精英——你是誰——的那套邏輯變成了新精英的——你做過什麼。特權不是什麼你與生俱來的東西；特權是需要你學會去發展和培養的。

第三堂課：特權意味著淡定

學生們培養的是對自己行為舉止的一種意識，這種意識的核心是將特權視若平常的鍛煉：對付任何社交場合都能遊刃有餘。在課堂內他們既可以思考《貝奧武夫》也可以探討《大白鯊》。在課堂外他們聽古典音樂也聽嘻哈。他們在自身品位中展現出一種激進平等主義，而不是僅僅傳遞我們認為是「精英知識」的東西——史詩、純藝術、純音樂、對古典文獻的研習——來彰顯自己的不同。特權不是在知識周圍劃定界限或把這些知識當作資源來利用。學生們的口味很雜，表現出博採眾長的架勢。諷刺的是，在一個等級分明的開放社會中，排外性是失敗者的標誌。從這個角度看，不能靠精英們的行為來解釋不平等，而是要看處於弱勢的人們表現的特點。他們受限（排外）的知識、品位和脾性，意味著他們沒有跟上這個開放新世界的腳步。

精英們的淡定也是交際資源的具體形式。在貌似稀鬆平常的日常生活——從吃飯到跳舞到約會，無處不見特權在學生身上鐫刻的印記和學生們通過日常交往來展示特權的各種方式。被具體表現出來後，特權不再被看作是因為機會不均所造成的，而是來自於某一些技術、天賦、能力——「你是誰」。聖保羅的學生好像自然而然就擁有了成功所需要的一切。這種對社會產生的差異的自然化，掩蓋了持久的不平等的存在。

這本書是我對理解新精英群體的嘗試。通過引出學生對於特權的學習，來理解我們面對的新的不平等。這項研究強調了文化——學生的脾性、交往和在這個世界的存在方式，是如何在定義精英群體的歸屬性和因此推動的不平等。我們可以把文化當作是一種「資本」——像錢一樣擁有價值也可以被用來獲得社會優勢。在了解新精英文化的過程中，我希望闡明在一個英才教育體系下不平等的運轉方式。

這趟聖保羅回歸之旅給了我很多靈感。我目睹了我們最敬畏的院校是如何重新書寫著前人的設想，創造一個更包容的世界。就跟其他的好故事一樣，這個故事也有另外一面。聖保羅的學生毫無疑問特權在手。他們在積累驚人的優勢，這些學生和其他美國青少年——甚至是同在新罕布希爾州康科德市，僅幾英里之外的那些——在生活上的差距大得驚人。精英們對美國夢的追隨，無論是否出於善意，都是在社會不平等加劇的大背景下發生的。精英們擁護著一個開放社會，也表現著特權，掩蓋了在我們這個世界揮之不去的社會封閉。

貫穿20世紀，面向不平等的戰役即是機會的戰役：女人、黑人和其他被排斥的群體能不能在我們的社會融入最好的院校並獲得最高的地位？這些鬥爭已戰果累累。但是結果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開放社會承諾的應該不只是更多機會，也承諾更多平等，但這個承諾被證實是天方夜譚。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越來越開放，但也存在著殘酷的不平等。美國的下一個大工程就是要找到方法，走出這個悖論。

本文由出版社授權轉載，節選自《特權：聖保羅中學精英教育的幕後》引言<民主不平等>

《特權：聖保羅中學精英教育的幕後》

西莫斯·可汗 / 著蔡寒韞 / 譯

薄荷實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