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了，我們該如何紀念改革開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實】

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預期將有隆重的紀念活動。輿論場上也有各種聲音，熱烈探討應當如何紀念改革開放。紀念的前提，首先是客觀認識改革開放的歷史意義。要是連這都說不清楚，又談何紀念？

然而，輿論場上確實存在一些聲音，打著「紀念改革開放」的幌子販賣自己葫蘆里的假藥。這些聲音不但沒有認識到改革開放的真正價值，反而試圖將改革開放庸俗化。如果聽任這些錯誤思想的傳播，必然造成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紀念改革開放，就必須避免將其庸俗化。本文在此重點探討幾種常見的錯誤思想。

1. 為了論證改革開放的合理性，否定前30年建設。

真正經歷過那個歷史時期、有較多社會閱歷的老年人，普遍對這種論調嗤之以鼻。新中國的前30年其實處於高速經濟增長之中——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1963-1978這16年間，GDP的平均增長率為8.4%。世界銀行不存在任何為「製造政績」而進行數據造假的動機，上述統計數字應當比較客觀。由此可見，某些人渲染的「改革開放之前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說法是荒謬的、不負責任的。

改革開放之前，城鄉居民收入偏低是客觀事實，然而這有其歷史背景。國民收入相當一部分會被國家用於投入再生產，也就是政治經濟學中所說的「積累」；餘下的部分才能用於居民直接個人消費。新中國前30年面臨的國家安全狀況非常嚴峻，面臨著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不是我們想要閉關鎖國，而是別人要從外部封鎖我們。在缺乏外部資本輸入的情況下，國家長期採取「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從內部積累工業化資金，成為當時歷史環境下的必然選擇。毫不誇張的說，中國現代工業化的底子，是新中國的第一代勞動者靠省吃儉用攢下來的。

改革開放初期，恰逢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國家安全狀況出現了很大改善——中國不僅消除了與美蘇爆發大型戰爭的可能性，還得以從日本等國獲得數額可觀的外部資本輸入。以貸款為主要形式的日本對華援助，在1980年代中期一度達到中國國內投資總額的23％-24％。1980年代的主要建設項目都有日元貸款的參與，促進了鐵路、機場、港口、道路、通訊設施的修建【1】。在這種形勢下，國家也就不需要設定先前那麼高的積累率了。即使勞動生產率短期內沒有極大提升，單是降低經濟計劃中的積累比例，就足以造就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改革開放的前10年間，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

前30年的經濟建設，不僅為中國打造了比較健全的工業體系，還形成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和道德風尚，以及人民政權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這些都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從物質到精神的良好基礎。客觀地說，改革開放是在前人成就之上，取得的又一輪巨大進步。改革開放之前，前輩們篳路藍縷、艱苦創業是對的；改革開放之後充分利用時代機遇，重點改善人民生活也是對的。倘若超越時代背景去評價一個時代的具體政策，那顯然有失公正。

2013年1月5日，習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兩個不能否定」，既蘊含著習總書記深刻的政治智慧，也擁有最大的民意基礎。也正因為如此，在提及社會建設成就的時候，應當採取對新中國70年歷史「一以貫之」的態度，而不宜片面強調「改革開放以來」。

2. 簡單粗暴地將「改革」當作證明政策合理的一塊招牌。

某些領導幹部將一些明顯欠考慮、甚至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強行掛上「改革」的招牌推而廣之。而且掛上「改革」招牌之後，就不允許群眾批評，甚至不容忍群眾質疑；誰不贊同這些政策，誰就是在「阻撓改革」、誰就需要「解放思想」。上述行徑嚴重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極大地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昔日鄧小平同志南巡之時，舉國上下歡欣鼓舞、滿懷期待，熱烈場景讓人難以忘懷。當時群眾普遍真誠地相信，只要國家發展起來，個人的生活一定會變得更好。這種充足的信心源自政府強大的公信力——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政策是普惠性的，各個群體都從中顯著受益，差別僅在於受益的程度不同。

今天的社會氛圍則大不相同——人民群眾一聽到「改革」，很難再有當初的激情。而之所以有這樣的反應，是因為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了新的社會矛盾。改革開放在大方向上是正確的，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長足發展，這毋庸置疑；但是局部上確實存在某些錯誤的政策，嚴重損害了群眾利益——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實事求是。

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反而增加了群眾負擔。醫療改革，造成公立醫院的差額撥款比例普遍很低，僅相當於年運營成本的15-20%。「強迫醫院搞創收」的做法，不僅給群眾造成嚴重經濟負擔，更使醫患關係惡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教育改革，在「減負」和「素質教育」的口號下，使得公立基礎教育體系不適當地減少了本應承擔的責任，引爆了課外輔導培訓的「軍備競賽」，使得廣大家庭不堪重負、苦不堪言。住房改革，導致年輕人普遍淪為「房奴」——從一線到三線城市，一家三代人湊錢買房成為常態。而立之年的青年不但無力奉養父母，甚至還要向父母借錢買房，談何「盡孝」？

上述政策造成這樣的現象：儘管中國家庭的名義收入在不斷增長，但大都被吸入了醫療、教育、住房這3個「黑洞」，家庭債務負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如果用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來衡量家庭債務狀況，截至2017年末，中國家庭部門的槓桿率高達110.9%，短短5年間竟上升了18.7個百分點，甚至已經高於美國家庭部門的槓桿率水平（108.1%）【2】。名義收入雖然增加，但是家庭的剛性支出增長得更快，導致許多群眾反而陷入「家無餘財，債台高築」的境地。

這些損害群眾利益的政策被強行掛上「改革」的招牌，最後敗壞了「改革」的形象，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得普通群眾面臨生活的巨大不確定性，時常疑慮重重。顯然，群眾已經不能容忍亂掛「改革」招牌的做法，改革開放走到了需要重新「徙木立信」的關頭。

3. 貪天之功，無視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貢獻。

近年來，某些資本新貴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學者，特別熱衷於打造這樣一類論調：改革開放的成功離不開放開私營經濟，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依賴於私營企業的貢獻，而私營企業的貢獻源自「企業家精神」；由此得出結論，要想讓改革開放的事業繼續下去，就應任他們予取予求。

不客氣地說，這類論調純屬「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稍加分析就能看出其荒謬之處。

首先普及一個歷史常識——改革開放初期只有個體戶，放開私營企業的註冊是1988年的事情。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前10年取得的諸多成就，和現今意義上的私營企業並無直接聯繫。

在1988年以後的歲月，中國的私營企業確實為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國城市中提供了多數就業機會，已經成為國民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將經濟建設的成就都歸於私營企業的說法，顯然不符合客觀事實。國有企業創造了1/4的GDP，提供了1/5的就業崗位，但是國家的稅收有一半要靠國企。國有企業每100元營業收入的納稅額是8.55元，私人企業是3.02元，外資企業是3.03元，國有企業的稅賦為其他企業的2.8倍【3】。私營企業很努力，並不代表別人都在「打醬油」。

接下來再說說「企業家精神」。許多人鼓吹，只要多幾個喬布斯這樣的明星企業家，足以讓中國經濟飛黃騰達。其實這不過是私人資本製造的一個神話罷了。蘋果昔日的喬布斯，特斯拉今日的馬斯克，都是西方國家頂級明星企業家，其才幹能力確實出類拔萃、無可置疑。但是他們的才幹能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市場需求的精準把握，對資本運作的熟稔，對高端人才的鑒別和吸納。他們的長處是為企業尋找戰略方向，並且按照這個戰略方向科學地安排企業的布局，而企業的技術研發是由大量高素質勞動者來完成的。明星企業家自己並不能夠解決重大技術問題。

其實中國企業也是一樣。以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的華為為例，2017年研發人員約8萬名，占公司總人數的45%【4】。企業的騰飛，不僅需要「企業家精神」，更需要大批高素質勞動者的堅實支持。當今中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程師群體，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熟練勞動力群體。正因為有了他們，企業家構想的產品和戰略才得以實現。假如把馬斯克空降到伊拉克、利比亞，就算給他足夠的投資，他還造得出特斯拉跑車來嗎？「企業家精神」只有依託高素質勞動者才能實現其價值，創造歷史的不是少數「精英」，而是廣大人民群眾——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人民史觀」。

所以，我們應當客觀看待「企業家精神」。首先要承認，它確實是一種重要的能力，如果更多的人擁有良好的企業管理能力，一定會讓中國經濟更上一層樓。另一方面，不應將企業管理能力神秘化、玄學化。企業管理能力不是什麼超能力，而是正常人通過正常學習能夠獲得的正常能力。如若不然，「世界500強」的管培生制度和中國國企的幹部培養計劃豈不都沒用？企業管理能力需要在特定的管理崗位上才能培養出來，就好比先有軍權才能積累帶兵打仗的經驗。學習管理能力需要崗位培養，與學習機械加工需要數控機床一樣，只是不同的「硬體需求」罷了。

既然企業管理能力是一種正常能力，而不是超能力，國家只要提供良好環境、有序培養這類人才就是了。資本新貴無限拔高「企業家精神」，甚至將其神化，無非是試圖讓人以為國家離了他們就轉不了，以此獲取更多話語權。

上圖為建設中的深圳羅湖區（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李長永攝）；下圖為2018年5月23日無人機拍攝的深圳羅湖區（新華社記者毛思倩攝）

剖析錯誤思想，是為了找到正確的道路

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在於，強調社會主義制度需要持續探索、自我突破，在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不斷取得進步。也正因為有這種精神，中國成功地跳出了斯大林體制，開創了新的發展模式，書寫了嶄新的歷史。而沒有跳出斯大林體制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由於其社會制度缺乏自我完善的能力，在冷戰結束之際普遍「紅旗落地」。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既要緬懷前人的勇氣和創舉，也要認真思考——接下來的路應該怎麼走？

改革開放確實到了「重新出發」的時刻。一方面，容易實現的改革措施很多早已落實，今後的改革應該有更高的布局、更大的手筆。另一方面，今後的改革應重點致力於增加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增強政府的公信力。

改革的大方向，應當是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正如習總書記所說，「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40年來的改革，仍有未涉足的領域，而這些領域恰恰正在積累新的社會矛盾。如果不採取進一步的改革措施，矛盾就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收入分配改革就是一個無可迴避的領域。

翻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白紙黑字赫然在目：「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不理直氣壯地喊出共同富裕的口號，進一步的改革就沒有民意基礎。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把實現共同富裕落到實處。共同富裕是莊嚴的歷史承諾，也是取信於民的根本手段。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下，資本的積累速度遠遠快於勞動者收入的增長速度，這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里明確指出的事實。這意味著，如果國家不採取手段調控剩餘價值分配，「先富」是不會帶動其他人「後富」的。如果收入分配改革長期缺位，就等於客觀上放任兩極分化。2018年范冰冰的天價片酬和陰陽合同在輿論場上引起軒然大波，其社會背景正是收入差距懸殊積累的不滿情緒。

資本增殖與勞動者收入增長可以是同步的，但並不總是同步的——在整個後冷戰時期，美國經濟大致實現了持續增長，但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戶均收入卻並未增長，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做大的蛋糕都被一小撮資產階級瓜分了，廣大勞動者連個蛋糕渣都沒吃到，也就是勉強保住飯碗。如果收入分配改革長期缺位，國家對初次分配喪失控制，勞動者收入出現停滯的狀況就會很快出現在中國。

改革將無可避免地面對價值取向的終極選擇：是致力於實現共同富裕，兼顧資本增殖；還是完全為資本服務，把共同富裕拋諸腦後。可想而知，推動收入分配改革必然遭遇強大的阻力：一邊坐擁豪車別墅、一邊抱怨《勞動合同法》偏袒工人的資本新貴，現實中可是大有人在。誠如文天祥《正氣歌》所言：「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是否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真改革和假改革的根本區別。

制訂改革的具體政策，要本著對國家命運負責、對人民利益負責的嚴肅態度。改革要依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指導，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立場；新政策要經過合理的、嚴密的論證，推廣起來也要講次序章法。改革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不是少數人的「政績工程」。只有心中真正裝著人民群眾的人，才有資格談改革。

參考文獻：

【1】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1201/17101194926.shtml?from=wap

【2】財經網：http://m.caijing.com.cn/api/show?contentid=4477720

【3】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http://www.cnnc.com.cn/cnnc/300555/300561/330832/index.html

【4】21財經: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180330/herald/b2e250878c8afb6d0021e1ef0e76c5f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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