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之韓愈前史：江南奧壤，山水詩都（上）
原標題：宣城之韓愈前史：江南奧壤，山水詩都（上）
宣城之韓愈前史：江南奧壤，山水詩都（上）
胡阿祥
微信版第400期
弁 言
2011年6月5日，在台北中研院學人宿舍，應余雷先生的約請，我為《宣文化》創刊號寫了一篇短文，《宣城以外看宣城》。當時，我對宣城實地的了解其實極少，2011年初，只有過不到兩天的首次踏訪。於是，這篇短文所寫的，也只是我對宣城的意象與建議。
我的專業是中國古代的歷史、地理與文學。在這樣的專業背景下，宣城給予我的意象是什麼呢？是「山水詩城、江南奧區、算學重鎮、華夏文房、中國書桌」；我對宣城方面提出的建議則是，宣城的「文化資源、城市品牌細數起來，也許多如滿天的星斗，當務之急，該是明確『太陽』與『月亮』，亦即具有全國影響與獨特地位者。而要明確這一點，宣城當地的專家學者跳出宣城看宣城，宣城以外的專家學者宣城以外看宣城，以及當地與外地專家學者的對話與交流，就顯得非常必要。試舉一例。就我的了解，宣城對於韓愈的研究與宣傳，似乎近於空白。中唐的韓愈，既是偉大的文學家、傑出的政治家和卓越的教育家，儒學傳承的孔、孟、董仲舒、韓愈、朱熹系統，又顯示了韓愈在中國正統思想史上崇高的地位；而按照現代史家的定位，陳寅恪先生稱道韓愈為『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之人物』，何茲全先生讚譽韓愈為中國文藝復興第一人。如此顯赫的歷史人物韓愈，15歲至19歲以及23歲時，是在宣城度過的，這段隨嫂避地與苦讀宣城的經歷，對於韓愈的一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宣城都有哪些有關韓愈的史跡與傳說？這便值得深入研究、廣泛調研，進而宣傳、開發、利用之，以為宣城現代社會發展、文化進步服務。」
及至2013年11月30日，我應余雷先生的再次約請，參加了「敬亭山人文歷史與發展」學術高峰論壇，並就韓愈與宣城的關係發表了一些淺薄的意見：首先，韓愈在宣城的五年，立下了繼承韓氏從政傳統、光大韓氏文學家風的志向，而艱難的家族經濟狀況，也使韓愈意識到了入仕的迫切，從而更加刻苦自勵地讀書。我們可以認為，正是宣城的五年，培養了韓愈的壯烈志氣，積累了韓愈的才藝功底，這是韓愈學業有成、思想逐漸成熟的時期；其次，在多如滿天星斗的宣城歷史人物中，韓愈既具有典型代表意義，也與其他幾位「太陽」「月亮」級別的關鍵人物相互關聯。比如南朝的謝朓，聯繫著城中的謝朓樓，是宣城名頭最響的歷史人物；唐朝的李白，聯繫著城邊的敬亭山，是宣城最為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桀驁不馴的李白，一生低首、長憶謝朓；同樣自視甚高的韓愈，則對李白素所欽慕；而李白對韓愈父親韓仲卿的才能與政績，又是備極讚美，韓仲卿在宣城置有莊園，宣城的莊園養育出了中國的超一流人物韓愈。如此，謝朓、李白、韓仲卿、韓愈，詩人、文學家、政治家，謝朓樓、敬亭山、尚待考證的韓氏莊園，彼此勾連，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共同豐富了宣城的歷史文化內涵與山水人文旅遊資源。
我對韓愈與宣城之歷史關係、現代應用的基本見解，略如上引；下面的文字，則據2015年6月28日我在宣城紅星禮堂的講座文稿刪改而成，意在為本次盛會之議題諸如「韓愈及其家族與宣城的關係」、「韓愈成長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與地域影響」、「中古時代宣城的文化氛圍與文學創作」等等，提供地理與文學方面的背景資料，至於「功利性」的目的，則是希望「江南奧壤，山水詩都」能夠成為宣城得到公認的地理象徵與文化符號。
江南奧壤
宣城作為「江南奧壤」，本是傳統的說法。唐人李昭的文章里說：「宣州……為天下之心腹，實江南之奧壤」；白居易的文章里說：「陵陽奧壤，土廣人庶」；南唐韓熙載的文章里說：「寧國重藩，宣城奧壤。」這裡的宣州、寧國、陵陽，指的都是今天的宣城。那麼何謂「奧壤」呢？簡而言之就是腹地、沃壤，地理意義上的腹地，經濟意義上的沃壤。
在說明宣城為什麼是「江南奧壤」之前，不妨先說個故事。
在謝朓去世後六年，也就是505年，非常著名的梁武帝蕭衍派六弟蕭宏領兵北伐，已經投降北魏的陳伯之屯兵壽陽，與梁軍對抗。蕭宏的手下丘遲寫了封信勸降陳伯之。丘遲的信寫得非常感人，陳伯之不久就率八千之眾重新歸降梁朝。一般認為，丘遲信中最能打動陳伯之的，是下面這一段話：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
一封信，抵八千兵，這就是文學的力量。差不多同樣的情形，出現在唐朝天寶十二載（753）。宣州長史李昭給雲遊在外、共曾祖父的從兄李白寫了封信，信是這樣說的：
宣州自古為名邑上郡，星分牛斗，地控荊吳，為天下之心腹，實江南之奧壤。既有山川之勝，又兼海陸之富。永嘉以後，衣冠避難，多來江左，六朝文物，萃於斯邑，至今餘風猶存，雖閭巷之間，吟詠不輟。宣城為郡治所，據山為城，枕水為邑，山為陵陽，水為雙溪。陵陽之巔，高出城闉，南齊謝元暉守此郡時，建齋以居，以其居高臨下，故謂之高齋。後世幾經修葺，猶可登覽。登斯樓也，城郭皆在掌中，山川盡入心目。北望敬亭，崛起於川原之中，橫峙若屏障，聯綿三十餘里，尤為一郡之雄秀。此高人逸士所必仰止而快登也！弟佐此郡，政清且閑。每登高齋，時游敬亭。望風懷想，能不依依？吾兄曷興乎來！繼餘霞成綺之句，賦臨風懷謝之章，舍兄其誰哉！
就是這樣的一封信，把已經53歲的「詩仙」李白「忽悠」到了宣城，李白從此與宣城結下不解之緣，在此後10年的時間裡，李白多次來到宣城，留下許多詩歌，而且最後的終老安葬之地，就在當時屬於宣城管轄的當塗。那麼究竟是什麼吸引了雲遊四海、見多識廣的李白來到宣城呢？從信中看，很清楚，是宣城的山川形勝、六朝文物、謝朓高齋、敬亭雄秀。
下面，就以李昭的這封信為引子，說明宣城作為「江南奧壤」也就是江南腹地、江南沃壤的內涵。
第一，名邑上郡
在先秦秦漢六朝近千年的時間裡，宣城的地位走過了由縣邑而郡治、由江南中心而江南奧壤的歷程。
1、縣邑：貿易城市
宣城作為縣邑，按照復旦大學譚其驤先生的考證，最早的記載見於西元前323年所制、1957年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鄂君啟節是戰國楚懷王頒發給鄂君啟、從事水陸兩路貨運的免稅通行證。依據鄂君啟節的記載，當時的宣城隸屬楚國，稱為「爰陵」，應該是個邑，楚國稱縣為邑；爰陵駐紮有稅務官員，而且可以接納150艘船組成的貿易船隊，所以是座不小的貿易城市。
應該說，譚其驤先生的這個考證，對於宣城來說非常的重要。在這個考證之前，宣城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是從西漢的宛陵縣開始的，宛陵縣置於何時，缺乏文獻記載，姑且算作西元前121年宣城設郡、並以宛陵縣為治所吧；那麼譚先生的這個考證，就把宣城城市的歷史，向前推進了大約200年，而且確認了宣城在西元前300多年時，就是一座不小的貿易城市。
那麼，譚先生是如何考證的呢？在1962年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的《鄂君啟節銘文釋地》中，譚先生推測爰陵在桐城東南60里；1963年，著名古文字學家、譚先生的學生、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員黃盛璋先生在《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發表《關於鄂君啟節地理考證與交通路線的復原問題》，文中批評譚先生的看法不對，認為「爰陵必為大地方……疑在今淮安附近」；為了回應黃先生的批評，譚先生又寫了《再論鄂君啟節地理答黃盛璋同志》，也發表在1963年的《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文中考證鄂君啟節「庚爰陵」一句，大約300來字，結論為「爰陵當即漢代丹陽郡治宛陵縣。爰、宛只是一聲之轉」。譚先生的這個結論，為黃先生接受，如在1982年出版的《歷史地理論集》所收《鄂君啟節地理問題若干補正》文中，黃先生寫道：「譚文《再論》考證爰陵為漢代之宛陵，即今宣城前身，語音、方位皆合，此地名自此可定，拙文此處所論有誤，應改從譚文。」
因為涉及到宣城城市歷史的開端，所以上文頗多引述。在這裡，我還有一個建議，即宣城應該記住甚至紀念譚其驤先生，這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安陽因為譚先生，進入了中國「七大古都」的行列，安陽曾經計劃為譚先生立像；襄陽因為譚先生，確認了諸葛亮的「隆中對」發生在襄陽而不是南陽，襄陽為譚先生樹碑了。
宣城城市的歷史開始於爰陵，追根溯源，爰陵當然值得特別的關注；宣城設縣的明確記載是西漢設宛陵縣，而時至今日，宛陵仍然是宣城的雅稱，比如元朝所編的《宛陵群英集》、清朝所編的《宛雅》，就是宣城的詩集，所以宛陵也很重要。在這裡，我圍繞爰陵與宛陵，提出一些可能比較大膽的觀點，以求教於宣城的文史專家。
首先，我認為「爰陵」是個典型的楚語地名。安徽的江淮之間，至今還遺留著許多楚語地名，比如把村莊稱為「郢」，合肥就有王大郢、舒大郢、春樹郢，而「郢」本是楚人都邑的泛稱，至於把水邊的高地稱為「陵」，也是楚語地名的特徵，比如南京在差不多的時候，稱為「金陵」。爰陵的爰是什麼意思，今天已經難以考證，按照《爾雅》的解釋，「爰爰，緩也」，可能有水流緩慢的意思。
其次，西漢改爰陵為宛陵，而直到隋開皇九年（589），才又改宛陵為宣城，同時把故址在今南陵縣東弋江鎮、漢代設置的宣城縣廢了。也就是說，宛陵作為宣城的舊稱，存在了700多年，此後直到今天，宛陵仍然是宣城的雅稱。有意思的是，宛陵其實應該讀作yuān陵。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說：「宛，屈草自覆也……於阮切」，於的聲母加阮的韻母，就是「於阮切」，「切」是中國古代的拼音法，而「宛」拼出來的讀音，就是y+uān，比如《史記》中記載的西域國家「大宛」，正確的讀法是大yuān，不是大wǎn。所以「爰陵」改為「宛陵」，是改字不改音。那麼「宛」是什麼意思呢？《說文解字》解釋為「屈草自覆」，就是形容草莖彎曲、自相覆蓋、鬱鬱蔥蔥，這反映了當時宣城一帶自然環境的美好，所以「宛陵」是一個富有詩意的地名。
2、丹楊郡治：江南中心
宣城由縣邑而郡治，是在兩百多年後的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這一年，以宛陵為治所，設置了丹陽郡。這又是宣城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其重要性起碼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從此以後直到今天，宣城基本都是管縣的政區，而這個地位是西元前121年設丹陽郡時確定的。
其次，從西元前121年到西元220年，歷時340多年，宣城是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為什麼這麼說呢？漢代的郡是國家一級行政區，相當於現在的省，換言之，漢代丹陽「省」的「省會」就在宣城。宣城下轄十幾個縣，管轄的範圍大致包括了今天的皖南、蘇南西部、浙江西北一帶，包括今天的南京，都在以宣城為中心的丹陽郡的管轄之下。這實在是了不得的地位，它直接說明了宣城是漢代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與江南東部的行政中心、會稽郡的治所吳縣也就是今天的蘇州市，東西並立。
說到這裡，也有兩個相關問題需要說明，一是丹陽郡的本來寫法，二是丹陽郡的設置時間。
關於丹陽郡的寫法，現在普遍寫成「丹陽郡」，漢唐時代歷史文獻中的寫法則比較混亂，有丹揚、丹楊、丹陽三種寫法，分別從手、從木、從邑。從考古資料看，正確的寫法應該是「丹楊」，比如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名刺也就是古代的名片，上面寫的是「丹楊朱然再拜 問起居」，朱然是漢末三國人。另外一條重要證據是，唐人所修的《晉書?地理志》中，寫作丹楊郡、丹楊縣，而且專門解釋「丹楊山多赤柳」，也就是說，「丹楊」這個地名是因赤柳得名的，丹就是赤，楊與柳古人往往不分，現在楊與柳還同屬植物分類中的楊柳科。如此，漢代的宣城，郡稱丹楊，意思是山上多柳樹，縣名宛陵，意思是到處是草地，而且是長得很高的草，可見當時的宣城，真是一個自然環境優美的地方。
關於丹陽郡的設置時間，從古至今的各種文獻中，都說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設置丹陽郡，而據新中國第一位文科博士、復旦大學周振鶴先生在《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精密考證，宣城置丹陽郡的時間還要早12年，即在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就設置了丹陽郡。
3、宣城郡治：江南奧壤
宣城地位轉變的第三步，是由江南中心轉變為江南奧壤。其中的關鍵，一是東漢建安二十五年（220）孫權將丹陽郡治遷到了建業，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二是西晉太康元年（280）分丹陽郡置宣城郡，治所仍在宛陵，也就是今天的宣城。這兩件事也具有一定的標誌意義：
首先，宣城郡名出現了。宣城郡的設置時間，一般認為是281年，其實應該更早一年到280年。280年三月，司馬氏的晉朝滅了孫吳，滅吳伊始，為了打壓孫吳故都建業，不僅改名秣陵，而且同時分出丹陽郡西部設置了宣城郡。宣城的「宣」是什麼意思？宣城地方文史資料說「宣」就是「顯」，「顯耀」的意思，我感覺有些勉強；我查了些資料，看到清朝學者呂調陽《漢書地理志詳釋》對宣城縣的解釋：「宣，同援，水形，象人一手據地，有所援也」，似乎有些道理，因為皖南的不少縣如歙縣、黟縣也是以地理特徵命名的，而且「宣」有疏導、疏通的意思，漢代的宣城縣在今天南陵縣弋江鎮，也就是在青弋江的邊上。
其次，孫權把丹陽郡治從宣城遷走，司馬氏在宣城建立新的宣城郡，形象地說明了宣城地位起伏的一大特點，即在南北分裂的時候，在江南地區，因為南京地位上升、基本都是首都，所以宣城地位相對下降，而在國家統一的時候，「成也金陵王氣、敗也金陵王氣」、不討北方帝王喜歡的南京，總是受到打壓乃至毀滅，於是宣城的地位又相對上升。就以兩漢六朝隋唐時期來說，兩漢、西晉、隋唐是統一時代，兩漢的宣城管著南京，西晉的宣城與南京地位不相上下，隋唐的宣城地位又要高過南京；而在六朝也就是孫吳、東晉、宋齊梁陳的分裂時代，南京作為首都，地位當然遠遠高過宣城，而且大多數時候，設在南京的揚州管著宣城，少數時候如齊朝、陳朝，宣城郡歸治所設在當塗的南豫州管轄。
首都南京的地位高過宣城，而且大多數時候南京的揚州管著宣城，其實對於宣城來說，不是壞事，而是機會，這就是下面要說的「近畿要地」。
第二，近畿要地
六朝時代，也就是220年到589年之間的370年，南京與宣城的關係可謂密切：
南京是首都，宣城是近畿要地，這彷彿今天的北京與天津；南京是揚州治所，宣城大多數時候是揚州轄郡，這彷彿今天的合肥與宣城；南京是丹陽郡治，宣城郡與丹陽郡是揚州治下距離最近的兩個郡，這樣的關係，又彷彿今天的南京與鎮江。
更加重要的是，南京北據長江，宣城南靠群山，南京與宣城這樣相互配合的區位特點，使得在分裂動蕩的六朝時代尤其是東晉南朝時代，宣城成為首都南京的腹地、江南平原的沃壤。每當北方戰亂，大批不願接受異族統治的黃河流域以及江淮之間的官民遷徙江南。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北阻長江的江南，是中原漢族農耕文化的避難所，而江南平原漢族農耕文化再次的避難所，又在山水環護的西邊的皖南與東邊的浙東，皖南的門戶是平原與山區結合部位的宣城，浙東的腹地是相對閉塞的紹興。換言之，南京、宣城、紹興三地，在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的胡漢對峙時代，對於中原漢族正統文化的保存、傳承、發揚與光大，都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具體說到宣城，正是因為這樣的區位特點，促成了六朝時代的宣城，在民族面貌、人口遷移、經濟開發、風俗轉型等等方面的迅速變化，從而為唐代宣城「既有山川之勝，又兼海陸之富」、「六朝文物，萃於斯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說清楚這些方面的情況，有必要先看看六朝及其前後宣城的政區關係表：
以下所述，基本以今天宣城一帶為中心，往往並不包括轄縣。
以言民族面貌，最富績效的是孫吳的融越為漢。山越是居住在南方山地的越人，「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閑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也就是並不服從朝廷的統治。兩漢時，宣城一帶的山越勢力很大。據《三國志?周泰傳》記載，東漢末年，「（孫）策討六縣山賊，（孫）權住宣城……而山賊數千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眾莫能自定。惟（周）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而經過40多年的征剿與圍困，宣城境內的山越終於被弭平，並逐漸融入到漢人之中，宣城的民族面貌得以改觀。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大將是諸葛恪，《三國志?諸葛恪傳》記載，諸葛恪「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谷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谷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這些「漸出降首」的山越，「強者為兵，羸者補戶」，既增強了孫吳軍隊的戰鬥力，也補充了孫吳的勞動力。
以言人口遷移，最富績效的是東晉南朝的化南為北。西晉後期，「八王之亂」引起「五胡亂華」，洛陽、長安淪陷，而司馬睿、王導在建康重建晉朝，史稱「東晉」，於是大批的北方官民渡過淮河、渡過長江，來到南方，按照《晉書?王導傳》的說法，那是「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東晉南朝政府為了安置這些北方遷來人口，多設僑州郡縣，大致就相當於流亡政府吧。今天宣城大市範圍內的僑置政區，有僑在宣城的南豫州（原治河南淮陽），僑在廣德的陳留郡（原治河南開封），僑在宣城北部的逡遒（原治安徽肥東）；至於進入宣城大市範圍內的北方移民，還有許多的河南、安徽江北、江蘇江北以及山西、山東的移民；又據宋明時代一些方誌、宗譜的記載，北方的楊、劉、查、程、鮑、黃、謝、詹、胡、鄭、余諸姓，在東晉南朝時遷居皖南，其中應該有不少就分布在宣城境內。從低估計，到了南朝後期，宣城境內的北方移民及其後裔的人數，應該在10萬左右。如果說，孫吳的貢獻是使宣城從山越之地變成漢人之地，那麼東晉南朝的貢獻，就是使宣城從南方漢人之地變成北方漢人之地。
以言經濟開發與風俗轉型，最為顯著的時代是在南朝。先秦秦漢時代，宣城是以原始農業、漁獵採集為主的，「飯稻羹魚」。經過孫吳尤其是東晉南朝大量北方人口的遷入，不僅直接促進了宣城人口的增長，建立了大量新的聚落，而且給當地提供了勞動力，帶來了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宣城的經濟因此迅速發展了起來。南朝齊謝朓的《宣城郡內登望詩》云：「溪流春谷泉」，「桑柘起寒煙」，可見其時宣城郡一帶已是流水潺湲，農桑一片。又在先秦秦漢時代，宣城的越族「椎髻鳥語」，漢人「俗不好學」，「失巧而少信」。經過孫吳尤其是東晉南朝大量北方人口的遷入，使得宣城的語言、風俗、信仰、飲食等等各個方面，更加豐富多樣、多方融匯，其造成的結果是，「永嘉以後，衣冠避難，多來江左，六朝文物，萃於斯邑。」這裡所謂的「文物」，指的是文人、文化、文明。
第三，群賢絡繹
為什麼「六朝文物，萃於斯邑」也就是匯聚於宣城？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則宣城距離南京很近，成了六朝的近畿要地，各種公務出差本身就很頻繁；二則六朝政局不穩，不僅改朝換代好像家常便飯，330多年中出了40位皇帝，也可見政治鬥爭、相互傾軋的嚴重，於是不少皇親國戚、貴族名士、文臣武將主動要求外放到宣城，以求避禍；三則宣城山川秀美，適合遊歷與寓居，切合了六朝尤其是南朝遊山玩水的社會風氣。總之，各路人物或因做官，或因遊歷，或因避禍，或因寓居，絡繹不絕地來到宣城，他們或者政治地位高，或者文化修養深，或者社會影響大，於是宣城的文化地位得以大幅度地提升。
就以六朝時代來到宣城擔任太守或者內史的人物來說，即可見一斑。依據嘉慶《寧國府志》的記載，孫吳時代，在220年丹陽郡遷治建業之前，擔任太守者，有孫堅吳夫人的弟弟吳景，有皇族孫翊、孫瑜，有大將徐琨、呂范。東晉南朝時代，宣城太守、內史可考者有50多位，其中皇族成員即河內司馬氏、彭城劉氏、蘭陵蕭氏、吳興陳氏就有15位，尤其是蘭陵蕭氏，竟然佔了8位；東晉南朝排名第一、第二的兩大家族，琅琊王氏出任宣城地方長官9位，陳郡謝氏2位。這樣的數據，客觀說明了宣城政治地位與文化地位的重要。其他出任宣城地方長官的東晉南朝著名家族，還有潁川庾氏、鍾氏，譙國桓氏、夏侯氏，太原王氏，吳興沈氏，滎陽毛氏，陳郡袁氏，琅琊諸葛氏，泰山羊氏等等，他們大多是東晉南朝排名前30位的望族。
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六朝時代宣城地方長官的身份與作為，還能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比如東漢末年孫吳任命的宣城地方長官，帶有明顯的軍事色彩，這與征剿山越的重大使命有關；東晉的特點是貴族而具有軍事才能，這與東晉門閥政治、貴族領兵的特點以及宣城位居上下游之間的重要軍事地位有關；而南朝的宣城地方長官，興趣基本在遊山玩水、吟詩作文，這既是由南朝回歸粗魯寒門、軍人武將出身的皇權政治，世家大族已經失勢而且被打擊、壓制、討厭的大環境所決定的，也與當時「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的社會風氣有關，當時所謂「清官」，是動動嘴皮子、逛逛山水、寫寫詩文的官，而做事的官就是俗官了，貴族子弟當然追求做「清官」，而宣城地方長官又多為貴族子弟，所以我們看到，在宣城地方志書中，南朝時代除了泰山羊玄保、東海何遠兩位有些具體的政績外，其他的所謂「名宦」，都是一些文化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三位，就是寫《後漢書》的順陽范曄，寫山水詩的陳郡謝朓，以及留下「夢筆生花」、「江郎才盡」成語的濟陽江淹，其中尤以謝朓對宣城的影響最大。
謝朓是什麼人？論其出身，是東晉南朝排名第二位的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謝氏，謝氏既以庄老心態、名士家風、描山摹水而被譽為華麗家族，謝氏的代表人物、風流宰相謝安又曾率領著謝氏子弟建立了不世的功勛，給後代留下了長久的光榮記憶；論其身份，謝朓的岳父是沒有文化的、軍人出身的齊朝開國元勛王敬則，齊朝23年（479—502），換了7個皇帝，政局的險惡可想而知，而謝朓（464—499）主要就生活在齊朝；論其性格，謝朓「常恐鷹隼擊」，膽小怕事、感情脆弱、不善言辭、也不善與人交往；而論其才華，謝朓詩文清麗，擅長草書隸書，還是開拓唐代律詩先路、講究平上去入四聲的「永明體」詩歌的重要成員之一，可謂聲望極高，乃至清人沈德潛說：「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這些元素組合在一起，使得謝朓在政治上無所作為，比如《嘉慶重修一統志》雖然把謝朓列為寧國府「名宦」，卻只有一句話：「明帝時為宣城太守」，而無任何具體事迹；也使得謝朓在人品上的評價不僅不高，而且低下，謝朓的岳父王敬則有謀反之心，謝朓為了避禍，竟向朝廷告密，結果王敬則被殺，謝朓也從此不敢與妻子見面，怕妻子殺了他，為父兄報仇；謝朓的死，也是因為告密，權臣蕭遙光、江祏拉攏謝朓參與廢蕭寶卷、立蕭遙光的政變，謝朓卻請人密告當朝皇帝蕭寶卷，沒想到那人密報給了謀主蕭遙光、江祏，於是謝朓被下大獄，36歲就死於非命。
謝朓就是這樣一位人品不高、做官行政無所作為、詩文書法成就卓越的名家子。嘉慶《寧國府志》「名宦」是這樣描述謝朓的：
謝朓字玄暉，陽夏人。少好學，詩文清麗。齊明帝時以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每視事高齋，吟嘯自若，而郡亦治。嘗言煙霞泉石，唯隱遁者得之，宦遊而癖此者鮮矣。及領宣城，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遍……至今稱謝宣城，祠祀。
這段記載，說明了幾個事實：第一，謝朓是宦遊宣城、而且遊歷殆遍的第一人；第二，謝朓不僅遊歷，而且吟詠，留下了諸多清麗的詩文；第三，謝朓不僅因此得名「謝宣城」，而且受到了宣城歷代官民的建祠祭祀。
總之，宣城因為范曄、謝朓、江淹這類文化名人的絡繹不絕，成為六朝尤其是南朝的文化名邦，其影響及於唐朝，宣城之地乃至「閭巷之間，吟詠不輟」；進一步說，宣城更因為謝朓其人，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傳之不朽的盛名，這就是下面要討論的另外一個話題：山水詩都。
（作者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六朝博物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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