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社交媒體改變的世界政治

文/馬立明

一

隨著極右翼民粹政黨——德國選擇黨的崛起，高蘭德（Alexander Gauland）變得家喻戶曉。這句話同時可以改寫為：「隨著高蘭德的崛起，德國選擇黨變得家喻戶曉。」這一人一黨相互成全，一個成為全德國最受爭議的「政治網紅」，一個成為在大選中高歌猛進的新興政黨。心灰意冷的默克爾提出即將在任期結束後退出政治舞台，而德國選擇黨與高蘭德則將功勞歸於名下，認為是他們的持續批評，讓以默克爾為首的建制派力量喪失了鬥志。

高蘭德，看上去文質彬彬、書卷氣十足，但實際上缺乏修養，言辭粗鄙，同時帶有種族主義傾向。他曾指德國族群融合專員厄茲古茨（Aydan Uzoguz）應該被「擲返」其父母的家鄉土耳其。後來他又公開表示，不想與德國球星、本身是黑人的博阿藤成為鄰居。高蘭德的言論還包括，聲稱為「二戰的德國士兵感到自豪」、「如有需要應該開槍阻止移民非法入境德國」等。作為資深媒體人的高蘭德，在臉書上擁有數十萬粉絲。而德國選擇黨的社交媒體，粉絲點贊數量比基民盟和社民黨兩個主流大黨相加的總和還多。

Alexander Gauland

這意味著歐洲民粹主義政客大名單中又多了一人，還可能是關鍵的一人。有評論將法國的瑪麗·勒龐、義大利的格里洛、英國的科爾賓和西班牙的伊戈來西亞斯戲稱為「四大惡人」，但顯然民粹主義政客陣營可以拉得更長：奧地利的庫爾茨、希臘的齊普拉斯、荷蘭的威爾德斯等。而社交媒體則成為了他們產生大逆轉的根本原因：此前這些極端主義政黨一直處於邊緣位置，他們的文章不可能被傳統媒體公開發表，但是社交媒體則為他們創建了一條通道：他們得以以張狂的方式直接面對受眾。

他們的共同點：1、網路上擁有眾多粉絲，一天發送多條提送。2、採用反建制的姿態，有時甚至發表極端主義言論，堅持民粹主義路線。3、精心打造網路抗爭形象，對建制派進行猛烈的攻勢，煽動輿論的不滿情緒。

當前，人們只注意到他種族主義、反移民的一面，事實上，他們的民粹色彩遠遠不止如此：他們感觸公共情緒，樹立假想敵以煽動民眾恐慌，藉以反對「他者」；他們總以集體利益為由，高呼「make XXX great again」等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口號，對於個體進行排擠；他們總是以大多數（例如99%）自居，開始反精英、反全球化話語策略。這種話語策略在互聯網世界中對撼西方精英所秉持的普世價值「政治正確」，成為某種帶有抗爭性的解構話語， 並引發了網路上的集體圍觀。其中不少圍觀者，逐漸被洗腦、被征服，從而變成了言說者的支持者。

二

社交媒體打造了一個話語的草野世界。根據統計，全世界社交媒體的用戶已經達到40億，佔據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而且還將有10億、20億的用戶正在門外，等待進場。這數十億用戶，都將成為整個互聯網世界的話語生產者。這意味著，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觀點市場已經不是被少數精英群體獨佔，而變成草根民眾的天下。

我們生活在一個被建構的世界中。溫伯格說，世界是「太大而無法得知的」（too big to know），而我們有限的地球知識，來自於傳統媒體話語生產者的建構：話語、符號、圖像的組合序列。

儘管這些建構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尤其是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但是基本上還是可以看到他們接近真相的努力。傳統媒體除了擔任內容生產者之外，一個秘而不宣的事實是，他們還是內容的審核者、把關人。他們只用自己認為合適的內容進行建構，而那些被認為不合適的，將不可能被印刷出來。正如德國極右翼政黨的很多內容，都無法獲得公開發表的機會。

但到了草野時代，這種知識建構的權威性被打破，草根網友都開始試圖建構自己的世界體系，原有的被建構的世界出現了崩塌，多個重新被建構的新世界體系正在出現。至於真相與否，從來不是這些新系統所關心的內容（這是後真相時代最令我們沮喪的部分）。

那些危險的、有激進色彩或種族主義的、具備攻擊性、排他性、唯一性的，都將粉墨登場，有些成為觀點市場中的重要力量。「互聯網是現實的鏡像」，那些在現實主流生活中不被認可的形象、符號、舉動、話語，在網路上卻被擁戴、被圍觀。那些在公共場合曾經說不出口的粗鄙言論，到了網上卻一下子得到了瘋轉。

在抗爭政治的維度，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自下而上的力量在挑戰著傳統政治格局。鏡頭聚焦的西方政治中，我們看到的局勢是「黑馬狂奔」，反建制者高歌猛進，而傳統政客則不斷邊緣，有些甚至也開始轉換策略，採用另一種激進話語體系。

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為西方民主重新開設了一條跑道，讓「政治素人」通過成為「政治網紅」，從而突破建制派的包圍，不斷逼近權力中心。增粉的過程，就是拉票的過程，粉絲越多，在大選之中有可能獲得更多的籌碼。必須一提的是特朗普現象，一個利用推特與反建制話語衝出包圍圈的前真人秀明星、億萬富翁，在登上美國總統寶座的同時也發動了一場「觀念革命」，將原本精心構建的西方價值觀（或被叫作普世價值）擊碎。

可以說，特朗普是「網紅道路」最重要的開拓者，在成功成為流量天王的同時，也不斷收割粉絲、收穫選票。而特朗普執政的成功（儘管只是暫時的），又進一步加深了網民對於反建制者的期待。互聯網的特性之一是「易攻難守」，抗爭者（反建制者）往往能成為關注的焦點，如果同時，他們擁有較高的顏值（庫爾茨）、有趣的經歷（格里洛）、出眾的才華（高蘭德），那很大幾率會成為「政治網紅」。

美國總統特朗普

「反精英」、「反移民」，這是民粹主義政客的慣用套路。先樹立一個「敵人」、「他者」，然後發動民眾一起對此進行攻擊。在全球化金融體系中占支配優勢的貪得無厭和不負責任的部分精英，早已經是廣大平民痛恨的對象；而藉助全球化浪潮進入西方、奪取就業機會的移民群體，同樣也引發了平民的不滿。這種不滿在今天逐漸激化，從而被民粹政客所利用。這些人未必真的是堅持極端路線，但這是他們的話語策略。

從他們的生態來講，政治網紅很難成為一種健康的政治力量，因為它是對抗性的、激進的、情緒化的、有破壞力的，它需要對立面才能生存。利用民主政體中的一些制度安排，他們嘗試通過社交媒體進行自身塑造，並且將其作為自家選民的活動平台。

特朗普在當選美國總統後，依然堅持「推特治國」，實際上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交媒體的溢出效應。儘管特朗普在執政頭兩年交出的成績單並不差，但顯然不能對政治網紅有過高的期待。特朗普好歹有管理一家大公司的經驗，那麼喜劇演員出身的格里洛呢？年僅31歲的庫爾茨呢？記者出身的高蘭德呢？他們能有特朗普的組織能力嗎，這是非常成疑的。

三

社交媒體像個大熔爐，還在生產出全新的意識形態。「政治網紅」的成功，說到底是摸到了熔爐中的種種思潮變化。

一個大的背景是，由於全球化進程逐漸停擺、經濟高速增長時代已經遠去，當下的各路資源、就業機會變得有限，生活壓力陡增。而一些曾經被邊緣、被忽視的意識形態獲得了傳播的機會。

毫無疑問，民粹主義、地域主義、保守主義、馬基雅維利主義是其中不那麼陽光的部分，但作為人性的陰暗面，它一直存在。可是，政治網紅們把它看作是自己發揮的空間，並將它點燃。

一個例子是，帶有土耳其血統的德國球員厄齊爾因為與土總統埃爾多安的合影事件，而遭遇高蘭德等民粹主義者的反覆抨擊，後者也在狡猾地利用著輿情大做文章。「民意」在他手中被輕鬆操弄。

弗朗西斯·福山在新作《身份政治》中指出，在互聯網世界裡，人們更加關注自己的身份：種族、宗教、階層、職業、年齡、興趣等。這些「身份」決定了每個人的立場，也決定了每個人可能會依附於某個小的意識形態，成為網路上橫衝直撞的力量。

福山一定意識到了：還有更多小規模的、但同樣帶有戰鬥力的思潮與意識形態正在左衝右突，包括激進版的女權主義、生態主義、拜金主義、原教旨主義等，也能俘獲不少粉絲，從而建立自己的網路帝國。甚至愛寵物狗，也能發展成一套類似邪教般的鬼魅話語，諸如「狗是天使」、「狗是萬物之靈」、「狗是救世主」之類的歪理邪說。

這些新時代的話語生產者總喜歡自封為「引領者」，宣稱自己是「向前看」，事實呢？他們很多都是過去某時代的極端主義者的自詡幽默的低配版本而已。腦殘者聚在一起，加重了腦殘的程度。

站在智力層面的批判並沒有必要，草野之廣、光譜之多確實遠超想像。值得警惕的是，這些線上的觀念革命，有可能帶來線下力量的爆發。社交媒體帶來了「從思潮到行動」的極佳演化路徑，從「網路抗爭」變成「街頭政治」，僅有一步之遙。

爆發於2016年10月的韓國倒朴事件，就是一次聚會於社交媒體的大型抗爭：從一次偶發事件（女大學生鄭宥拉炫富），變成了一次全民反政府示威遊行，短期內朴槿惠就喪失了政權，甚至鋃鐺入獄。這次事件被某些媒體認為是一次民主的勝利，但事實上這是一次在流言與錯誤信息裹挾下的一次愚蠢運動。在該運動中最活躍的群體，說來也不信，並非知識分子，而是各路明星的「粉絲」們。由於多位明星藝人加入了倒朴陣營之中，比如金濟東、金美花、李笛等，他們的粉絲也從粉絲粉絲變成了堅定的行動者。幾句簡單的口號及陰謀論就將他們蠱惑，帶著對「愛豆」的迷戀投入了自認為偉大的事業之中。從觀賞性而言，韓國的街頭運動如排山倒海之勢，在網路上也掀起了嘉年華般的狂歡；但從政治建設性而言，卻是國家的悲劇。

另一個可以列舉的案例則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儘管這個組織今天已被殲滅，但它的壯大離不開在社交媒體中的話語建設與宣傳。這個立志要創建哈里發國家的軍事組織，通過推特、Facebook等進行宣傳與遊說，並以此完成了動員工作。多位新月平原上的青年通過社交媒體上的文本了解到伊斯蘭國，更有生活在西方國家的「穆二代」不遠千里回國參加「聖戰」。最後，伊斯蘭國覆滅，這些被鼓動的幼稚青年們一起陪葬。

無論從哪個層面上看，社交媒體都在改變著世界。政治網紅一邊在書寫，一邊在行動。有些行動是體制內逆襲——比如參加大選，有的行動則是體制外抗爭，以街頭政治、暴力武裝等方式完成。他們大步跨過式微的傳統媒體的屍體，直接面對著數以萬計的、並無多少媒體修養的「吃瓜群眾」。後者將成為被鼓動、被收割的對象，不知不覺中為政治網紅背書。

對於網路上芸芸眾生而言，可以毫不猶豫地拋棄傳統媒體建構的無趣世界，從而擁抱政治網紅帶來的超爽體驗，可是，一切在冥冥之中註定了它的價碼。社交媒體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它釋放了人性的陰暗、猜疑、妒忌與愚昧，也縱容了這種惡。有些極端主義的東西，本來就不能被消費；在爽的背後，總有償還不起的時候。當人們享受著社交媒體帶來的話語礦化的時候，社會的割裂已經出現，衝突與矛盾也在不斷升級與加劇。這不僅發生在國家之間，也發生在社會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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