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中國古典經濟學的起源
原標題：管仲：中國古典經濟學的起源
（管仲）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梁啟超
管仲，就像是中國兩千多年前的亞當·斯密，而《管子》則是《國富論》、《道德情操論》與中國傳統社會的一種結合體。管仲比孔子早一百多年，被後人尊稱為「千古一相」，作為中國最早的經濟學家，其見解雖包含了「儒、道、法、陰陽」等諸多思想，卻未成為中國的主流學派，實為可惜。
管仲在開篇《牧民》中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在管仲看來，國之本在城池，城之本在兵士，兵之本在人民，民之本在於糧倉。一個國家長久穩定的基礎不是城池牢固，不是軍隊多寡，而是民富，因為「民富強則國富強，民安定則國安定」，所以政府不可與民爭利，需要藏富於民。管仲又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一個國家要走向富強，就必須是「以民為本」，國家是虛無的昵稱，人民才是現實存在的組成。
（管仲將「治理」用作「牧」，與古埃及與兩河流域文明中將國王稱作「牧羊人」一個道理，並且猶太教和基督教將摩西、耶穌也成為牧羊人，這都是游牧文化所衍生的。）
商賈不可在朝為官，官吏不可在野從商，否則以權謀私，腐敗滋生必然敗壞朝綱，終而成宗廟社稷之危。官商有界，猶如男女有別，所以國家需要法律去規範人們的行為，劃分財產的權屬和界限，這樣才能貧者不盜，官者不貪。法，是朝政的權威，是正義的化身，支撐著全社會的公正，讓人們的行為有節，善惡有別，所以財不可官有，法不可私用。
「失天之道，雖立不安」，一個國家的道德淪喪和禮崩樂壞，即使還維持著存在，但不安定的因素卻已滋生；即使當下富有，也最終會走向貧窮。管仲說：「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逾其節。」有什麼樣的官場，必有什麼樣的民風，有什麼樣言傳身教的父母，必會教出什麼樣的孩子。官員喪失了清廉，民風也就沒有了禮義，而後整個社會也就喪失了廉恥。就像父母沒有教會孩子為人之仁、為人之信，孩子又怎麼會明白人之誠、為人之德呢？這樣的社會又怎麼人和呢？
世間所有的財富都是人民創造的，而非政府，因為政府只是一個服務機構，而不是資料生產機構。但人類歷史上之所以頻繁的出現饑荒，就在於政府對於人民自由創造財富的限制。所以，管仲說：「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創造財富是人類智慧的一種表現，它是無窮盡的，只要人類的智慧不滅，財富就會永生。
政在朝，令在野，朝難達於野，所以只有朝野分治，才能政令通行；民有勞作，官有權祿，官不可與民爭利，所以應當藏富於民；市場中商品不可泛濫，過剩必成災，所以才需要供需平衡。管仲是市場經濟的倡導者，也是政府參與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支持者，因此才說「市者，貨之准也」。
管仲認為，市場經濟是有規律可循的（為之有道），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可以知民需。市場中買賣的貨物若存在暴利，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因為這必然將增加了人民的生活成本。政府應該根據市場情況去判定如何治理，通過市場的有效競爭，以增加供給，平抑物價，解決民怨問題。（《管子·乘馬》）
管仲認可貨幣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所以說「黃金者，貨之量也」。貨幣是衡量商品貴賤工具，只有知道了貴賤，才能知道使用時的節度和適當。太過於節儉，則對國家事業的發展不利；太過於奢侈鋪張，則是商品貨物的浪費。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則貨貴，增加了人民生活成本和國家發展的成本，對發展不利；貨幣升值（通貨緊縮）則貨賤，預示著人民的收入和消費支出下降，對商品市場的流通不利。所以無論是貨幣還是商品，都要適中適當，過剩或缺都不可行，要儘早的發現市場中的異常，而後進行適當調控。
管仲保持著「低稅賦，薄支出」的理念，並讓稅收制度更具有靈活性，靈活的原因不是為了適時增稅，而是為了特殊時期減稅。他制定了按照土地貧瘠的情況差異化徵稅，並在收成不好的時期為人民減稅。管仲讓我們看到，無論在什麼時代，當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降低稅負是最好的選擇。（《管子·大匡》：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來什取一，歲飢不稅。）
稅收權力雖在政府，但一定要取之有度，用之有止。土地的產出是有限的，人民的收穫也是有限的，政府不能橫徵暴斂，也不能「政府開支」無度，否則必是官逼民反的結局。所以管仲說：「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管子·權修》）
為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管仲開創了政府對部分行業的壟斷制度，如鹽、鐵、妓院……國家專營，除了專營行業以外，其他的政府一概不參與。強大的財政，保障了齊國軍隊的正常開支，也同時保障了荒災之年對民眾的救濟，在民富國強的有力支撐下，最終讓齊國成為春秋霸主。
清·乾隆年編撰的《四庫全書》將《管子》列為法家的爭議頗多，因為《管子》的思想包含了諸多學派。蘇轍說：「至戰國之際，諸之著書，因管子之說而增益之。其廢情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
管仲思想中的民富、民權、民生理論就是儒家的仁，他尊重人之情理，而法家嚴刑峻法，廢人之情理，則出於申不害、韓非之言。管仲的民富理論，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才能實現。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而人和，不是用權力和嚴刑峻法下實現的「維穩」，因為「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而是「朝野相通，官民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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