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公開的文化漢奸，而錢玄同竟是「周作人第二」？

大家都知道，周作人是魯迅的弟弟，在抗日戰爭期間成為了親日分子，被文化界公認為中國的「文化漢奸」，而他的好友之一錢玄同，在抗日期間也蟄居北平，而且一直與周作人等人有來往，這就不得不讓我們感到蹊蹺，甚至有些學者找出了一些證據證明當時的文化大家錢玄同在晚年時，其實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親日傾向，但是否有確鑿證據證明他就是漢奸分子或文化親日派呢？這個至今也沒有人敢妄下定論，已經成為了一個歷史謎團。

關於錢玄同的親日傾向具體都哪些證據呢？請看下面的文章論述。

01

錢玄同是否是「周作人第二」？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在選擇蟄居北平的文人學者中，錢玄同並不那麼引人注目。與他的老朋友周作人相比，錢氏雖也有留日背景，但始終沒有成為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直至一九三九年初，其因突發腦溢血去世。關於北平淪陷時期錢玄同的表現，即所謂「晚節」問題，一直沒有太多爭議。因為錢氏去世不久，同年七月國民政府便發布褒揚令，表彰其學行：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教授錢玄同，品行高潔，學識湛深。抗戰軍興，適以宿病不良於行，未即離平。歷時既久，環境益堅，仍能潛修國學，永保清操。卒因蟄居抑鬱，切齒仇讎，病體日頹，齎志長逝。溯其生平致力教育事業，歷二十餘載，所為文字，見重一時，不僅貽惠士林，實亦有功黨國，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幽潛，而昭激勸。

這一褒揚令帶有蓋棺論定的性質，再加之抗戰勝利後，錢玄同的門生故友如魏建功、徐炳昶等人在回憶文章中提供的種種細節，足以證明錢玄同之「晚節」不成問題。

然而一九九八年《魯迅研究月刊》上登載了某位研究民國的學者的一篇文章，題為《書齋生活及其危險》，從錢玄同的一封佚信談起，認為從「五四」到三十年代，錢氏由新文化陣營中的一位「猛士」，蛻變為固守書齋的「隱士」，北平淪陷後，甚至倒退到「貳臣」的懸崖邊上，要不是死神向他伸出「援手」，極可能有墮入深淵的危險。文末再次強調錢玄同「死得其時」，「雖然已被污水弄髒了鞋襪，但未遭滅頂之災;否則在日寇的威脅利誘之下，未必不會成為第二個周作人！」

02

錢玄同人生的一個「污點」

據《周作人年譜》，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錢玄同接受「親日分子」何克之的邀請，出席了有「日本右翼分子」山崎宇佐和文化漢奸參加的宴會。這次「灰色」的宴會，是後來很多學者斷定錢玄同有可能淪為「周作人第二」的唯一證據。不對這一宴會的性質加以考察，儘管有官方的褒揚令做護符，僅憑親友的回憶，也難以完全洗清錢玄同的「污名」。要弄清此次宴會的性質及出席者的身份，不能僅針對事件本身，尚需大致了解北平淪陷後錢玄同的日常生活。

03

宴會的背後

關於這次「灰色」的宴會，後來的學者們依據的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周作人日記所載：「午往玉華台，赴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羅文仲、孫蜀丞、方宗鰲、夏明家、錢玄同、沈兼士。」

事實上，時任中國大學校長的何其鞏在政軍兩界有著極複雜的社會關係，淪陷時期其在北平文教界扮演的角色，絕非「親日分子」這一標籤所能概括。在招集此次宴會前不久，何其鞏曾以「前華北大學校長」的身份，應邀出席了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組織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而周作人正是因為在這個座談會上露面，遂被判定為「文化漢奸」，收到武漢文化界發出的驅逐令及十八位作家聯名簽署的公開信。

需要追問的是，在被佔領的非常事態下，出席日方組織的文化活動或有日本人在場的宴會，對周作人、何其鞏等人而言，是否意在表明某種「合作」的政治姿態，或者說是否構成某種心理障礙？其實就在出席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的前一天，據周作人日記所載，其「應山室之招」，同座有錢稻孫、蘇民生、洪炎秋、新見、西川、佐藤、木村、富田、菊池等共十人。又如同年七月七日下午周氏往北京飯店，應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之招，「來者尚有山崎、村上共四人」。由此可見事變後，周作人並未杜門用晦，斷絕與日本文化人的往來。相較之下，在錢玄同日記中，北平淪陷後出席有日本人在座的宴會，僅此一例。

04

錢玄同的日記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下，伊川先生語）故「不書秋冬」乃春秋筆法。

錢玄同日記中的這段空白，非一般意義上的間斷，實有意為之。從七月十九日到八月末，正值北平「籠城」前後，其間有兩個關鍵的時間點：七月二十九日駐守北平的二十九軍撤退，八月八日日軍進駐北平。錢氏日記的此次間斷，是以春秋筆法—「不書」，「言其無天理也」。

問題在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錢玄同赴宴當天及其後一個月沒寫日記，是有意識地「不書」，還是單純「未記」？錢氏對此未做交代，故只能從此前此後的日記中尋找與這次宴會相關的線索。有研究者從三月二十三日的錢玄同日記中發現似與此次宴會相關的信息：當天周作人與錢玄同商量「同訪何其鞏，為孔德事也，在何家見」（邱巍：《境遇中的民族主義—從錢玄同的晚節說起》）。遂斷言三月二十九日的宴會應當正是「在何家見」的最終結果。這一發現雖利用了一手材料，但斷句有誤，當日周、錢二人已拜訪何其鞏，並「在何家見姚惜抱致陳碩士信手跡」。故三月二十九日何其鞏招宴，確與孔德事相關，但並非「在何家見」的最終結果。

可見這一時期錢玄同、周作人屢屢造訪何其鞏、孫蜀丞，都是為「孔德與華北事」。五月二十六日「孔、華訟事，今日已開調解庭，完矣」。

所謂「孔、華訟事」緣何而起？錢玄同、周作人、何其鞏、孫蜀丞在此案中各自飾演何種角色？錢玄同日記對此事語焉不詳。所幸河北檔案館存有一份涉及北平孔德學校與華北學院房產糾紛的和解筆錄。據已公開發表的檔案記載，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時任孔德學校校長的周作人和華北學院法定代理人何其鞏，因房屋借用權的民事糾紛，最終達成和解。和解內容為：「被上訴人（華北學院）對於宗人府房屋借用權，情願永遠讓與孔德學校。」

何其鞏時任中國大學校長，為何在「孔、華訟事」中充當中間人，且作為華北學院的法定代理人出庭？因一九三七年八月底，華北學院被迫遷至城南湖廣會館，其在京校舍由中國大學代管。而孫蜀丞在「七七事變」後接任中國大學國文系主任，故亦與此案有關。一九三八年六月三日周作人「為孔德了結華北案」設宴於承華園，回請何其鞏、孫蜀丞諸人。由此可見三月二十九日何其鞏招宴，不過是為調停孔德學院與華北學院的房產糾紛。謝村人據此質疑錢玄同之「晚節」，無疑不太了解淪陷時期的生活常態及文教界錯綜複雜的人事背景。

05

淪陷下的生活常態

儘管錢玄同聲稱仿效春秋筆法，「不書秋冬」，但在一些特殊的時間點上，仍瞥見到「淪陷」在北平城中投下的陰影。如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為舊曆中秋節，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特令全市商店掛燈結綵以誌慶祝，借紀念東方文化之佳節也。」引號中的空白，即秉持「不書秋冬」的原則。同日，中山公園改名為「北平公園」，東廠衚衕改稱「東昌衚衕」。九月二十四日雲「今日道路又掛紅燈」，其自孔德歸家時，行經東安市場前，見高懸白布匾，文曰：「慶祝陷落保定府」。十一月八日街上張貼「慶祝太原陷落」之布文。十二月七日錢氏路經北大一院，見門首有「皇軍」站崗。

這些淪陷的陰影在錢玄同日記中一閃而過，往往是乾癟的一行文字，紀實性的，不加評論，不帶情感色彩，有時略含反諷。其著墨較多的場景，是南京陷落前後及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錢玄同從報上得知南京陷落的消息，「九時警察署大放鞭炮慶祝」，「入晚每家門首至少須懸方形紅燈一盞」，次日中午各校學生須至中央公園舉行遊行慶祝。第二天又聽說南京尚未陷落，「故今日遊行及提燈之慶祝均不舉行」。錢玄同至中央公園散步，「見甚清靜，空氣甚佳」。十二月十三日至孔德，與同事談話間，警察忽來傳話，命學校準備五色旗。翌日「晨起，出衚衕口一看，見滿街都掛五色旗」，午後途經中南海門前，見已掛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招牌。十二月十五日天安門開慶祝大會，學校放假，警察送來太陽與五色交叉之旗，令各家貼於門首。

但淪陷這種軍事佔領的非常狀態，久而久之會成為一種波瀾不驚的生活常態。從淪陷時期的錢玄同日記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一個宿病纏身的讀書人在佔領區的日常生活：每日奔走於家、宿舍、學校、醫院之間;順道拜訪老友，一談就談三四個小時;身體不適或遇大風、雨雪天，便在室內清理書籍雜物，倦時倚在床上亂翻書；偶爾去東安市場購物，舊曆正月間照例「巡閱」廠甸東、西兩路。

照錢玄同日記統計，一九三八年正月二十五日間，其分別「巡閱」廠甸東西兩路及土地祠，共計十次，較事變前何嘗有「頹唐」之象！唯有從書信日記中體會知識階層的生活實感—或許有悖於局外人對淪陷北平的想像，才能更真切地理解事變後讀書人的出處選擇及倫理境遇。

06

再議錢玄同的「晚節」問題。

魏建功回憶文章中有一個這樣的細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其動身離平前，錢玄同要他刻一方圖章，就刻「錢夏玄同」四個字，藉以表明恢復自己的舊名。對於這方印的寓意，魏建功以為，「錢夏」是錢玄同從事排滿革命時期的名字，自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日軍進駐北平，「他又再拿來表示一個新的民族分野」。至於「夏」字之來歷，周作人在《餅齋的名號》中解釋得更清楚：錢玄同赴日本留學，受種族革命之熏陶，另取光復派之號曰「漢一」；及從章太炎求學，乃知古人名字相應，又由「漢一」而想到「夏」字。可見以「夏」為名，在錢玄同這裡，帶有「漢一」即「排滿」的胎記。北平淪陷後恢復這一舊名，則是在事變刺激下，晚清經驗的某種復活。

淪陷時期錢玄同最重要的學術工作是編輯《劉申叔遺書》。在錢玄同看來，劉師培之《攘書》不僅有其學術價值，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抗日戰爭的語境中，更有其現實意義。「攘夷」的內涵，遠超出晚清狹隘的種族主義;在世界大同之日降臨以前，幾乎可與同以國家為邊界的民族主義畫上等號。《攘書》作為劉師培早年以學術鼓吹革命的業績，在錢玄同眼裡，不同於空洞淺薄的宣傳標語，其發揮「攘夷」之義，「類皆原本學術，根柢遙深」，乃「純然學者之言」，而非革命家的一句口號。

一九三六年章太炎去世後，錢玄同所擬的輓聯中，亦將「排滿」與「抗日」並舉，著力表彰其師之「攘夷」思想：「先師尊重歷史，志切攘夷，早年排滿，晚年抗日，有功於中華民族甚大。」而此思想得力於《春秋》。一九三七年事變前夕，錢玄同重溫三十多年前看過的鄒容《革命軍》，感嘆晚清「雖持極端排滿論者，亦不至於今日之富於保守性」。他認為辛亥以前抱「一民」（民族）主義者，雖不及孫中山之「三民主義」，至少是「二民主義」，兼有民族、民權二義。章、劉、鄒等人標舉的排滿革命，均非單純的種族革命。即便《國粹學報》之鄧實、黃節「亦尚略有新思想」。專以反清復明為宗旨者，唯有南社諸詩翁及各地會黨勢力而已。錢玄同對「攘夷」二字的重新界定，無疑是針對三十年代過於「保守」的民族主義。

錢玄同坦言自己是乙派中人，「昔年曾與之割席」，表明其政治立場。而「終諒」之前提，首先是時移境遷，「革命既成」，劉師培的「變節」已成歷史上之陳跡。其次，錢玄同再三強調學問與政治、思想與行事的區別，以為「行事之善惡，時過境遷，即歸消滅，而學問則亘古常新也」。既然劉師培之行事已成陳跡，無損於其學術文章的價值。

周作人

錢玄同及章、劉一輩皆是過渡時代中人，出入於政、學之間，其前後之主張、行動之宗旨難免隨一時一地之思想、感情，尤其是外在環境之劇變而更易。始激進而後保守，始革命而後不革命，乃至反革命者，絕非劉師培一人。即便是此輩人中腳力最好，緊攆著時代往前跑的梁啟超，「始而保皇，繼而立憲，與革命黨大打筆墨官司，而民國以來乃擁護共和」，善變如此。梁啟超之保皇、劉師培之變節，在民國初年，「因時代較近，故詆毀者甚眾」;二十年後，對於二人清季之所作所為，已知者甚少，「即真知之亦甚隔膜，即不隔膜而怨恨之念亦不復萌生，但見其學問之淵深而敬之矣」。

對於劉師培的「變節」，錢玄同所以能「釋怨復交」，還涉及公誼與私情之取捨。假如錢玄同目睹周作人之「落水」，他會持何種立場？按照錢玄同對知堂學問文章之欣賞，對其環境包括所謂家累及輿論壓力之同情，更考慮到二人數十年之交誼，很可能「始惡之而終諒之」。不過諒解恐怕要等到抗戰勝利，甚或是新中國成立後。但抗日畢竟不同於排滿，「攘夷」與民族主義無法真的畫上等號，故周作人之「落水」也難以與劉師培的「變節」等量視之。

中日間的那場戰爭，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尚未真正結束，因為引發戰爭的那些導火索還在。時過「境未遷」，周作人之「落水」還沒有成為陳跡，錢玄同的「晚節」仍招致非議，儘管我們現在的後人們已經對他們在淪陷下的處境與心境變得越來越無知和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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