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資本論》談及的中國幣制改革
作者 肖伊緋
今年是德國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馬克思（1818—1883）誕辰200周年，世界許多地方舉辦相關展覽、講座、會議和出版圖書等紀念活動。在這一特定時間點上，研究與傳播馬克思及其思想，勢必是今年思想界、學術界乃至文化界的一大焦點。而中國的馬克思研究，自《資本論》首譯、摘譯、全譯以來，一直深入且持續地呈現於中國近代百年時空之中。中國馬克思著述譯介者、研究者對《資本論》的興趣，大多發源於馬克思在這本書里唯一提到的一次中國改革，以及那個中國人—「王茂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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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蔭」何許人？
大約一個世紀之前，當西方人談論某個大道理、大理論時，喜歡羅列一大堆所謂的「海外見聞」。這些奇聞，往往會成為某個小觀點的佐證，並以此來炫耀其博學廣見。自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以來，他創立的「歸納—分析—結論」三段立論法則，被西方人廣為運用。那些嘴邊筆下的「海外見聞」，正是三段立論法之前的「前理論」階段，在「歸納」之前，西方人一直熱衷於談論他們知曉不多的「海外見聞」。
這些見聞中多有中國人的身影，這又成為後來的理論研究者非常感興趣的二手材料。馬可·波羅來到中國，說中國遍地黃金，到處都是像玉石一樣的瓷器、泛著金光和綠光的大屋頂，中國皇帝就像天王一樣坐在這裡，但他還說：「中國人沒有貿易頭腦。」利瑪竇來到中國，仍然是讚不絕口，但他也看到了李卓吾的瘋狂和僧侶們的濫禪，慨嘆了一聲：「中國沒有上帝。」之後的黑格爾沒到過中國，就說「中國沒有哲學」；湯因比也沒到過中國，就說「中國沒有歷史」……雖然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闡述他們的精深理論，沒有這樣純粹、那樣辯證地說個沒完，可「中國沒有某某」畢竟成了那個時代的流行語。
馬克思也沒到過中國，可他居然明確地說，中國曾經有一場激烈的幣制改革，並且聲稱一位名叫「Wan—Mao—In」的中國財政大員發起了這場激烈改革，並將其寫進了《資本論》。畢竟是說到了中國「有」什麼，是足以讓國人自豪一番的了，更何況是載於被稱為政治經濟學經典的《資本論》里呢！可惜的是，一直在大學裡被作為必修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兩堂課上，還少有講師教授引經據典，能給青年學子們鏈接一下相關內容。由此可見，馬克思提到的這次中國改革，在通行的、概觀性質的中國歷史課本里，還不太好找到相關論述。
那麼，時光倒流至80多年前，《資本論》的那些早期翻譯者，又是怎樣面對馬克思筆下的這次中國改革及相關史實的呢？我們知道，陳啟修（1886—1960，後改名陳豹隱，四川中江人）是中國第一個全卷翻譯《資本論》的學者，1930年3月上海崑崙書店正式出版了他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之所以稱其為全卷翻譯「第一人」，就是說在此之前還有一些人譯介過《資本論》，只不過不是全卷翻譯罷了。1899年，蔡爾康曾經提到過《資本論》；1906年，朱執信也介紹過《資本論》；1920年，費天覺還翻譯過部分《資本論》。但上述這些早期譯者，卻都沒有注意到馬克思論及的這場中國改革，以及原文中「Wan—Mao—In」這個名字。直到1930年陳啟修翻譯《資本論》全卷時，才開始重視這一內容，並在翻譯中首先就遇到了「Wan—Mao—In」這個難題。
當時，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陳啟修譯成了「萬卯寅」；而此前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譯本，則將其翻譯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陳啟修對「萬卯寅」當然也不滿意，便在下面寫了一條說明：「我曾經托友人到清史館查此人的原名，現在還無結果，這裡姑譯為『萬卯寅』，等將來查明時再改正罷。」
1936年，郭沫若讀到了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並在清代編年史《東華續錄》中發現了這樣一段記載：「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奏：鈔法未善，酌擬章程四條。並以兵民怨恨，自請嚴議。得旨：王茂蔭身任卿貳，顧專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於國而利於商者，亦周慮而附於條規內，何漠不關心國事，至如此乎？並自請嚴議，以謝天下！」
於是，郭沫若認定「萬卯寅」應該是「王茂蔭」，「Wan—Mao—In」的正確譯名就是「王茂蔭」。他隨後又依據德文原本，對《資本論》中關於中國這次幣制改革的內容進行了選譯與研究。郭以「《資本論》中的王茂蔭」為題，撰寫論文，發表在了1937年的《光明》雜誌上。但當時他正在國外，認為自己由於文獻資料缺乏，還不能把王茂蔭的事迹完全說清楚，於是他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籲請國內朋友能對這個問題加以研究。他為之寫道：「王茂蔭所酌議的『章程四條』可惜在《東華續錄》中沒有詳載，這層是有到清史館查的價值的。我希望讀了我這篇短文的人，尤其是北平的朋友們，請順便去查一下，並請趁早查，如不趁早，恐怕要先被不知道中國的羅馬字拼音的日人搬到海外去了。」
咸豐朝的幣制改革
著名歷史學家、明清史專家吳晗，在讀到郭沫若的這一論文之後，又想到先前也有一些想翻譯《資本論》的朋友向他求證過「Wan—Mao—In」的譯法，覺得有必要把有關王茂蔭與幣制改革的史料整理一下，隨即寫成《王茂蔭與咸豐時代的新幣制》一文，發表在1937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上。該文比較全面地闡述了王茂蔭的生平事迹及其貨幣思想，但同時也指出了郭沫若在譯述馬克思原文時出現的一些錯誤。
該文首先引用了《資本論》第1卷第3章第83號註解原文中的一段話，郭沫若依德文原本的翻譯為：「中國的財政大員王茂蔭上一條陳於天子，請將官票寶鈔暗渡為可兌現的錢莊鈔票。在一八五四年三月鈔法核議會的奏呈中，王茂蔭為此大受申飭。然其曾受法定的笞刑與否，則無明文。該奏議之結尾有云：『本核議員等曾將其條奏詳加審核，覺其中所言專利商賈，於朝廷毫無一利。』」
吳晗明確指出，《資本論》中的這一註解之譯文，有明顯的錯誤，不符合中國清代政治經濟的實際情形。首先，官票和寶鈔是兩種東西，王茂蔭上的這道奏摺，其內容應當只是針對寶鈔的，而且在清代壓根兒也沒有什麼「鈔法核議會」的機構，只有「錢法堂」這樣的管理錢幣的官方機構，分屬戶部和工部。吳是明清史專家，且身邊隨時可以查閱《清史稿》一類的權威資料，所言有理有據，應當可信。通觀吳氏全文，不難得出結論，王茂蔭給皇帝的建議實質上就是，讓民間錢莊參與國家融資，使其發展成國家認可的銀行。那麼，這樣極富創意的建言，為什麼會受到「錢法堂」的激烈反對，甚至讓倡議者差一點兒遭鞭打一頓呢？
中國有句俗話，叫「識時務者為俊傑」，這「時務」二字卻非常不好把握。王茂蔭這個人是只識朝廷的時務，不識自己的時務。說直接一點兒，他就是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忠臣，這樣的忠臣，只管本職業務，不管人情世故；只管為國效力，不管自己死活。咸豐朝時，主張施行紙幣的第一人，正是王茂蔭。他首先主張要將所謂的官票、寶鈔與銅錢並舉，確保國家信用貨幣與銀本位貨幣並駕齊驅。之後，他又屢屢建言，提出種種具體實施方案，其中之一就是要讓民間錢莊參與國家融資，使民間錢莊發展成國家認可的銀行，使民眾重新認可國家信用。他之所以這樣提議，大前提肯定是為國家著想的。當時外國鴉片輸入使國庫里銀子一天天變少，太平天國起義也相當於抄了大清國幾次家；這會兒發行一些國家紙幣，有救急的味道，也有救窮的意思。同時，在急國家之急的基礎之上，逐漸建立國家信用，讓天下百姓信賴並且樂於使用紙幣，得民眾與國家同得經濟流通之便利，共享經濟發達之利益；在此之後的國家財政創收等一攬子國家計劃，也就能順利推行與實現。總之，於國於民，於情於理，這都是大清國振興經濟、實現國富民強的長遠之計。
當然，反對的也大有人在，戶部和工部的一幫官僚都建議鑄造大錢，一個大錢當十、當五十、當五百、當千個銅錢使的創意，可謂空前絕後的大手筆。大錢看上去美觀氣派，又可以少充多，短期內即可為國庫創收巨額財富，何樂不為？他們一致認為，只要使用大錢，短期即可實現國庫充盈，「國富」迅即可圖，省心省力；至於民眾利益如何，他們不去管，也勸皇帝不必管。但無論是通行紙幣，還是變造大錢；無論是長期圖利，還是短期斂財，其本質都還是與民爭利，就是用輕飄飄的一張紙和短斤少兩的銅所負載的國家信用，去強行兌換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銀。無論哪一種方案得以實施，短期內在民間推行可能都將遇到巨大阻力。咸豐皇帝對此當然心知肚明，這都是朝廷臣子們為國分憂的「用心良苦」，對忠臣王茂蔭的經濟振興長期計劃也不能說不好，也就只能模稜兩可地拖著，還想再研究研究，再觀察觀察。於是，朝廷上分成了「鈔法派」和「錢法派」，吵吵鬧鬧，搞得皇帝一時也下不了決心，做不了決策。不過，最後還是少數服從多數，施行了「大錢法」，100多年後的錢幣收藏者，也因此收穫了一套花樣繁多的咸豐大錢。
「鈔法派」和「錢法派」
都救不了大清朝
大錢實行後不久，私鑄成風，一發而不可收拾。這大錢本來就是朝廷斂財的一種手段，按當時的重量，以一當百的大錢也只有小銅錢的十來個那麼重，多出的八十幾個小銅錢也就全數進了朝廷的腰包。這樣一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朝廷可以鑄大錢，咱老百姓也鑄，也就刻個模子熔點兒銅的事，有錢大家賺。沒多長時間，大錢幾乎在社會上流通不了了。咸豐皇帝一著急，要辦「錢法派」的罪，找來王茂蔭再作商議，他就給皇帝奏了一本，主張不要與民爭利，即刻取消大錢，全國實行票鈔通兌，允許民間錢莊參與國家融資，先讓國家信用恢復起來，「則百姓爭相買鈔，有銀之家以鈔輕而易藏，納課之氓以率定而無損，貿遷之商以利運而省費」。他向皇帝奏的這一本，自認為可以從根本上解決當時大錢基本不被民間接受、已然無法通行的難題，還可以解決紙鈔由於結算基礎混亂而通行不暢的困難，實在是一舉兩得的妙法—這也就是開頭提到的《資本論》註解中的「財政大員上一條陳於天子」。沒想到，「錢法派」要做垂死掙扎，只能群起而攻之，必欲除之而後快。於是，就出現了馬克思所謂的「中國激烈的幣制改革」的一幕。
當然，這一場激烈的中國幣制改革，最終以各打五十大板、一切照舊而告終。因為當時的咸豐皇帝，內憂外患，已自顧不暇，能把「錢法」和「鈔法」這兩派的官員都穩定下來，就算是朝廷的福氣了。雖然在此之後，「鈔法」和「錢法」也各自試行了一個階段，這兩派的鬥爭在咸豐朝一直也沒消停過，可終歸還是沒能爭出個高下來。因為老百姓已經不相信所謂的「國家信用」，鈔票也好，大錢也好，他們要麼拒絕使用這種東西，要麼偽造私鑄這種東西，既然擺明了政府要與民爭利，民眾也開始與政府唱對台戲，大家都沒好日子過。這場改革的失敗，最終當然可以歸結於「國情」，那時的國情就是清政府政治腐敗、官僚腐化，根本沒有振興經濟、國富民強的信心與能力，當然也就無法推行與貫徹任何利國利民的改革。而要將改革失敗的原因落實到個人，落實到這場改革中的發起與反對者本身而言，則只是「人心」不公的問題，在公心與私心的較量中，最終還是私心佔了上風，最終還是因私利蒙蔽了公道，而致大道不行，國運不濟。事實證明，歷史不會為統治者頻頻提供所謂「中興」的機遇，就在咸豐皇帝死後50年，大清帝國就土崩瓦解，走向了覆滅。
翻開那已塵封一個多世紀的史料，不難發現，在「國情」背景與「人心」因素之下，這一場激烈的中國幣制改革，不得不以失敗告終；這場中國改革最終也沒能讓中國這個農業大國走出「銀本位」，走向改良派、洋務派夢想中的乞靈於西方經驗之下的「救國」之路，更不可能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國富民強的民族復興之路。可是「王茂蔭」，這個《資本論》里唯一提到的中國人，還是給百年後的中國讀者留下了一個難忘而又難言的背影。而馬克思筆下唯一一次論及的中國改革，也足以令之後百年間的中國改革者們繼續深省與反思，繼續踐行與求索。
責任編輯 尹德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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