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歷史：八路軍的槍支彈藥從哪裡來？

原標題：揭秘歷史：八路軍的槍支彈藥從哪裡來？

自產：抗戰前五年，軍工部僅生產了不足一萬支步槍

概括而言，抗戰期間，中共部隊武器的主要來源有四：自產、繳獲、收編與撥付。至於何者所佔比例最高，目前尚無法判斷。

這四種來源中，數據統計較為確切的是自產，但因其大小兵工廠繁多——八路軍總部設有軍工部，各部隊、各根據地也大都設有兵工廠，如120師在1942年有7個兵工廠，太行區有兵工廠4個，晉察冀邊區有兵工廠12個——要統計出所有兵工廠在抗戰期間的武器生產數量，存在極大的困難。不過，從部分的統計數據中，仍不難管窺當時中共部隊的整體武器自產能力。

軍工部所直轄的兵工廠，是八路軍最大的武器自產基地。據其年度總結報告，1940年全年，軍工部共生產步槍3360支，另有手榴彈7.4萬餘枚，子彈12萬餘顆，燃燒彈200個，地雷95個。1941年，因為日軍的掃蕩，生產能力驟降，全年只生產步槍1736支，另有炮800門，子彈41萬顆，炸彈6萬枚，刺刀1.2萬把，炮彈4萬發，地雷2358顆。1943年，全年共生產步槍400支，擲彈筒350支，屈槍1432支，擲彈筒彈4883個，迫擊炮彈4253個，子彈68萬餘顆，手榴彈4萬餘顆。①

另據劉鼎的統計，截至1943年7月，軍工部的生產成績如下：「五年來，數量上：近萬數的步槍和擲彈筒，足夠十萬發炮彈、幾十萬發地雷和炸彈，將近百萬發步槍子彈和很多匹馬力的機器。……質量上：a、步槍、迫擊炮彈、無煙葯和炸藥一般的可與現代大工廠出品一樣。B、擲彈筒及擲彈筒彈、步槍子彈經過最後的改進，能夠為我們所用。C、其他如手榴彈、地雷和機器等，還是很勉強的。」②

主力部隊的生產能力，以120師為例——1940年5月，賀龍等人曾向毛澤東等人報告，樂觀預計，120師的兵工廠，「有材料月可出步槍二百支」，手榴彈廠「兩個月後每月可出三千顆」。但實際上，整個1941年，120師的所有兵工廠，只生產了10挺輕機槍，292支步槍，31483顆手榴彈。根據地的生產能力，以晉察冀邊區為例——截止1942年2月，共生產步槍1056支，手槍186支，手榴彈308157顆，步槍彈594997顆。③

根據上述數據，不難揣度：整個抗戰八年，中共部隊的自產武器，就步槍及擲彈筒而言，至多不過數萬支，顯然遠不足以滿足其軍隊迅速擴大的需要——1944年6月22日，朱德、葉劍英等曾在延安對中外記者披露，中共主力部隊（不包括地方武裝及群眾武裝）已有四十七萬四千人 。

1937年，八路軍在平型關

繳獲：「 與日寇作戰，彈藥消耗很大，而繳獲則較少」

自產如此，那麼繳獲又如何呢？雖然流行的說法是「這個時期是以繳獲敵人的武器為主」，但至少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延安高層並沒有這樣的設想。1937年10月22日，毛澤東等人代表中央軍委，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要求「我們必須在一年內增加步槍一萬支」時，所指示的「主要方法」，不是繳獲，而是「自己造槍。」④

直至1941年，中央軍委仍在給各根據地的指示中，一再反覆強調對日作戰，消耗與繳獲的不成比例：「 在與日寇戰鬥中，槍械彈藥之繳獲較少 ，而國民黨不會再發彈藥」，「敵後抗戰的武器補充日益困難：國民黨已兩年未發一顆子彈，將來發給的可能也很少； 與日寇作戰，彈藥消耗很大，而繳獲則較少，這與國內戰爭大不相同 」，要求各根據地重視兵工建設。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軍委據此指示：「兵工建設應以彈藥為主，槍械為副」，要集中力量「修理槍械、翻造子彈、特別是大量生產手榴彈、地雷等」，並警告各主力部隊及各根據地：「假若……集中力量於製造步槍、機槍、炮等進步武器，則將來一定會吃大虧的。」⑤

至於在對日作戰過程中，中共部隊的繳獲與損失的總體數據，迄今未見統計材料。不過，也有一些具體的戰報可供參考。譬如，「太岳縱隊」曾參加百團大戰之「榆遼戰役」，其戰報顯示，此役，該縱隊共繳獲敵軍步槍21支，迫擊炮1門，八音手槍1支，步馬槍子彈1240顆；共損失步槍45支，手槍1支，駁殼槍1支，消耗步馬槍彈21236顆，駁殼彈1130顆，輕機槍彈14971顆，重機槍彈6727顆，手槍彈1002顆，迫擊炮彈58顆。損失的槍支，是繳獲的兩倍，而損失的彈藥，則是繳獲的30餘倍。⑥

然而，另外一些數據顯示，八年抗戰期間，八路軍（新四軍）在武器彈藥的繳獲方面，似乎確實相當可觀。譬如，有統計稱，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八年間，八路軍共繳獲步騎手槍20.7萬餘支，炮955門，機槍1106挺，炮彈1.68萬發，步槍手榴彈369.77萬餘顆。⑦如果承認該數據具有一定的客觀性，那麼，這些繳獲，很可能更多地是來自於對偽軍的打擊，以及與國民黨「頑軍」的摩擦。

此外，前引中央軍委的指示，反對集中力量製造步槍、機槍、炮等武器，相反，要求各根據地和主力部隊的兵工建設，以翻造子彈、生產手榴彈為主要工作。何以如此？129師的一份抗戰前四年戰鬥損耗比較統計表，部分提供了答案。據該統計表：在槍支方面，自1937年至1940年，繳獲與損失比，依次是：3/1、8/1、5/1、1/1（強）。而在彈藥方面，其繳獲與損失比，則依次是：1/3、4/1、1/8、1/4。除1940年因日軍掃蕩而而導致槍支繳獲與損失入不敷出外，其餘三年，槍支的繳獲，一直遠大於損失；而彈藥則恰恰相反，除1938年外，其餘年份，彈藥的繳獲，遠遠跟不上消耗。這大約也正是中央軍委在1941年前後，要求各兵工廠將主要精力用於翻造子彈的緣故之一。⑧

1938年秋季反圍攻，青紗帳里的八路軍騎兵團

收編：山西新軍起義，一次性帶來「好槍約二萬五千支」

在抗戰初期，收編曾一度是八路軍擴軍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其相當重要的武器來源。最初是收編民間武裝，如在冀魯豫邊區，「首先爭取與動員有武裝的農民或土匪，改變為脫離生產不脫離地方的游擊隊。……此種發展方式，尚帶勉強性質，所以發展容易鞏固難。不過由於他們來時帶槍，洗刷或逃亡時『人走槍在』，『退人不退槍』，於我武器擴大無損失。」再如「平西抗日游擊隊」，最初乃是青年黨人趙侗所領導，地下黨組織打進去後，「黨員和青年學生基本上抓住營連兩級 」，最終使得趙侗不得不放棄前往太原投靠國軍的念頭，而將部隊帶至八路軍根據地進行改編。⑨

不過，民間武裝及槍支終究有限。八路軍所收編的最大一筆槍支，是在1940年，來自閻錫山所部「新軍」——據徐永昌日記，「黃樹芬來（山西省黨委），述犧盟會此次叛變，去精銳部隊約三四萬，好槍約二萬五千支。」 當時，「八路軍自言有官兵二十二萬、槍九萬五千支、輕重機槍一千五百挺、山炮三十六門（山西造）、平射及迫擊炮一百五十門。」 這兩萬多支槍，所佔的比重和重要性，可見一斑。⑩

戰壕里的八路軍「讀報會」

撥付：國民政府發給甚少；蘇聯的秘密援助數量仍是謎團

所謂撥付，一是指國民政府的發給；二是指蘇聯的秘密援助。前者，1938年曾由中央撥發了120挺輕機槍和6門機關炮；其餘槍支彈藥，主要由閻錫山所主持的第二戰區撥發，具體數目不詳，但不會超出國民政府規定的八路軍員額；余者，如軍費、軍衣褲、軍帽等用品，1937-1940年間，也都是按既定員額發放，顯然不能滿足迅速擴軍的需要。（11）

至於蘇聯提供的秘密援助，限於檔案，目前尚難窺全豹。據王明回憶，1937年12月他回延安，曾轉達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的承諾：「將從蘇聯支援中國國民革命軍的武器中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關於這一點，早已與蔣介石達成了協議。」但該協議是否真的存在，尚是謎團；即便存在，事實上也未得到執行。1938年4月，當任弼時向蘇聯提出武器援助要求時，季米特洛夫的回應是：「假若援助了，這可能不是幫了你們，而是害了你們。」考慮到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蘇聯並不願意公開給予延安武器支援。

不過，秘密援助仍然是有的。抗戰初期，蘇聯通過新疆到蘭州的公路援助國民政府。這條公路線，1937-1939年間，幾乎完全掌控在蘇聯手中，所以，這段時期，八路軍駐新疆和蘭州的辦事處，就順利承擔了秘密接收、轉運蘇聯武器的重任。譬如，1937年12月21日，有「蘇俄軍車五輛，載紙張、白糖、步槍十五箱、子彈三十一箱，交八路軍辦事處收轉」；1938年2月16日，「有軍車十六輛，全系步槍、輕機關槍、炮彈、手榴彈等」；1938年5月30日，「蘇俄軍車二十五輛，武器彈藥、貨物、食品等交八路軍辦事處轉 」……（12）

1938年下半年，國民政府開始強化監視蘇聯軍運車隊，並管制對延安的公路交通，秘密武器援助的紀錄開始變少，但仍未斷絕。1940年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曾致電毛澤東：「如果您能保證你們地區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交通安全，我們可以向你們提供大量武器。請儘快認真研究這個問題，並告之你們的想法和具體意見」；12月18日，毛澤東回電，提供了三種方案：1、從綏遠遊擊區秘密派遣小股騎兵隊，去蒙古邊界接收武器。優點是不易被發現，缺點是每次只能接收少量裝備。2、準備數萬人的隊伍，滲透到平綏鐵路線以北的游擊區，派1000匹馬左右的騎兵隊伍來往於中、蒙兩國境內接收裝備。缺點是易被發現，進而招來日軍的打擊和國民政府的外交抗議，優點是可以大量接收。3、收買在綏遠活動的傅作義。缺點是要向傅作義提供裝備或資金，優點是秘密、安全、能大量接收。毛澤東建議蘇聯採取第三種方案。（13）

傅作義的部隊當時與八路軍關係密切，有「七路半」的綽號。但傅是否被收買，目前並無任何史料可以證明。唯國民政府的情報部門報告，曾發現蘇俄通過蒙古邊境「用汽車密送物資至延安」；蘇聯紅軍駕駛員依·戈·明卡也回憶稱：「1939年或者是1940年，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我們接受了運送武器到內蒙的任務。這些武器是送給中國紅軍的，有機關槍、步槍、子彈、手榴彈以及飛機油。」（14）略言之，零星的檔案資料顯示，這種秘密的武器彈藥援助，一直持續到抗戰勝利，至於其具體數量及流向，則迄今仍是謎團。

1942年，晉察冀邊區的八路軍部隊

注釋：

①《第十八集團軍總部軍工部一九四零年工作總結》，1941年2月10日；《第十八集團軍總部軍工部一九四一年工作總結》，1942年2月1日。收錄於《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4》，P21-23；P29-34。②劉鼎，《第十八集團軍總部軍工部五年來生產行政工作報告》，1943年7月18日。③《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4》，P17；姜魯鳴、王文華，《中國近現代國防經濟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2，P306。④《中央軍委關於兵工建設的指示》，1941年4月23日。⑤《中央軍委關於軍隊與民兵的武器問題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⑥《太岳縱隊百團大戰榆遼戰役中繳獲傷亡統計表》（1940年），收錄於《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檔案選編》，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編，P1033-1037。需註明的是：數據中，槍支損失，不包括「損毀」；彈藥消耗，不包括「損失」。⑦《山東八路軍八年抗戰戰績統計表》，收錄於《山東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P621。⑧《八路軍第129師抗戰四年戰鬥損耗比較統計表》（1941），收錄於《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檔案選編》，P1246。⑨《一年來路東軍事總結》，1939年12月。收錄於《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 第二輯 文獻部分》（上冊）；王建中：《平西遊擊隊——回憶晉察冀軍區第五支隊的戰鬥生活》。⑩徐永昌日記，1940年5月16日；1940年3月18日。（11）詳細數據，可參見《中央銀行史料1928.11-1949.5》，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P738-739。（12）孫艷玲，《抗戰時期蘇聯援助中共武器初探》，《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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