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大學與近代中國

文史 11-19

東京大學與近代中國

孔祥吉

作者簡介：孔祥吉，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人大複印：《中國近代史》2018 年 06 期

原發期刊：《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20181 期第 174-183 頁

關鍵詞：漢學/ 張百熙/ 課程設置/ 黎科/

摘要：東京大學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國立大學。本文以日本《文部省往來文書》為線索，集中探討明治中期該校與近代中國間的關係，包括文科課程設置中漢學所佔的地位，接受中國最早一批以黎科為代表的留日學生，張百熙派出的31名北京大學留學生，以及後來眾多的中國留日學生在該校的系科分布，最後還分析了清水廣次向貴族院議長上書，強調在推崇西學時，不應忽視天祖遺訓及孔子四書六經。

東京大學是日本最早成立的一所國立大學，1877年由東京開成學校與東京醫學校合併而成。這所大學的早期歷史，可以追溯到江戶幕府時期的昌平阪學問所、天文方、種痘所。它們分別代表了日本的儒學、蘭學與醫學等不同的學術流派。東京大學又是一所朝氣蓬勃、學風嚴謹且充滿創造精神的現代大學。它培養了朝永振一郎等十名諾貝爾獎得主，多次被評為亞洲第一。這所大學培育了為數眾多的畢業生，活躍在日本政界、學界、企業界等許多領域。東京大學還是一所與中國有密切交往的大學。在東京大學檔案館裡，保留了日本文部省與該校的往來公文。這些檔案文獻，真實地記錄了該校與中國的學術淵源，以及彼此交往的一頁頁歷史。

一、東京大學早期開設的有關中國之課程

中國與日本隔海相望，可謂近鄰。兩國間的文化交流，長期以來連綿不絕，未曾間斷。早在隋唐時期，日本向中國派出人數眾多的遣唐使，學習中國文化，融會貫通，促進自身發展。到了近代，日本又率先引進西學，派出為數眾多的留學生，到歐美各國求學，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成效。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變遷，中日兩國經歷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古老的中國，受封建專制制度的約束，發展十分緩慢，以至於到了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提出以日本為師，並進呈《日本變政考》等書，乞采鑒變法以禦侮圖存。康有為在奏摺中特別指出：「惟日本文字、政俗，皆與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則亦步亦趨，繼則出新振奇，一切新法，惟妙惟肖。」但是，晚清時代的讀書人大多不知道，明治維新後多年，日本大學尚把中國的語言、文學、史學、法學以及哲學等傳統學問，仍然當作他們重要的必修課，列入章程，長期實行。

從東京大學檔案館所藏文部省審定通過的該校文科各年級的課程安排，可以清楚看出：東京大學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在努力推廣西學的同時，仍然十分重視漢學的教育。在明治維新之後的相當長時間內，東京大學開設的課程中，仍然將中國的傳統學問，置於相當重要的地位。即使到了甲午戰爭之後，這種狀況仍未發生任何改變。

當時，東京大學漢學科目繁多，內容豐富。明治三十年十月十一日(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五日)，東京大學對文科各系課程作了一番調整，從中可以看出漢學所佔比重。當時的漢學課程，包含內容十分廣泛。據該校檔案室所保存的與外務省往來文書記載，第一年級該校學生所開設的課程為：

東京大學所開設的課程，當時是經過呈報文部省嚴格審定的。本科第一學年共開設了十四門課程，而與漢學有關的課程達到五門之多。其中，中國法制史在整個第一學年中，每周有三個小時，而日本本國的法制史，則尚未開設。中國歷史課，在第一學年內，每周三小時，而日本的本國歷史，每周僅一小時。相比之下，對漢學的重視，是顯而易見的。

還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是明治三十年(1897)十月十一日以後的課程。這已經是甲午戰爭後的第三個年頭，幾乎與德國侵佔山東膠州灣事件同時發生。其次，本文所引用的課程內容，沒有明確說明這個課程安排究竟是針對該校哪個系科的，只是泛泛地說是東京大學該學年的課程安排。這可能與當時該校各科學生中，文科所佔比例較大有關。

在同一份文件中，東京大學第二年級所開設的課程為：

東京大學第二年級所開設課程較多，共有十八門課。其中，有關中國課程仍為五門，比例雖有所下降，但從中可以看出，該校對中國文史、哲學及法律等學科的重視。非常明顯的例子是，中國法制史全年為每周三小時，而該校開設的法制史，全年每周才一小時。中國史每周兩小時，日本的國史則為一小時。事物在比較中，才能加深認識，與其他相關課程比較，該校所安排的有關中國之課程，當時仍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部省審定的東京大學第三年級文科所開設課程為：

第三學年的課程數量大為減少，只有十二門。但是，有關中國的課程依然為五門。特別有趣的是，在大學第三年中，一、二年級所開設的外語課，有漢語、英語、德語、法語，可是，到了第三學年，除了繼續開設漢語課，其餘語種的課程，包括日語課在內，則一概沒有列入語言類教學課程，可見對漢語之重視。另外，中國法制史在三個年級中，都有開設，每周講授二至三小時，而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在內的法制史，只有一、二年級時每周一小時，到了三年級，則沒有開設這門課程。日本對中國法制史格外重視，是不言而喻的。三年級每周課時總數為二十三小時，而有關中國的課程，則有八小時之多。由上述記載可以看出，東京大學早期課程中，漢學所佔比重是很大的。

從以上外務省批准的東京大學三個年級的課程內容，可以清楚看出，中國哲學、法學、歷史、文學以及漢語等所佔課時，大約是全部開設課程的三分之一左右。明治維新運動以後的三十年，日本著名學府中，對有關中國內容的學科，仍置於如此重要的地位。

這種課程設置，一方面說明中國的古代文化源遠流長，輝煌燦爛，有許多有價值的知識，值得世人尊重。另一方面也說明，日本對外來文化的求知若渴，見賢思齊，尤其是早年對中國文化的吸取。即使在甲午戰爭中，日本將清政府打得落花流水，卻仍將漢學選為東京大學授課的重要內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受地域關係的影響，自古以來，日本已將漢文化的精髓，深深地融入到本民族的文明之中，成為其中難以分割的部分。

不過，這裡還應該指出的是，日本文部省通過的東京大學必修中國文史哲法課程的具體內容，與當時中國國內莘莘學子所學的課程，則有很大區別。因為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化，都是日本學子們研究汲取的目標。而中國國內當時實行的，是從隋唐開始一直延續到清末，長達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廣大士子仍在八股文緊箍咒的約束之下，所學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取得功名利祿。至於他們所學的內容，已經與世界發展潮流不相吻合，蹉跎歲月，學非所用。這種與封建專制制度相伴隨的科舉制度，嚴重阻礙了中國歷史前進的腳步。

二、東京大學最早接受的中國留學生

在東京大學成立早期，曾有過零星的中國人在該校工作或學習。自戊戌維新之後，受變法思潮的影響，中國學生赴日留學的熱潮逐漸興起。特別是在經歷了庚子義和團事件之後，思想開通的張百熙主持學部及京師大學堂的校務後，清政府的有關部門，開始重視向外國派遣留學生。許多被派往日本的留學生，都把東京大學作為自己的首選目標。

據明治三十三年(1900)日本文部省、外務省的有關外國留學生的檔案記載，北洋大臣首先向東京大學派遣了以黎科為代表的頭等、二等留學生各三名，這是來自中國的首批公派留學生。日本文部省文書課明治三十三年的第861號文件，記錄了文部省對黎科等人的具體安排。文部省的公函稱：

東京帝國大學總長，理學博士菊池大麓殿下：

別紙所附稱黎科及另外五名，系清國北洋大臣向我國所派遣的留學生，分別從事政治、法律、物理、化學、農工科等專業的學術研究。現在該學生等於本學期在上述有關學科中，與貴校相關專業同學，一道聽講學習。外務省迭次來文，並承貴校允准安排，故謹向外務省作此回復。

文部省專門學務局長文學博士上田萬年謹致(印)

明治三十三年四月七日

附言：本文所述留學生聽講文件，正木秘書官曾致丸山書記官，進行具體安排。

文部省在此項檔案的附件中，還專門記載了北洋大臣所派遣六名留學生的姓名、年歲及籍貫。該文記曰：

頭等學堂學生(三名)，分別為：

黎科，二十歲，廣東新會人；

張煜全，十九歲，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

王建祖，二十一歲，廣東番禺人。

二等學堂學生(三名)，分別為：

張奎，十六歲，江蘇松江府上海縣人；

金邦平，十八歲，安徽徽州府黟縣人；

周祖培，十八歲，江蘇蘇州府吳縣人。

對於這批北洋留學生的學歷，及其在東京大學所學專業，往來文書檔案中亦有清楚登錄：

黎科，為天津大學一級生，八年英語修了，學習土木科；

張煜全，為天津大學二級生，八年英語修了，學習政治科；

王建祖，為天津大學二級生，八年英語修了，學習政治科；

張奎，為天津大學四級生，五年英語修了，學習應用化學；

金邦平，為天津大學預備校一級生，四年英語修了，學習農科；

周祖培，為天津大學二級生，三年英語修了，學習政治科。

在北洋大臣派遣黎科等六人留學前後，南洋大臣也向東京大學派出六名留學生。而且，比北洋稍早，南洋大臣即開始與日本有關方面聯繫。據明治三十二年(1899)一月文部省致東京大學的公函稱：

東京帝國大學總長，理學博士菊池大麓殿下：

此次清國南洋大臣，派遣龍記同清國的留學生章宗祥外五名，分別從事政治、法律等學科研究。他們將進入學校相當專業修學，外務省專門為此事來文，故向貴校提出。

文部省專門學務長文學博士上田萬年謹致

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文部省附件開列了這六名留學生的詳細情況：

章宗祥，年二十一歲，浙江人；

雷奮，年二十歲，江蘇人；

胡礽秦[泰]，年二十一歲，江蘇人；

楊蔭抗(杭)，年二十一歲，江蘇人；

楊廷棟，年十九歲，江蘇人；

富士英，年十九歲，浙江人。

同年5月5日，文部省專門學務長上田萬年再次致函東京大學校長，重申南洋的章宗祥等人，將同黎科等人一起，於同年9月起，開始在東京大學上課聽講，並再次附上章宗祥等人的年齡籍貫等簡單情況。文部省並將東京大學已作安排的情況向外務省通報。

然而，南洋大臣所派遣的這批學生，似乎不像北洋那樣順利。這六名留日學生中，其中有四人在開學不久，即提出希望轉往其他私立大學的申請。文部省專門為此事致函東京大學，該函稱：

東京帝國大學總長，理學博士菊池大麓殿下：

清國南洋大臣所派遣的留學生章宗祥外五名，在貴校聽講入學，在此前的文件及照會中曾經談妥。今據該學生本人之希望，除章宗祥及胡礽秦[泰]仍在高等學校外，其他四人希望轉入私立學校。現據外務省來文，特向貴校轉知。

文部省專門學務局文學博士上田萬年謹致

明治三十二年十月四日(11)

菊池校長根據這些留學生之要求，分別通知了該校所屬的法科大學、工科大學及農科大學，辦理了他們的相關轉學手續。在北洋大臣與南洋大臣最早派出的十二名留學生中，除了金邦平一人來自安徽徽州府之外，有來自江蘇省的六人，廣東省的三人、浙江省的二人，幾乎全部來自開風氣之先的沿海省份。這反映了中國當時內陸省份之閉塞，與沿海相比，發展很不平衡的狀態。

南北洋大臣所派遣的十二名留學生中，湧現了不少傑出人才：黎科到日本不久，即加入了革命黨人的行列，他在與唐才常一起，在領導自立軍起義的過程中，都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此外，張煜全後來曾經擔任過清華大學校長；王建祖民國初年則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法科學長；張奎則成了中國人攻讀應用化學科的第一人。其餘如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在東京期間即傾向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曾參加主持《譯書彙編》月刊。這是留日學生創辦最早的刊物之一。該刊編輯方針「以政治一門為主」，「專譯歐美日本著名碩儒所著政治專門之書」。該刊出版後，在國內外傳播甚廣，對於讀書人覺醒起了很大作用。

三、京師大學堂一次性派往東京大學31名留學生

在評論東京大學與近代中國的關係時，還不能不論及光緒二十九年(1903)京師大學堂一次性派出了三十一名留學生，前往東京大學的不同系科留學。這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晚清歷史上向同一所外國大學派遣留學生最多的一次。

此事由當時的管學大臣張百熙倡導而成。張百熙，字埜秋，亦稱冶秋，室號潛齋，湖南長沙人。張氏同治十三年(1874)中進士，以成績優異，留翰林院繼續攻讀，光緒二年(1876)散館，授職編修。而後又出任山東、四川、廣東等省考官及學政，並曾擔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吏部尚書、管學大臣、戶部尚書、郵傳部尚書等職，是京城翰林院中為數不多的思想開通、倡導變革的人物。

張百熙早年即留意西學，尤其是在廣東等處擔任學政期間，眼界大開，遂力主更張舊制，引進西學。在百日維新時期，全國二十多位學政中，唯一出面支持變法並向清廷舉薦康有為的學政，就是張百熙。政變後，他因此而受到朝廷懲處。庚子義和團風暴過去一年多之後，張百熙回京任職，且擔任管學大臣，主持京師大學堂事務。上任不久，張百熙經過一番思考與比較，提出向東京大學派出三十一名留學生的計劃。這在當時中國是一個頗具影響的事件。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1903年12月21日)張百熙奏：

計自開學以來，將及一載。臣等隨時體察，益覺資遣學生出洋之舉，萬不可緩。誠以教育初基，必從培養教員入手；而大學堂教習，尤當儲之於早，以資任用。臣等忝膺學務，夙夜焦思……亟應多派學生分赴東西洋各國，學習專門，以備將來學成回國，可充大學教習，庶幾中國辦理學堂尚有不待借材，操縱自如之一日。早為之計，應用無窮；及今不圖，後將追悔。現就速成科學生中……選得共三十一人，派往日本遊學，定於年內起程。……日本學費輕省，往返近便，故派數較多。

張百熙的奏章遞上之後，得到批准。清廷所頒布的諭旨稱：「上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張百熙等奏，選派學生前赴東西洋各國遊學一折，師範學生最關緊要。著管學大臣擇其心術純正、學問優長者詳細考察，分班派往遊學。」(12)

管學大臣及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的張百熙，不顧守舊派的阻撓，強調借鑒日本的經驗，推行西法。在他的主持下，迅速安排由京師大學堂派遣章宗祥，帶領新選拔出的三十一名學生，來到他曾經刻苦攻讀過的母校東京大學留學。如此人數眾多的留學生，一齊來到東京大學留學，在中國教育史上可謂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日本駐北京公使內田康哉負責聯絡此事。他在致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的第119號公函中，詳細列舉了這些留學生在東京大學所選擇的系科及所修專業，內田康哉的報告稱：

關於京師大學堂派遣留學生修學分科之文件。

外務大臣男爵小村壽太郎殿下：

此次京師大學堂委派大學堂教習章宗祥，帶領三十一名留學生，前往本國留學。昨天(1903年12月28日)管學大臣張百熙、榮慶，專為此事來照會，稱這批留學生抵達本國後，首先應學習語言文字，及學習最為重要的普通課程。然後，到明年九月中，進入高等學校學習。俟畢業後，再正式進入帝國大學，按照分科表所列各專業分科學習。

關於這些學生的費用，每個學生一年四百兩，由清國政府相關部門統一籌給。此次僅京師大學堂一處，即派出如此眾多的學生，實屬創舉。留學生們亦深深感謝帝國政府之好意，請外務省向文部省予以轉達。

又，此批學生到達本邦後，依管學大臣之意，應從嚴予以教訓監督，以使其成才，亦請向外部大臣轉達。

在清特命全權公使內田康哉謹致

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3)

內田康哉此文，還附有一件此次京師大學堂前往東京大學的《派定留學日本學生分科表》。該表記載：(14)

需要說明的是，內田康哉給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的報告，所附的分科表，開列了中國留學生分別在文科大學、理科大學、法科、農科、工程、醫科等大學學習。此處的大學，實際上是指東京大學的不同系科。

京師大學堂的三十一名留學生抵達東京後，全部由東京大學的不同單位負責接待與安排他們的生活與學習。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日語培訓後，他們很快進入東京大學的不同系科，與日本學生一起聽講學習。總的看來，這些留學生在日本受到了比較正規與嚴格的教育，他們大多經過了同日本學生一樣的學年考試，留學時間比較長，通常都在三年至五年或更長些，許多人都取得了卓越成績。在張百熙派出的這三十一名留日學生中，有的成了領導辛亥革命的骨幹，有的則成了所學科目的著名專家或學者，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

如此次派出的陳發檀，海南海口市靈山鎮東頭村人，獲選派往東京大學攻讀法律。在日本留學期間，除了刻苦攻讀教育行政外，還鑽研法律知識，秘密參加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並成為同盟會成員，宣統元年後歸國，辛亥革命爆發後，立即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陳發檀擔任孫中山秘書，參與臨時約法的制定，1913年當選國會議員。

另一位被派往日本的留學生景定成，字梅九，山西省安邑人，在日本留學期間，於1906年加入同盟會，積极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宣傳，參與創辦《第一晉話報》及《晉乘》，傳播革命思想。宣統二年歸國後，在北京又創辦了《國風日報》，揭露山西省巡撫丁寶楨胡作非為，激起民憤。辛亥革命爆發後，山西軍政府委任他擔任政事部長，並隨溫壽泉率民軍南下作戰。辛亥革命勝利後，擔任山西省稽勛局長，被選為國會議員。民初又極力反對袁世凱稱帝，以《國風日報》為陣地，揭露袁世凱的狼子野心，倒行逆施。袁世凱惱羞成怒，下令逮捕景定成，查封《國風日報》，直至袁世凱死後，方被釋出獄。

還有一位被選中派往日本的留學生王桐齡，號嶧山，河北人，曾兩度赴日留學，於1912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系，獲文學學士學位。歸國後擔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為北京師範大學後，出任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課，先後擔任中國史、東洋史課程，並創辦志成中學，為中國教育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四、關於清水廣次的上書

庚子之後，中國留學生紛紛前往東瀛，向近鄰日本學習取經，留學生人數迅速增多。然而，筆者在東京大學所保存的文部省所來文書中，卻發現了一位呼籲日本加強學習孔子所傅經典的奇特老人。他就是家住東京六本木的清水廣次。清水在向貴族院議長德川家達的上書中，提出了一些與眾不同的請求。其上書稱：

上貴族院議長德川家達書。

天祖的遺訓，教育敕語，孔子傅四子六經，學問規矩，以敦風俗。國家治安，唯在彝倫。維新以來，工藝諸學大進而倫常掃地，今民間情態巨變，風俗紊亂，人情輕薄，有道諸士，慨嘆不已。

今陛下神慮，頒明治三十三年教育敕語。斯道德教育本統祖宗遺訓，以為規矩，德性敦厚，才學純正，國家實用，往古列聖感化，懿風美跡。

明治四十二年(1909)二月，東京市麻布區六本木町十五番地。

清水廣次，弘化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15)

清水廣次在上書中，一開頭即稱「天祖的遺訓，教育敕語，孔子傳四子六經，學問規矩，以敦風俗」。這裡的「四子六經」，在中國通常稱為「四書五經」。此書乃是指中國傳統的儒家經典書籍。其中的四書，又稱四子書，即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則是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

清水所提出的「四子六經」，有何依據？經筆者考察，所謂「六經」，乃是戰國時期所用的說法。這種說法，在《莊子》一書中，有明確的記載。《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中，有如下記載：

子謂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聃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16)

據此可知，清水廣次的所謂「四子六經」，乃言之有據也。

當然，「四子六經」並不是清水廣次個人的見解，而是當時日本學界的觀點。為什麼日本不是像中國一樣流行「四書五經」的說法，而是「四子六經」，這似乎是一個應該深入探討的課題。

清水廣次的上書，是明治四十三年二月呈遞給國家的決策者之一貴族院議長德川家達的。此書並沒有寄給東京大學。然而，在次年文部省寄給東京大學的文書中，卻包含有清水廣次的上書。這是否說明了清水廣次當時所提意見，受到日本政府某種程度的重視？或者說，文部省認為，清水廣次的上書，對於東京大學的教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因此，才於明治四十三年，由文部省下達給東京大學。

當時，日本之教育，從上到下推崇西學與歐美器物，而忽略了對學生的道德教育，以致造成了「風俗紊亂，道德輕薄」。清水廣次將孔子的教誨與日本祖訓結合起來，認為是國家長治久安之策。這種看法並非偶然，因為二者均將儒學作為其主要內容。

五、光緒三十四年中國留學生在東京大學的系科分布

清末，許多青年學生前往日本東京大學留學。在東京大學檔案館中，還保存著一份光緒三十四年(1908)在該校學習的中國留學生人數統計：(17)

根據以上檔案記錄，中國人在東京大學留學生的總數為70名。

在這些留日學生中，幾乎有一半選擇農林學科，多達三十三人，法科有十八人，理科工科及醫藥三科有十六人，選擇文科才四人。這種對所學專業的選擇，反映了當時中國國內對各學科人才的需求狀況。

東京大學與晚清中國的關係，除了以上所述史實外，還有一些內容值得關註：

譬如，明治四十二年(宣統元年)日本準備與英國舉行一次日英聯合博覽會，東京大學選送三件珍奇物品。這三件貴重展品均與中國有關：其一，《清國建築寫真》，凡三冊；其二，《清國洛陽龍門西山全圖》一卷；其三，《清國遺迹指掌圖》一卷。東京大學將這些展品送到文部省後，文部省次官岡田良平專門致函東京大學相關負責人稱：「貴校預定參展物品，已送達文部省，並在本省展出部分展品以供觀覽。這次參展的珍品，在東京頗受好評。明年一月五日，這些展品即將搭便船由橫濱出印度洋，發往英國展出。」(18)

其次，東京大學檔案中，還有根據湖南巡撫岑春煊及長實鹽法道朱延熙的要求，在該校畢業生中選拔了優秀生在湖南省作翻譯。根據文部省的指示，東京大學於明治四十二年元月挑選了三位中國留學生，他們分別是：

一，(出生地缺)土木工學科第一級生施恩曦，明治四十四年七月卒業，光緒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生(明治十三年五月十八日生)；二，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雙河，土木工學科第一級生毛毓源，(明治十九年七月十日生)；三，直隸省遵化玉田縣石舊巢村，土木工學科撰科生孫慶澤，本年七月選科修了，(明治十七年十月生)。(19)

此外，該校還保存有台灣省學生李春生在該校申請學位的記錄。明治四十二年二月六日，李春生提出申請學位請求，東京大學在向文部省提交的文書草稿中，開列了李春生所提交的畢業論文目錄，包含有：「一、東西哲橫；二、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三、天演論書後。」(20)

這些東京大學收藏的檔案內容，充分說明該校的確是一所與晚清中國有著密切交往的大學。

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186頁。

東京大學檔案室藏：《文部省往來文書》，明治30年。

東京大學檔案室藏：《文部省往來文書》，明治33年。

(11)東京大學檔案室藏：《文部省往來文書》，明治32年。

(12)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5冊，第5113頁。

(13)(14)東京大學檔案室藏：《文部省往來文書》，明治36年。

(15)東京大學檔案室藏：《文部省往來文書》，明治43年。

(16)莊周：《莊子》，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