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鵬：《琉球救國請願書整理與研究（1876—1885）》序
編者按：2013年5月8日《人民日報》刊發時任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海鵬的文章《論〈馬關條約〉與釣魚島問題》，文章中談到「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也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文章發表後，在海內外產生強烈反響，日本政府對此表示了強烈不滿。日本官房長官當天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日本安倍首相第二天表示要向世界說明日本的立場。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抗議，中國拒絕了所謂的「抗議」。接著，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承認日本對沖繩的主權。但在釣魚島問題上，美國對於釣魚島最終主權歸屬不表示立場。巧合的是，2013年5月15日，「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會」在琉球（沖繩）成立，可以認為研究會的成立回應了世界輿論對琉球歸屬問題的熱議。2013年5月17日，張海鵬在《環球時報》發文，以《琉球再議，議什麼》，表明了他對琉球問題的基本態度，「琉球地位需要『再議』是我從歷史和近代中日交涉的歷史中得出的結論，不是從現實的中日關係出發的。當然，提出『琉球再議』，可能對現實的中日關係產生何種影響，需要關注。那不是我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所能左右的。我認為在討論釣魚島問題的時候，不可以不提到琉球問題」。2018年5月，張海鵬出席北京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第三屆琉球·沖繩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就琉球再議問題作了扼要闡述。《琉球新報》等日本報紙報道了張海鵬的發言。2018年10月《琉球救國請願書整理與研究（1876—1885）》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張海鵬為《琉球救國請願書整理與研究（1876—1885）》一書作序，他認為，期望學術界關注琉球問題，如果這些歷史文件（琉球救國請願書）在今日琉球人中能得到呼應，當能加重琉球人民意願的權重。
青年學者孫曉光等經過近三年文獻搜集、整理與研究，合作撰寫的《琉球救國請願書整理與研究（1876-1885）》一書，將要與讀者見面了。看到青年人的茁壯成長，我很欣慰。
孫曉光領銜的東亞海域研究團隊，以晚清「琉球救國請願書」這一「小」問題為切入點，進而呈現晚清東亞變局的「大圖景」，關注琉球人對清廷的「救國請願書」及其救國請願運動，深入探討琉球君臣在琉球國危亡之際，所提出的復國運動形態及國家構想。我以為，對《琉球救國請願書》的整理與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與現實價值。
日本在近代國家形成過程中，具有強烈的領土擴張意識。在甲午戰爭以前，日本國家的目標，首先是琉球王國。它蔑視國際公法的存在，採取得寸進尺的步驟，將不久前剛剛與歐美國家簽訂了條約的主權國家琉球，巧妙地以內政問題處理的形式，強行納入日本版圖。這就是日本歷史上的所謂「琉球處分」。公正地說，「琉球處分」是幌子，侵略並滅亡琉球是實質。一向強調國際法的歐美國家，竟容允了日本的這種侵略行為。但是，清政府不能接受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被非法滅亡的行為，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議。中日之間就琉球地位問題交涉多年，因日本籌劃發動甲午戰爭拒絕繼續交涉而作罷。歷史已經清楚地揭示出：日本吞併琉球，是發動甲午戰爭的先聲，它的下一個目標是要奪取朝鮮和台灣，進而把進攻的對象鎖定在中國。
面對日本政府的非法「處分」，琉球王室的高層官員陸續密航中國，並以福州、北京、天津為據點長期開展琉球救國運動，這個弱小國家的頑強的「復國」、「復君」精神，在琉球史上將留下濃重一筆。我們過去知道琉球君臣向清朝政府求救的行為，但像孫曉光這樣搜集到32份琉球人的救國請願書，還是讓我們感到興奮。
5年前，我曾在《人民日報》上著文討論了琉球王國地位「再議」問題，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所謂「琉球再議」，是指琉球作為一個國家的國際法主體地位值得再議。我認為，作為一個歷史學者，關注、研究琉球問題，必然提出琉球地位問題需要「再議」的課題，這是從琉球歷史和近代中日交涉的歷史中得出的結論，它不是從現實的中日關係出發的。當然，提出「琉球再議」，可能對現實的中日關係產生何種影響，不是一個學者可以把握的。我認為在討論釣魚島問題的時候，不可以不提到琉球問題，不可以不聯繫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這是不可迴避的歷史問題。
琉球再議要議什麼？這是讀者普遍關心的問題。今年5月（2018年），我出席北京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第三屆琉球·沖繩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曾就琉球再議問題作了扼要闡述。《琉球新報》等日本報紙報道了我的發言。借這個機會，再說一次。
我以為，琉球再議，至少可以有如下幾點含義。
第一點，琉球在1879年被日本吞併以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明清兩朝都與中國有藩屬關係。所謂藩屬關係，琉球國新國王登基，需要得到中國皇帝的冊封與承認，琉球人認為才具有法律地位。所謂朝貢，現代學者研究具有貿易的性質，其實是帶著禮物走親戚。兩個很親的親戚，如果不經常走動，就生疏了。兩個國家更是如此。琉球國每年或者隔年到中國走動一次，帶一些禮物。明朝末年，與琉球國鄰近的日本島津藩以武力強行要求琉球朝貢，琉球自忖力量小，不得不應付，但當日本提出阻止琉球向中國朝貢要求後，為琉球堅拒。1879年日本吞併琉球，是強制的，是武力的，不是自願、和平的。當琉球國王被450名日本軍人和150名日本警察抓到東京後，琉球國內還派出請願大臣到中國哭訴，要求中國出兵相救。中國面臨西方殖民主義炮艦政策進攻下，宗藩體系正處在瓦解的過程中，無力派兵相救。但清朝政府正式向日本提出了抗議，清朝駐日本公使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質詢和譴責。1879年底、1880年初，中日之間進行了外交談判，討論過「三分琉球」方案，也討論過「分島改約」方案，雙方未能達成一致。我們現在查到的資料，1887年，總理衙門大臣曾紀澤還在會見日本駐華公使鹽田三郎時說，琉球問題尚未了結。已故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井上清認為，中日之間涉及琉球與中日貿易的談判一直持續到1888年9月，因清政府不讓步，日本停止了談判。日本政府當年也認為琉球問題是一個尚待談判解決的懸案。中國政府始終未承認日本吞併琉球為合法。如果沒有甲午戰爭，琉球問題還將繼續交涉。如果沒有日本在二戰中戰敗投降，琉球再議就議不出來了。因此，琉球再議，至少要接續19世紀80年代中日兩國之間就琉球問題進行的談判。這是琉球再議的第一層含義。
第二點，1943年美英中三國首腦開羅會議，美國總統羅斯福根據戰後制裁日本以及日本領土只限於四島的決定，根據歷史上琉球與中國的關係，向蔣介石提出戰後是否將琉球交給中國管理的意見，蔣答應可由中美兩國共管。這個問題當時並未形成定論，未寫進《開羅宣言》。琉球地位問題，是開羅會議留下的懸案。在冷戰時期，美國改變了對琉球問題的看法，但美國沒有就此與中國以及任何二戰中的盟國商量過。今天可以在開羅會議、波茨坦會議機制上，由中美，或美英中俄四國之間加以討論。
第三點，1952年簽訂的《舊金山和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當時發表聲明不承認這個條約。原因在於：作為對日作戰的主要當事一方，中國政府未能獲邀出席舊金山會議，未能參與《舊金山條約》的制定。即使按該條約規定，日本在放棄佔領的領土之外，還同意美國對北緯29度以南之西南群島(包括琉球群島)等島嶼送交聯合國之信託統治制度提議。在此提案獲得聯合國通過之前，美國對上述地區、所屬居民與所屬海域得擁有實施行政、立法、司法之權利。但是，聯合國成立後，並未就聯合國委託美國管治琉球做過決定。因此，所謂聯合國託管琉球問題也是一個懸案。1971年，未經聯合國討論通過，美日之間私相授受簽訂交還衝繩協定，將琉球的治權交給日本，這是違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也是違反《舊金山條約》的。因此，琉球再議，可以在聯合國去討論琉球地位問題。
即使不談《舊金山條約》，單就1972年中日復交聯合聲明看，日本政府在聯合聲明中重申了「堅持遵循波茨擔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條明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這個立場也就是當年日本天皇接受投降的立場、日本簽署投降條約的立場。波茨坦公告的簽字國以後並未討論過日本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以外那些小島屬於日本。琉球恰在這些小島之內。1971年美日之間私相授受，沒有得到蘇聯、中國的同意。從這個角度說，琉球地位問題依然是一個懸案。
第四，考慮到1879年日本吞併琉球是非法的，是違反國際法的，是違反琉球人民意願的，又考慮到琉球作為日本的沖繩縣時間較長，需要考慮琉球人民的意願，可以在琉球人民中展開討論，看看琉球人民究竟是願意獨立，還是有所歸屬？琉球人民的意見應該成為琉球再議的重要依據。如果琉球人民的意願為成立獨立國家，我們應該支持。如果琉球人民多數願意成為日本的一個縣，我們不能反對。如果琉球多數人民願意歸屬中國，我們當然應該接受。現在，這三種意願在琉球人民中都有反映，但未成為一個統一的意志。因此，琉球人民的意願如何，也是一個懸案。
以上四種懸案，構成了我提出琉球再議的基本理由。現在孫曉光等青年學者從歷史檔案中找到了32份當年琉球救國請願書，至少在歷史根據上說明琉球人民成為獨立國家的意願是強烈的。如果這些歷史文件在今日琉球人中能得到呼應，當能加重琉球人民意願的權重。
孫曉光等青年學者組成的曲阜師範大學東亞海域研究團隊正在朝著學術研究方向努力前行，希望研究團隊的學術研究作出特色，產生影響。更希望研究團隊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努力追索歷史的本質，力圖從宏觀上把握歷史規律，從微觀上再現歷史本來面目，更好地服務於中國特色的史學發展。這是學術界所期望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張海鵬
2018年7月23日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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