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候，皇帝和丞相是怎麼相處的？朱元璋又為啥要廢掉宰相

官僚集團跟君主是一種什麼關係？

官僚集團跟君子之間的關係，其實是錯綜複雜的。君主既要利用官僚集團進行專制統治，又要防範官僚權力過大，威脅君主的地位。為了方便你理解，我就以君主和丞相的關係為例，來說明這種複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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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官僚集團非常龐大，從中央到地方，官員數以萬計，可皇帝只有一個，他怎麼管得過來呢？秦始皇、朱元璋、雍正都是超級勤奮的皇帝，連他們都不可能認識每個官員。最有效率的方法是，皇帝管理官僚集團的頭頭——丞相，再由丞相去領導百官。所以，丞相也被稱為「百官之長」。他的職責是向皇帝提出意見和建議，幫助皇帝制定政策。同時，丞相帶領官僚集團處理日常事務，執行皇帝的旨意，並對下級官員進行監督和考核。這樣看，丞相的權力是很大的。

我們以漢代的丞相為例。漢代丞相擁有封駁權，就是說，如果皇帝下達的指令不合適，丞相有權駁回，拒絕執行。漢代丞相甚至敢對皇帝的寵臣下手。最經典的是漢文帝寵信鄧通，給了他很多好處，讓他幾乎成為天下首富，丞相申屠嘉對此非常擔憂，他找到個機會把鄧通叫到家裡狠狠教訓了一通，還威脅要把他殺掉，鄧通嚇壞了，從此收斂很多。申屠嘉的舉動，對於國家當然是有好處的，但是站在君主的角度，會覺得丞相的權力實在太大了，如果他有野心，不是會威脅到我的皇位嗎？西漢後期的王莽，就是個例子。王莽先後做過大司空和大司馬，這兩個位置相當於丞相，王莽就借這個機會，大權獨攬，成功篡位，導致西漢滅亡。隋文帝楊堅做到北周的丞相後，逐步奪取朝廷大權，最終迫使北周皇帝把皇位讓給了他。

有了這些血淋淋的教訓，皇帝對丞相的防範心理自然越來越重，總的趨勢是，丞相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大，他的權力也被一點點分掉，到最後，連這個職位都被取消了。這裡，我們講一個標誌性事件，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

朱元璋晚年疑心病非常重，總是擔心那些跟他打天下的功臣們，在他死後會造反，所以，對於大臣們拉幫結派、擴張勢力的行為，朱元璋的神經異常敏感，偏偏胡惟庸就撞到了槍口上。本來，朱元璋很信任胡惟庸，洪武六年，任命他為右丞相，洪武十年又升任左丞相。然而在擔任丞相期間，胡惟庸打擊政敵、培植黨羽，搞得朝野上下都是他的人，這讓朱元璋產生了警惕。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朱元璋以謀反的罪名逮捕胡惟庸，並且當場處死。隨後，他又嚴厲處治胡惟庸的同黨，前後誅殺3萬多人，罷官、抄家的不計其數。在處理胡惟庸案的過程中，朱元璋感到丞相這個職位對皇帝的威脅太大了，於是乾脆廢除。就是說，從1380年起直到清朝滅亡，在長達53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古代的官僚政治中根本就沒有丞相這個角色，這也意味著君主專制發展到了極致。

丞相的威脅是解除了，但是前面說過的問題又浮現了：官僚集團如此龐大，國家事務如此繁雜，只靠皇帝怎麼應付得過來呢？那就有必要找到丞相的替代品，這個替代品既要承擔丞相的一部分功能，又絕對不能讓皇帝感受到危險。所以最保險的做法，就是成立御用秘書班子。下面，我們介紹兩個著名的秘書班子。

一個是明代的內閣制度。明成祖朱棣登基後，深感政務繁忙，一個人力不從心，於是，他挑選幾名信得過的高官組成內閣。內閣負責處理日常事務，為皇帝草擬聖旨。各地呈上的奏章，內閣先看一遍，提出意見，供皇帝參考。但風險依然存在，如果皇帝年幼，或者貪圖享樂，內閣就能利用靠近皇帝的位置獲得很大的權力。明代中期的張居正、嚴嵩，就利用這樣的機會成為權臣，對政局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所以清代連內閣制也不搞了，可皇帝離不開秘書啊，怎麼辦呢？康熙的辦法是建立南書房，讓大臣進入南書房辦公。雍正在這個基礎上設立軍機處，軍機大臣負責為皇帝的諭旨打草稿，處理奏摺，日常值班，參加御前會議，等等，任務十分繁重。但是，他們的許可權又被卡得很死。軍機大臣沒有品級、不拿俸祿，只能傳達皇帝的指令，自己不能做任何決定。應該說，這種限制是有力的，張廷玉、恭親王奕?、左宗棠等名臣都做過軍機大臣，但沒有一個對皇權構成威脅。

從丞相制到內閣制，再到軍機處，我們清楚地看到，君主專制在一步步加強。這個過程可以理解成君主在馴服官僚集團，讓官僚集團忠心耿耿地貫徹他的意志，成為專制統治的工具。不過，這種馴服並不總是成功的，道理很簡單，儘管理論上官僚集團聽命於君主，但是它也會產生自己的利益，一旦君主的意志跟它的利益相衝突，官僚集團就會抵制、扯皮，甚至公開反抗。

我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王安石變法。北宋中期，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在全國推行變法，力圖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狀況。但是，此次變法嚴重損害了官僚集團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極力反對，最終在宋神宗死後，變法措施基本被取消。

另一個例子是萬曆。萬曆當政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其中有二十多年不理朝政。其實，萬曆也曾經奮發圖強，使明朝出現了中興氣象，然而後來在立太子的問題上，他跟官僚集團產生了巨大分歧。萬曆想立鄭貴妃的兒子為太子，官僚集團堅決反對，認為廢長立幼不可取，必須立王皇后的兒子。萬曆爭不過，用消極怠工的方式跟官僚集團對抗，幾十年不批奏摺、不見大臣，以至於作為御用秘書的內閣大學士都有好些年見不著皇帝的面。然而有趣的是，即便皇帝撒手不管，官僚政治依然保持著運轉，而且，從外表上什麼事都看不出來。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就描述了這番景象——下級官員還在往上遞奏章，內閣還在批閱奏章，只不過送到宮裡通常得不到回復；官員的考核、稅費的徵收、軍隊的訓練，也在照常進行；縣一級的運行更是平靜，縣官該收稅收稅、該審案審案，和從前沒什麼兩樣；科舉考試也沒受影響，年復一年地舉行著，大名鼎鼎的徐光啟，就是萬曆三十二年考中的進士，明末大臣楊嗣昌，則是萬曆三十八年中的進士，那時候萬曆皇帝已經有十多年不上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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