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軍的嚴密封鎖之下，香港大批文化名人為何神秘失蹤？

1941年底，日軍侵佔香港和九龍地區，大肆搜捕抗日愛國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然而，正當日軍在各家報紙，和電影院的紅燈字幕刊登啟事，點名要鄒韜奮、茅盾、梅蘭芳和蔡楚生等人，前去日軍軍部報到時，這些文化人士，已經在日軍嚴密封鎖之下，神秘地「失蹤」了，並在數月之後安然出現在抗日大後方和根據地。那麼，他們又是怎樣脫離險境、遠走高飛的呢？

廖承志在廣州與文化界人士合影

潘靜安，別名潘柱，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機要幹部，是個土生土長的「香港通」。香港淪陷後，他留下來協助南方局派香港機要情報工作人員劉少文，負責困港文化精英的營救工作。然而，香港淪陷後，我黨將要營救的這些文化人士，為躲避日軍誘捕，大都分散隱蔽起來，有些人還不斷搬家轉移。營救這些文化人士的前提，必須是先要找到他們，並通知他們撤離的方法和路線。然而，短時間內找齊所有人，談何容易！

潘靜安

1月9日下午5時，茅盾夫婦、葉以群、戈寶權、高汾等人，到達灣仔駱克道的臨時集中點。經過喬裝打扮，男人換上廣東人穿的短褲短衫，女人換上舊旗袍，打扮成難民的樣子，有人背一小袋米，有人背著包袱，把知識分子的裝備筆，和眼鏡等物品藏在身上。在交通員的護送下，來到銅鑼灣避風塘上船，與鄒韜奮、胡繩夫婦、廖沫沙、於伶夫婦等文化人士會合。

胡繩

1942年1月13日傍晚，茅盾夫婦和鄒韜奮等第一批30多位文化名人，終於到達我黨的白石龍營救指揮部。雖然白石龍當時屬於游擊區，但10公里外就是日軍警戒線。當時全村人口不足200人，幾批文化人先後到達，如果住在村子裡，很有可能暴露。為保證文化名人的安全，茅盾、鄒韜奮等人到達白石龍村的第二天，就被轉移到附近山上樹林里搭建的招待所。 這種樹林里搭建的招待所，也被當地人稱為「茅寮」。

白石龍村「茅寮」內景

這批從陸路營救的文化人，被游擊隊送往惠州中轉，繼而到達老隆，然而被早早候在那裡的連貫，用「義孚行」的名義，藉助火車、汽車送去了韶關，人身安全從此無虞。但是，第一批被轉移的文化名人中，卻有一個人，被滯留在了老隆，他就是鄒韜奮。那麼，鄒韜奮最終又是如何逃離虎口的呢？

部分文化人在東江游擊區合影前排右三為茅盾，三排右七為戈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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