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的學術與人生

【核心提示】范文瀾一生嘔心瀝血，撰著《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為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范文瀾（1893—1969），著名國學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一生嘔心瀝血，撰著《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為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今天仍值得我們發揚光大。

由國學轉入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

范文瀾出生於浙江紹興的書香門第，7歲時入私塾，跟隨一位趙姓先生背誦司空圖的《詩品》和「四書五經」；14歲入縣立高等小學，學習英文、算學以及經學著作；之後，就讀於浦東中學和杭州安定中學；1913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次年轉入本科國學門學習。大學期間，在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經學家的熏陶下，范文瀾曾下決心「追蹤乾嘉老輩」，從事經學和訓詁工作。但是，軍閥混戰和黑暗的政治現實令其陷入苦惱和彷徨之中。這一時期，范文瀾沉溺於佛學，《大乘起信論》隨身相伴。

范文瀾自1917年大學畢業後，曾任校長蔡元培的秘書，又先後在瀋陽高等師範、河南汲縣中學、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等多所學校任教。這一時期，范文瀾先後出版了《文心雕龍講疏》、《文心雕龍注》、《水經注寫景文鈔》以及《正史考略》、《群經概論》、《大丈夫》等多部著作。其中，關於《文心雕龍》的研究，曾受到梁啟超等學者的讚賞。

在1925年五卅運動中，范文瀾走上天津街頭，加入反對帝國主義的大遊行隊伍中。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參加教聯、左聯和互救會活動等原因，范文瀾曾在1930年和1934年兩次被捕，後經蔡元培等學者營救，得以出獄。

面對日寇的步步緊逼，范文瀾1935年編著了《大丈夫》一書，大力頌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斥責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七七事變後，范文瀾與嵇文甫等人創辦了中共河南省委周刊《風雨》，並組織抗戰講習班，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亡政策。開封淪陷後，范文瀾與河南大學師生轉戰到雞公山、桐柏山，並主講《游擊戰爭》等課程，為黨培養了大批幹部，成為聞名的「游擊戰術專家」。1939年，范文瀾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接受組織安排到延安工作。

撰寫馬克思主義史學名著

在延安工作期間，范文瀾在與毛澤東、吳玉章等領導同志的交往中，認真研讀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重要著作，逐步領會了馬克思主義的真諦。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他潛心從事歷史研究和著述工作，撰寫了《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兩部重要論著，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發展。

《中國通史簡編》是為適應延安幹部歷史教育而編寫的教材。該書的顯著特徵在於：一是將勞動人民作為歷史的主人，注意反映他們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狀況，以區別於傳統的帝王將相的歷史；二是將中國歷史劃分為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三個歷史階段，並將封建社會劃分為四個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三是注重階級鬥爭，著重寫統治階級腐化殘暴的統治以及農民起義對於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四是注意收集生產鬥爭的資料、古代科學發明以及有關農業和手工業等的知識。《中國通史簡編》是我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通史著作，它的出版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歷史有了自己的發言權。同時，該書夾敘夾議、口語體的新風格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也得到了眾多學者的讚賞。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推動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科學化道路上的進一步發展，范文瀾又撰寫了《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從遠古到隋唐五代，共4部分相繼出版。修訂本內容更加充實和豐滿，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融為一體，科學性更強，對統治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也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多次再版，發行量達數百萬冊，可謂20世紀中國史學的皇皇巨著。

《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是范文瀾在延安時期撰寫的另一本重要史學著作，於1947年2月在延安出版。該書在理論上貫穿了反帝反封建這一重要的歷史主題，按照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劃分中國近代革命的發展階段，對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重大歷史事件作了生動翔實的論述。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是該書論述的重要內容。作者對在反帝反封建運動中的重要歷史人物予以熱情的歌頌，而對琦善、曾國藩、慈禧等人則作出了嚴正的批評。另外，《中國近代史》對於農民階級、戊戌變法運動中的代表人物的歷史局限性也予以分析和論述。

范文瀾在北方大學和華北大學工作期間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後，不斷對《中國近代史》進行修改和完善。這部著作儘管只寫到了義和團運動，但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近代史學科的創立過程中，卻有著奠定基本格局和前驅先路的重大貢獻，影響中國近代史研究長達數十年之久。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學術風範

作為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靈活運用、潛心治學、嚴謹求實的學風，以及不計較個人名利的品格，仍值得當代人發揚光大。

范文瀾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強調神似，要學習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套用現成的結論，他旗幟鮮明地反對教條主義，注意探究中國歷史的特點。范文瀾對「西周封建論」的進一步論說、對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以及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看法、關於漢民族形成於秦漢時期的重要觀點，以及明確反對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中國近代歷史分期標準的態度和對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階段的認識，無一不體現出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靈活運用和立足於中國歷史實際的顯著風格。

范文瀾一生潛心治學，並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為治學格言。在延安的土窯洞里，艱苦的生活條件和勤奮著述，使他一隻眼睛幾近失明。在晚年，他用20多年的時間，不斷對《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通史簡編》進行修改和完善，每天都潛心讀書和寫作。20世紀60年代初，針對史學界的空疏學風和「左傾」思潮，范文瀾呼籲樹立嚴謹求實的學風，主張全面客觀評價歷史人物的活動。

范文瀾一生淡泊名利。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北方大學校長、華北大學副校長的他，謝絕了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邀請，只擔任近代史所所長的職務。1951年，中國史學會成立，他擔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大力推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和《近代經濟史資料叢書》等大型著作的編撰工作，為新中國歷史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去世前，他將百萬餘字的史學論著所得稿費全部捐給國庫。

來源：2012年5月21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第306期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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