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給官員加工資雍正出了一個損招，為官者拍手稱道百姓苦不堪言

中國古代王朝，除了宋代以外其他朝代官員的俸祿普遍不高，尤其是明清兩代更是「慘不忍睹」。為此，雍正皇帝體察「官情」發明了養廉銀制度，有了這個保障，大清的官員自然拍手稱道。不過雍正的這個創舉實在算不上高明，因為朝廷根本不出一兩銀子，而是讓老百姓為官員加薪買單。

清代官員正俸很低，不足以維持官員的家庭生活。特別是地方官，迎來送往的事比較多，更是無錢消費，怎麼辦？只能在「取之於民」上打主意。百姓上繳賦稅時一般都是散碎銀兩，這些散碎銀兩需要熔鑄成銀錠才能上交國庫。因為熔銀時會有火耗，為了保證進入國庫的銀錠足額，地方官就向百姓加征「火耗」，即繳稅時要比規定重量多繳一點。

可問題是國家沒有規定加征火耗的統一標準，加征多少全憑地方官個人說了算，撈錢的誘惑加上互相攀比的心理作用，各地官員加征的火耗數額越來越大。而這加征的火耗，除了很小一部分用於彌補熔鑄銀錠的實際損耗外，絕大部分成為剩餘，剩餘的火耗當時稱為「耗羨」或「羨餘」。按照慣例，耗羨不計入賦稅總額，也不上繳國庫，而由徵收賦稅的地方州縣私自支配。

加征火耗的做法在明代就已盛行，到了清代相沿未改。順治元年（1644年），清朝統治者入關，為了籠絡人心，攝政王多爾袞曾規定：「錢糧征納，每兩火耗三分，正是貪婪積弊，著嚴行禁革，如違，即以犯贓論罪。」康熙十七年清政府又對加征火耗的行為作了處分規定。

這表明，在順治、康熙兩朝，徵收火耗是非法的。但實際上，徵收火耗的事從未停止過，到了康熙中葉，征耗更為普遍，耗羨已成為各地官員用費的主要來源。火耗的徵收標準，各地不一，一般都在賦稅正額的10%以上。州縣官中更有貪婪之徒，每兩加征至二三錢，四五錢者，即加征百分之二三十，四五十甚至更多。

康熙後期，征耗不僅不能禁止，連稍作限制都已十分困難。康熙帝無奈地說：「如州縣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也就是說，康熙帝在事實上已承認州縣官可以加征10%的附加稅收作為自己的收入。但州縣官不能獨吞這麼一大筆收入，他們要拿出一大部分去孝敬省、道、府和京城各級官員，否則他們也混不下去。

雍正即位後，面對征耗愈演愈烈的弊端與已經不能完全禁止的實際情況，便想在耗羨的徵收和使用方法上作出一番改革，他認為「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乎？」因此，他換了個思路，那就是實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先把州縣收繳的耗羨集中上繳國庫，再由朝廷按規定數額將耗羨作為養廉銀髮給地方各級官員。

雍正這種「收支兩條線」的做法，改變了地方官自己徵收自己支配的辦法。這一改革實現了徵收耗羨合法化，耗羨的分配規範化。因此，著名的養廉銀制度正式走上歷史舞台。

養廉銀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官員俸祿不足的矛盾，也杜絕了地方官員加征火耗時隨意加碼，但他也有一些弊端。比如將一項數額龐大的非法徵收合法化，造成了百姓的負擔沉重。再者，養廉銀因為高於正俸數倍甚至百倍，這就嚴重破壞了正俸的作用，這樣一來正俸自然不被官員所看重，在總收入里僅僅是點綴而已，根本說不上正俸的激烈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養廉銀制度只在地方和京城中幾個衙門實行，這就引起那些沒有養廉銀官員的不滿。其結果造成了分配不均的結果。總而言之，清代的養廉銀來源渠道不正，是百姓額外上交的，制度本身的巨大缺陷，加上官場腐敗風氣，因而根本起不到「養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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