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納怎樣把短篇變成長篇？

威廉·福克納

最初福克納想當一個詩人。這一點通過一些比喻（「她的雙眼……如同兩顆細小的煤球塞進了一大塊麵糰中」）、一些描述（「她吹咖啡的樣子，彷彿要把嘴唇上的顏色全都吹走一樣」）隱晦地流露在了他的小說中，但也僅僅止步於此。他用一個常見於詩歌愛好者的口吻說：「短篇小說僅次於詩歌，幾乎每一個字都得恰到好處。長篇小說可以自由些，但短篇小說不行……這就是我把短篇小說排在第二位的原因，因為它要求一種接近絕對的準確。」

不過他對短篇小說的感情更為複雜。雖然他曾經多次用類似的排名讚美（或者抱怨）短篇小說的簡潔、緊湊、不容冗筆，有時他又似乎對這種藝術形式敬意不足。終其一生，福克納孜孜不倦地確保作品發表於商業雜誌而非文學期刊，因為其稿費更客觀，並且付賬及時快捷；與他不厭其煩地修改長篇小說的苛刻態度相比，他似乎對自己名下的短篇有點隨便，它們像一片奇怪的玉米田，良莠不齊，彷彿這個耕耘者時而兢兢業業，時而酩酊大醉。

然而，毋庸置疑，短篇小說對於作為作家的福克納至關重要。不僅因為他的第一個傑出作品《致悼艾米麗的玫瑰》是一則註定不朽的短篇，更因為他的短篇之間、乃至短篇與長篇之間有著微妙的關聯。《喧嘩與騷動》本來是一個短篇，但他發現需要有多個視角，最終延伸為現在我們看到的多聲部長篇；日後他還陸續將曾經發表過的短篇小說整合到《沒有被征服的》、《村子》等長篇小說中，這本選集里的《荒野老熊》便是《去吧，摩西》的一個選節。

《致悼艾米麗的玫瑰》

無論從縱向的創作時間來看，還是從橫向的故事發生地點來看，剛剛出版的福克納短篇小說集《致悼艾米麗的玫瑰》（李文俊等譯者的版本譯名為《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都堪稱全面：12個故事橫跨福克納短篇小說創作的學徒期（如《雪》、《幻戀症》）、高峰期（如《致悼艾米麗的玫瑰》、《夕陽》）和成熟期（如《縱火案》、《昔日的女王》）；在地域上包羅了「約克納帕塔法」的鄉野（《獵熊趣聞》）、村鎮（《乾旱的九月》）、荒野（《紅葉》）、中間地帶（《沃什的怒火》）以及外鄉故事（《卡爾卡索納》）。譯者張和龍的譯筆準確而不失靈活，細緻入微的思考在標題上便可見一斑：將字面上「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A Rose for Emily）改為「致悼艾米麗的玫瑰」，在匹配了原文簡潔之美的同時貼切地再現了福克納以這個故事悼念艾米麗悲劇一生的意旨；同樣巧妙的還有將「一次捕熊」（A Bear Hunt）譯為「獵熊趣聞」，在闡明原文的同時渲染出故事的整體基調，譯者研讀之苦功躍然紙上。

1956年，晚年的福克納在接受《巴黎訪談》時說：「生命在於動態，而動態關乎讓一個人行動的因素——野心、權力、愉悅。」對「動態」的執著，其實可以看作是一種「背向死亡」的掙扎，這種時而激情強烈、時而隱秘低回的精神力量反覆貫穿在這12個故事當中。看看他對「死亡」主題有多麼痴迷：12個故事裡，2場葬禮，5次謀殺，1次自殺，1次（或許自然的）死亡。

通過死亡濾鏡，福克納捕捉不一樣的東西。然而無一例外地，對於福克納來說，死亡（或者「謀殺」）這一悲劇總是由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共同釀成。

《致悼艾米麗的玫瑰》講述的是一個渴望愛情而不得的女人在掙扎中走向毀滅的心靈悲劇。身為南方貴族一員的艾米麗小姐在父親的壓制與傳統的束縛之下難以追求愛情，最後竟然將情人謀殺，並與其骸骨共枕至死。《乾旱的九月》里的米妮小姐曾經愛慕者如雲，卻錯過婚期受人零落，最後心智失常，誣陷一位黑人對她無禮，並直接導致後者被鎮上的男人以私刑處死。福克納通過這兩名女子靈魂的失控展現了一個失控的戰後南方：種族歧視依然嚴重，社會道德準則僵化刻板，人心的失常與社會的失衡將人物的命運推入深淵。

戰後南方，一切看似從頭開始，過去的陰影卻籠罩在每個人身上。《獵熊趣聞》中沉默的老黑奴給白人普洛文設下陷阱，只為報復當年受辱的一箭之仇；《沃什的怒火》中的窮苦白人沃什以為能與昔日高不可攀的薩德本將軍結為親家，幻滅之後一怒殺死將軍，進而帶上孫女和曾孫自焚。當然，福克納並非對南方傳統的一切都加以否定。他對南方習俗頗為痴迷，同時也欣賞南方傳統中勇敢、自尊的品德，這也是為什麼他對《昔日的女王》中的珍妮小姐「手下留情」，以少有的溫和筆墨勾勒了一個屬於過去的南方女性。

南方的土地上，不僅新舊時代糾葛不清，棲居於此的多元文化也在發生激烈碰撞。《紅葉》、《荒野老熊》和《捕熊趣聞》都展示了南方文明與印第安文明的溝通與融合。與後兩篇中較為簡單的欣賞與吸納相比，《紅葉》中文化交流的層次更加豐富。在南方白人文明的影響下，印第安族落也開始蓄奴，可笑的是他們聽信了白人的借口，以為黑人「喜歡出臭汗」，他們拿黑人全無用處，常常苦惱於不得不給他們找活兒干：「我們開墾土地，種莊稼，養黑鬼，然後把他們賣給白人來賺錢。」「可是我們要錢幹什麼呢？」——印第安人的邏輯止步於此，而福克納幽默的嘲諷發揮到了極致。印第安族落酋長去世後，依照傳統，需要將酋長生前所屬物一同陪葬，其中包括一個黑奴。出於單純的求生慾望，黑奴開始了長達六天漫無目的的逃亡，儘管他知道自己最終難逃一死。大自然中的「紅葉」在秋天落下，遵循自然規律走向衰朽，然而黑人之死卻是印第安人對白人文明刻意模仿之結果，兩相對比，諷刺之意全出。

處於巔峰狀態的福克納不僅能講一個好故事，還能用最好的方法。當同輩的佼佼者如海明威、約翰·斯坦貝克大致依照時間順序講述故事時，《致悼艾米麗的玫瑰》不拘一格，有意識地打亂時間順序，巧妙地將戲劇性高潮從謀殺行為轉移，從而讓艾米麗悲劇性的情感和命運成為關注的焦點。12個故事，每一個都姿態各異，背後的作家如同炫技一般亮出十八般武藝，有時他採用上帝全知視角俯瞰多災的南方大地（《乾旱的九月》），有時他變身作一個孩子，講述陷入兩難困境的少年如何在家庭和道德之間選擇後者，走上了成長之路（《縱火案》），最妙的堪稱《夕陽》里的雙重視角，成人後的昆丁回憶起自己年少時目睹黑奴南希在孤苦無援的境遇里被丈夫謀殺，彼時孩童對南希恐懼來源的一無所知與成年人的智慧形成隱隱張力，南希之悲便瀰漫開來。

那麼這本選集最有意思的地方或許在於三則福克納在學徒期創作的短篇小說。它們都寫於1925年到1929年間，這一段謎一般的歲月里，福克納的寫作發生了核反應一般的變化。

在經歷了成熟期的福克納後突然來讀《卡爾卡索納》會讓人當頭懵住。在回答學生問題時，福克納解釋道《卡爾卡索納》講述的是「一個年輕人與他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的故事。然而我們幾乎無法從中得到現實主義的細節。它與其說像小說，倒不如說是散文詩。故事裡的「屍骨」說，「在我看來，生命的目的就是靜靜地躺著」；而代表福克納的主人公說，「我對自己翻來覆去說過無數遍了。可事實並非如此。」在故事的結尾，這個沉思的年輕人只是反覆說著，「我想做點事情大膽的悲壯的事情」。這一時期的福克納還在放任心中的浪漫派詩人橫走山野，關心著「靈與肉」，死亡與藝術，乃至藝術與永生的問題。

從《幻戀症》到《雪》，福克納開始漸漸腳踩實地。儘管關於《雪》最早的記錄是《哈潑斯》雜誌1942年的檔案，但經過考證，可以確定這個故事寫於1924年先後，二十多歲的福克納前往歐洲旅遊，在創作時也追趕當時時尚，將故事背景放在瑞士雪山。核心故事是兩個年輕人碰巧看到一個登山導遊遇難後舉辦的葬禮，而後他的新婚妻子第二天便神秘離開。

福克納寫好之後大約一直將它擱置，直到1942年，出於經濟因素，他考慮憑藉自己名聲再向雜誌社兜售一些早年的短篇，因此添加了一個與二戰相關的敘述框架：一個男孩問軍假返家的父親：「歐洲人還沒有仇視和害怕德國佬的時候，歐洲是什麼樣子？」這個框架其實並未與故事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同時一個小男孩問出這樣的問題也稍顯突兀。《哈潑斯》的編輯並未發表這個故事，理由實際上也很充分。

內心始終沉默，只有通過不斷地寫、不斷地犯錯才能喚醒自我。福克納回憶起年輕時導師舍伍德·安德森對他說的話：「『你必須要有一個地方作為起點：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學著寫。是什麼地方關係不大，只要你能記住它也不為這個地方感到羞愧就行了。……你是一個鄉下小夥子；你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你開始自己事業的密西西比州的那一小塊地方。它也是美國；把它抽出來，雖然它那麼小，那麼不為人知，你可以牽一髮而動全身，就像拿掉一塊磚整面牆會坍塌一樣。』」

於是從這裡，福克納再次啟航。

來源：澎湃新聞，作者鍾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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