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納粹分子，當年是怎樣宣揚口號、蠱惑人心的？

原標題：美國的納粹分子，當年是怎樣宣揚口號、蠱惑人心的？

不久前，美國教會的反猶槍擊案震動美國社會，各大媒體都紛紛反思美國歷史上的反猶主義，亞馬遜根據菲利普·迪克小說改編製作的《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Season）第三季也恰好在槍擊案前播出。

美劇《高堡奇人》是一部歷史架空劇，講述的是二戰後美國被納粹德國和軍國日本統治的抗爭故事。圖為該劇第三季（2018）劇照。

而與此同時，美國歷史學界也在發掘美國的納粹往事，在近期出版了諸多相關的歷史著作。

最近，美國出版了歷史學家布拉德利·哈特《希特勒的美國朋友們：第三帝國在美國的支持者們》（Hitler』s American Friends: The Third Reich』s Supporters in United States），引起了美國媒體的熱議，讓美國的納粹主義運動往事重歸視野。

在這本歷史著作中，布拉德利·哈特挖掘了可口可樂、IBM、通用汽車、摩根等企業和企業家亨利·福特、飛行家林德伯格、電台主播考夫林、好萊塢編劇威廉·達德利·佩里等公眾人物，與美國納粹主義運動之間的隱秘往事，乃至於旗幟鮮明的推動作用。

撰文 | 陳儒鵬

二戰前夕，德國政府鼓勵海外流裔組成公民團體，期以廣宣「德國美徳」並為納粹政黨遊說、豐滿其羽翼。作為「擁有德國血統的美國愛國者組織」，德美聯盟於 1936 年成立於美國，並從僅由二十餘個青少年訓練營組成的小團體發展成了會籍萬餘、七十個地區分會、橫跨各州的龐大反猶組織。

1939 年 2 月 20 日，約兩萬名群眾參與了聯盟在紐約麥迪遜廣場公園舉辦的以「美國化」為主題的群眾大會，公開譴責猶太陰謀組織、羅斯福總統以及其他對象。在會場正中央的巨幅華盛頓肖像，被聯盟製作成美國法西斯的歷史偶像。在他們看來，華盛頓總統是「早知民主途窮」的「法西斯第一人」。1939 年二戰爆發，德美聯盟解散，其物資被充公，主要領導人以貪污獲刑並最終被遣返回德。

約兩萬名群眾參加了 1939 年 2 月 20 日於紐約市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德美聯盟集會（貝特曼檔案／蓋蒂圖片社）

1945年，福克納寫信給好友馬爾科姆·考利，「我回憶起《八月之光》里的珀西·格雷姆，竟覺得這個角色如同法西斯式的加拉哈德爵士，他希望通過殺死喬·克里斯默來拯救白人種族。直到希特勒在媒體上興風作浪，我才想起來在他建立專政之前的1931年，我已經創造了這樣的一個角色呀！」讀起福克納的這封信，卻不由得讓人覺得，僥倖者的回憶顯得並不真切。他們喜歡在虎口脫險的刺激里加上一些浪漫的洒脫，讓祖國與民主的勝利看起來更加「不言而喻」。

布拉德利·哈特（Bradley Hart），《希特勒的美國朋友們：第三帝國在美國的支持者們》作者 。

但正如布拉德利·哈特在《希特勒的美國朋友們：第三帝國在美國的支持者們》之中描繪的那樣，若將時間撥回1936年的那場最為懸殊的總統選舉，除了共和黨和民主黨這兩張老面孔，人們還看到了不少全新的黨派——考夫林神父領導的「聯合黨」、威廉·達德利·佩里所在的「基督黨」。而1939年的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成為了「德美同盟」創造奇蹟的舞台，20000餘名納粹分子齊聚於此，高呼著「為美國創造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大西洋未能將美國隔離在納粹陰影外，好萊塢、移民社會、無線電與社會恐慌，卻創造了美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一場披著「反猶主義」與納粹「革命」外衣的超現實主義迷狂。

哈特的《希特勒的美國朋友們》，將那些被後世史家認為偏執狂和瘋子的30年代美國極右分子重新搬上歷史舞台。這股勢力的興衰，並不因為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勝利而不足一提；恰恰相反，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對30年代的西方政治的描繪，警示著每一個知識分子：「這並非國與國之間的征伐，而是在國際範圍內，各國的意識形態內戰」：在如今看來涇渭分明的背叛與忠誠、正直與邪惡，彼時只是兩條綿延在美國大陸的戰線罷了。

《希特勒的美國朋友們：第三帝國在美國的支持者們》（Hitler』s American Friends: The Third Reich』s Supporters in United States）封面。作者：Bradley Hart，版本：Thomas Dunne Books，2018年10月。

President Charles Lindbergh!

在進入30年代的政治漩渦之前，哈特宕開一筆到1941年9月11日，偉大的飛行家、「美國至上委員會」 的領袖查爾斯·林德伯格在得梅因的演說——但不同於他駕駛飛機橫穿大西洋的壯舉，此刻的林德伯格，勸導著美國民眾支持「孤立主義」的原則，遠離歐洲戰事，「我們的民主與代議制政府，在如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就在戰爭的邊緣，而在這場戰爭中，唯一的勝利者是屈服與混亂。」這些內容，看起來不過是林德伯格日常的反戰宣言。

然而，當晚的他，在演講里對主戰派的攻訐聽著刺耳了很多，彷彿斯圖卡轟炸機俯衝下來，精準地轟炸地面目標：「將這個國家推向戰爭的三大戰爭販子就是英國人、猶太人，還有羅斯福的政府；除了這些人，還有一些相對式微的煽動者，一些資本家、親英派以及那些對大英帝國主宰世界與未來深信不疑的人。這裡，還包括了那些幾周前還信誓旦旦地反對參戰的倒戈的共產主義者們。」

在這三者之間，林德伯格將最多的怒火宣洩在猶太人身上，「儘管猶太人濃烈的推翻納粹政權的意願並非無法理解……然而，猶太人對我們也有著巨大的威脅，他們控制著我們的電影產業、出版業、電台以及政府。」林德伯格希望美國公民能夠走出猶太人的陰影；但隨著這篇演講被刊登在《紐約時報》第二版，評論者們在「好運的林迪」身上看到了那個浮現的希特勒的幽靈，即便是羅斯福的反對派，也震恐於林德伯格的狂熱，「如果美國人允許種族偏見插足這樣的關鍵時刻，那麼，他們也配不上保守我們的民主制度。」然而，蜂擁而至的民眾聲援——尤其是對反猶主義的認可——讓政客與評論者對林德伯格的討伐，顯得頗為無力。

林德伯格。

在林德伯格的演說中，哈特看到了希特勒在美國的政治任務的本質：「在美國的土地上播撒足夠多的嘈雜與混亂，消磨美國民眾對世界事件的耐心。」德國對美國的最大預期停留在後者保持中立，希特勒並沒有因為他的美國朋友們而對這個國家抱有任何期待：「我在美國身上看不到多少未來，這是一個腐爛了的國家……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比它讓我感到更親切」。

飄蕩在美國大陸上的希特勒的幽靈，將日常生活穩定表面的裂隙擴展為令人恐懼的鴻溝。德里達曾說，「幽靈打破了心理的統一體，在意識之中喚起了現有正義觀念與政治制度的異常」。儘管希特勒的美國朋友們，缺少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所擁有的歷史和父國的神話，但他們有一片叫做大眾文化與社會景觀的自留地。

林德伯格曾經的飛行，在一戰後的美國與歐洲大陸引發了狂歡；彷彿是瓦格納歌劇之中飛翔的荷蘭人突然降生在這世上，穿越雲層與大洋的林德伯格給了觀眾們見證「超人」誕生的體驗，他和他的飛機將現代人從轉變的動蕩之中解脫出來，引向「重生」的神話。與其說林德伯格是希特勒的幽靈，不如說他本人就是法西斯，一道向著未來與重生的軌跡劃破了這片稱為此刻的天空。

假使1936年的總統選舉，能在一場名為「基督黨」勝利的狂野幻夢中結束，那麼美國也許將見證查爾斯·林德伯格的總統宣誓典禮。林德伯格本人並沒有什麼參選意願，他只是作為一個幽靈活在威廉·達德利·佩里的夢境之中，在後者的政治藍圖裡，「林德伯格將成為總統，而我，佩里，則將成為他的總理，喬治·范霍恩·莫斯利將軍則是參謀長聯席委員會的主席，亨利·福特將接任財政部長。」

1929年，佩里，這個與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 爭執不休的前好萊塢編劇，在一場名為「七分鐘的永恆經歷」的迷幻體驗後決心和好萊塢的猶太巨頭們一刀兩斷，在靈修與銀衫的光環籠罩下走上大街和政治漩渦之中。

「美國是美國人的美國」

威廉·達德利·佩里是一個「瘋子」？還是一個小說作者？或者說，不想做總統的反猶分子不是一個好導演？在哈特的「希特勒的朋友俱樂部」里，佩里絕不是最有名望、最富影響、更說不上最成功的一個，但飄蕩在他身後的，是對猶太人的怨恨和自我迷狂不亞於其他任何人。

直到20世紀初東歐猶太移民湧入之前，大規模的排猶運動在美國並沒有出現。然而，將近四百萬人的東歐猶太移民浪潮，讓美國人民感到了身份的危機；面對一群語言不通、自我封閉、習俗不同的「下等公民」，限制移民的倡導者們炮製了一套矛盾的種族理論，猶太人既是病態種族的後裔，也是遊走於暴利與陰謀間的夏洛克。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普遍懷疑猶太人與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同謀關係。疑似從巴塞爾的猶太復國主義會議流出的檔案文件——猶太人奪取世界經濟政治大權的方案——儘管早已坐實是偽作，依舊掀起了包括亨利·福特等人對手握銀行業與好萊塢權柄的猶太「巨頭」的責難。

威廉·達德利·佩里。

在這場憤怒的浪潮之中，佩里尋找到了慰藉。1920年代以來在好萊塢懷才不遇的遭遇，讓他急切地為仇恨尋找宣洩對象，他在回憶錄里寫到：「好萊塢的酒池肉林！那些東方的監管者，卻控制著我們成年人的娛樂生活！一個詞就足夠形容這一切了——猶太人！」離開好萊塢後，他醉心於宗教玄學。而他此後的政治生活，也無法脫離，對「天啟」與基督教的極端狂熱：天啟的到來將世界與語言轉變為一條從幽暗通往光明的長橋。而佩里，自認為就是那個探出身子的哲學王。

猶太人的「反美計劃」，是佩里再好不過的「重生」契機——於是，就有了「七分鐘的永恆經歷」——那是1928年5月28日。佩里寫到，自己被死亡沉沉地拽入了一個瘋狂運動的「藍色漩渦」之中；他走向外面的池子，赤身裸體地浸沒在此間。他遇到了耶穌基督與上帝，他們勸導佩里走向「更崇高的現實」，而他的身邊也站滿了經典之中的聖徒，「他們十分舒泰、表情鬆弛、沒有酸楚的咧笑、沒有焦慮的粗鄙、也沒有身體的扭曲」。在簡短的交談之後，升騰起藍色的煙塵，佩里從塵埃中走出，回到自己的卧室，他感到自己的新生，如同威廉·詹姆斯所稱的「自我交付」，那個死魂靈被拋了出去，落在那些猶太人與黑人的身上。

天啟的焦慮是歷史的「怪怖」——熟悉的是基督降臨的神話，陌生的則是關在現代社會牢籠里的莊重與未來——人們在危機之中，同時渴望歷史的終結與未來的降生。天啟的神話象徵著最後的宣判，戰爭與毀滅和智慧與正義在基督再臨的序幕前交織起來。1933年，佩里又一次聲稱自己受到了神靈的感召，「在一個無名的畫家成為德國總理之後，建立起一個軍事化的組織」。1月31日，佩里建立了「銀衫會」(Silver Legion)，他相信：「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後，馬上就有一群猶太人被驅逐出德國，這為我的個人精進開啟了一條艱難的道路。」

顯然，「銀衫會」是一次拙劣的模仿遊戲。黨衛軍與黑衫隊製造出的「歷史崇高」彷彿一面鏡子，在佩裡面前照出了暴力和大清洗的氛圍，及其背後虛空卻莊嚴的秩序。如果在一場天啟的狂歡之中，暴力與犧牲的儀式只會成為人們宣洩恐懼和焦慮的場所，而不會被認為是人性污點的表達，但新教倫理又給佩里施加了一些可笑而矛盾的任務，「銀衫會」內部設立了部門以解決「公眾啟蒙、愛國正義、消除犯罪以及公眾道德與仁慈」問題，他希望通過將「大篷車裡的吉卜賽人」關入集中營，審查出版物內容、抓捕暴力電影出品人從而實現道德凈化。

1936 年 7 月 18 日，近千名著制服者戴著萬字元臂章、揮舞著納粹橫幅遊行經過新澤西某看台。

有趣的是，佩里為了擴大「銀衫會」的影響，打了一場巧妙的「貨幣戰爭」。他將美國內戰解讀為一場羅斯柴爾德家族對統一的合眾國的陰謀，銀行家們派出代表，密謀引導歐洲各國進攻並瓜分美國。同時，佩里還不忘了將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的勾連給牽涉進來，「要不是美國人民的好朋友，俄國的沙皇派遣艦隊進駐紐約與舊金山，聽候林肯總統調度，這場陰謀也許將告成功。」佩里的陰謀論，並非沒有市場的胡言亂語，遠在義大利的龐德在《詩章48》里還不忘了致敬一番，「俾斯麥/ 將美國的內戰歸罪於猶太人/尤其是羅斯柴爾德一家」（Bismark/ blamed american civil war on the jew;/particularly on the Rothshild）。

然而，在1936年的選舉中，對希特勒的公然稱讚與對猶太人的大加撻伐，無疑是一場政治自殺。如同弗蘭克·科莫德所說的「火焰-主義」(fiery-ism) ，「銀衫會」是一個在狂熱之中自我燃燒的火球，在這團火焰里交織著現代社會的種種極端形式——官僚體制、秘密陰謀與宗教狂熱——龐德和佩里的契合，印證了先鋒派和極權主義政治的邏輯悖論。白熾的法西斯的政治形式，在純粹的和同之中無法存在。

安德魯·休伊特(Andrew Hewitt) 對先鋒派的論述，也是對法西斯政治的解剖：在英美兩大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語境之下，「先鋒派一方面希望變革社會生產力，而另一方面卻扼殺社會生產關係的變革可能。」這是法西斯分子的最終困境，他們的暴力最終通向災難與自我毀滅，卻無法通向歷史的浴火重生。

教堂與法西斯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間歇，見證了天主教堂的彷徨，歐陸各國教會與法西斯的勾結彷彿喚起了中世紀政教合一的時代；然而，教職人員與神學家的這次冒險，並沒有恢復大教堂的時代，或者說，他們也意不在此。法西斯與先鋒派宣揚的精神與道德「重生」，以及希特勒們對猶太人的處決，讓教會感到了與法西斯合流的必要。

教會與法西斯的合流，無論是克羅埃西亞的斯坦皮納茨主教，還是羅馬尼亞「鐵衛團」，抑或是西班牙的「長槍黨」，最終的歸宿並不是教會的榮耀，而是法西斯政權的穩固，甚至於教權有可能在法西斯政權之中落入邊緣地位。

然而在美國，情形有了些戲劇性的轉變。電台牧師，考夫林神父，選了一條自下而上的道路，將法西斯與反猶信條注入《天路歷程》和《聖經》中，吸引聽眾的注意。當然，考夫林神父的選擇並非一蹴而就，早在1926年，考夫林就已經在愛爾蘭天主教教友的幫助之下，走入了底特律的一間播音室。一年之後，他的聲音就傳遍了周圍的20多個州。

自1930年以來，神父批評的對象逐漸從3K黨轉為對胡佛總統失敗的經濟政策。每周日下午，他的頻道大概有3000萬左右的聽眾，他的廣播成為了大部分人教堂禮拜之後的固定節目。直到1936年總統選舉，考夫林依舊大致保有這個聽眾數量。但那時候，他陷入了一場法西斯與教堂的痴念之中。

考夫林的法西斯轉向，與他對羅斯福的態度密切相關。在1932年選舉期間，考夫林認為羅斯福是「銀行巨頭的敵人」，也是應對失業問題的救命稻草，他甚至在廣播里大聲高呼，「要麼羅斯福，要麼毀滅」(Roosevelt or Ruin)。然而到了1934年，哈特寫到，羅斯福的上台並沒有實現考夫林的經濟幻想，他預期的大幅鑄幣與通貨膨脹的政策並沒有得以實施。羅斯福的冷麵拒絕，讓考夫林廣播之中的敵人成為了一個奇幻的三角：「羅斯福、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他也因此成立了「全國社會正義聯盟」，並鼓吹到，「我了解人民的脈搏，比你們那些拿著酬金的工業顧問要懂的多得多！」他希望能夠推翻美國政權，推行自己的社會正義平台，仿效希特勒的集中投入，從而讓美國能像第三帝國一樣根治失業問題。

他的政治冒險讓人們逐漸感到不安，哈特記錄了1935年5月，前全國工業復興署委員長休·約翰遜在電台對考夫林的責難：

「有些人給我寄來了一份您與希特勒共同鼓吹的政策之間的比較，真是一丘之貉。也許作為一個外國人（考夫林是加拿大人，也是愛爾蘭移民後裔），您或許無法成為美國總統，但也許你能成為一個』帝國元首』——就像那個奧地利人希特勒那樣。」

當然，考夫林並未成為帝國的元首，他的「聯合黨」也在1936年的選舉中徹底失敗，這一場教會法西斯的幻夢隨著電波漸漸消散。

「歷史在教育，但他沒有學生」

也許，考夫林和他的政治事業並不新鮮，30年代層出不窮的政治煽動家、廣播電台以及私人雜誌，讓演說與攻訐成為了令人作嘔卻也分外刺激的超現實的生活圖景：一場場的電台鬧劇，讓在爵士時代里生機勃勃的美國人也不禁感慨道：「這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已經有些太多了。」在崇拜與厭倦的迷茫間，美國民眾見證著日常生活的狂熱與衰竭，如居伊·德波所說的那樣，「日常生活是度量一切的尺度：衡量著人際關係之間的滿溢與未既、生活時間的利用程度、藝術的實驗以及革命的政治。」在電台的催化下，日常的生活既充滿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苟且，又有了些烏托邦的況味，彷彿越過電波就能觸碰到政治、革命與社會關係的面紗。

但這層政治的面紗可以很近，也可以很遠。廣播挑戰著聽眾對聲音的認知，從聽筒里發出的聲音很遠。發聲者在千里之外，但他的每一個抑揚頓挫、起承轉合，甚至簡單的一個鼻息都能聽得一清二楚。親密與距離，讓廣播變成了一個危險的潘多拉的匣子。這正如1935年奧爾森·威利斯和戈登·奧爾波特合著的《廣播心理學》所述那樣：

「比起任何一個媒介，廣播更能創造群氓式的大眾心理，能讓相隔甚遠的人都成為其中之一……群氓們共同保守著一種情緒並為它賦予集體表達……儘管廣播創造的群氓可能並不會那麼暴力……但它依舊左右著群眾的心理。」

布萊希特5年前的擔憂，在美國找到了投影：「也許一個社會技術早已足夠發展無線電廣播，但這個社會還沒有準備好去接受它。」技術發展的速度，比人性的成長永遠都快得太多。也許不僅僅是希特勒陰影下的美國公民，80餘年後的世界，真的實現了布萊希特對廣播的願望了嗎：「統治者的律法轉變為對臣民的回答，局外之人能以一種統一的方式面對著管理眾人的力量」？廣播與無孔不入的漩渦，也許是這世界永遠無法克服的難關。

在《希特勒的美國朋友們》的最後一章，哈特談到了英美兩國的間諜與諜報機構協同粉碎美國納粹分子們的顛覆行動。然而，在這勝利的敘事的背後，也潛藏著一股類似於無線電帶來的焦慮：無處不在的政治氛圍、凝視、記錄、行動讓「秘密」成為了奢侈品。德里達更為悲觀，認為秘密只是一個海市蜃樓，「一個秘密沒有從屬關係，我們無法探路一個秘密是否在乎其所……』我』究竟成為了什麼，而當』我』在秘密的面前戰戰兢兢之時，責任又是什麼？」密探、廣播，甚至於所有的意識形態，逼迫著人們在街道、在節場、在監控面前表演著屬於自己的角色，這樣的行動與疲憊，難道不會讓一個人重新落入法西斯時代的超現實幻境中嗎？

在《焦慮時代》里，奧登寫到：

「謊言與倦怠統治著世界/在和平的時期，苦難教會我們的/馬上就會被忘卻；我們頌揚著/那些應當發生的事情，彷彿我們已經做到/但我們，在孤高自賞之中目盲。然後呀，它們回來了/那些我們恐懼的恐怖。」

沒有一個時代比現代更適合被稱為焦慮與恐怖的黃金時代：只是陌生人不在集中營被處決、間諜機構在網上發布招募信息、廣播成為了網路、希特勒變成了每個人——我們呼告著理性，抗議著特朗普、普京，還有凡此種種的意識形態，可在這邏輯的背後，我們是不是犯下了與希特勒和他的美國朋友們一樣的錯誤？用一種意識形態去抗辯另外一種呢？

葛蘭西說：「歷史在教育，但他沒有學生。」但願，在這焦慮的時代里，能有一些歷史的話語掙開白噪音的囚籠罷。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陳儒鵬；編輯：蕭軼 走走 西西；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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