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板牛頓定律，兩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複雜性科學到底是個啥？

無論是商業決策還是個人決策，時常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主要原因是決策者缺乏對複雜性的理解。所以，很多政策會「走火」，最後事與願違。世界經濟論壇指出，要想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站穩腳跟，「用複雜性科學解決問題」，將是最不可或缺的一項技能。

複雜性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新領域，它是一個跨學科的科學領域，用於理解並影響複雜系統的行為。複雜系統又稱複雜適應系統（CAS），它將人類組成的實體（比如組織機構、社群、城市）視為有生命的生物體。這跟盛行的牛頓宇宙觀，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觀念——將人類的組織機構視為機器——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有生命的系統中，各實體為了自我維繫，不斷適應新環境，不斷進化。

這個過程只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權威」或「管理層」的影響，不被預先決定或控制。複雜系統的行為無法預測——它是湧現式的。也就是說，我們無法簡單地參照各個組成部分，來推出或理解（系統）整體的行為。

生態系統就是複雜適應系統的實例。在其中，頂層模式從底層互動中湧現而來。翱翔天空的鳥群就構成了一個複雜系統。其中，沒有一隻鳥是領頭的，但整個鳥群的行為是有組織的，而且展現出「集體智慧」。

另一個例子是人腦。某些神經元放電會影響其他神經元放電，而全腦「系統」又可以影響單個神經元。

類似地，互聯網和股市也是複雜系統，沒有單一的權威「控制」其運作。其行為也不能通過個體行為直接加以預測。同樣，社會、政治和經濟系統中也有相互適應的互動，這些互動會產生無法預測的模式。

在複雜系統中，以下情況並不罕見：變動很小，影響卻很大（比如蝴蝶效應）；變動很大，影響卻出奇地小；以及某些影響是來自意想不到的原因，諸如此類。

舉個例子，一項精心策劃的健康教育課程，對一個社區作用寥寥，對另一個社區卻效果非凡；一種新的「智能」金融工具被啟用，最終卻引發一連串的股市崩盤，並導致無數企業倒閉。

近些年來，兩項諾貝爾經濟學獎都頒給了複雜性的應用研究。比如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他將經濟體視為複雜適應系統加以探究，闡釋了經濟活動集群和區域性增長差距的存在。這項工作已經在影響城市規劃、經濟地理學等諸多領域。

而馬里蘭大學的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研究發現，即便一個地區沒有種族主義或仇視現象，而只存在一些簡單的偏好，比如人們更喜歡跟和自己類似的人住在一起，居住隔離也會湧現出來。

複雜性和組織機構

站在複雜性的視角看，組織機構就是一個網路，由相互關係和「反饋循環」構成。面對當代管理和戰略規劃背後的穩定性、可預測性和可控性，複雜性發起了重重挑戰。

撼動世界的事件，比如蘇聯解體、柏林牆倒塌、「9·11」恐怖襲擊，以及全球金融危機，這些都不可預測；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複雜的交互和反饋循環不斷展開，最終才湧現出這些結果。一直以來，被管理領域奉為圭臬的「預測並規劃」理念再也站不住腳了。

過去三十年來，複雜性科學在組織機構和領導力領域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應用。

各類機構，比如波音公司和經合組織，以及醫療、開發、教育等領域的政策制定者，都開始廣泛應用複雜性原則，包括戰略規劃與管理、運營設計，以及產能拓展。如今，複雜性科學的應用範圍涵蓋了各行各業，包括公共衛生、氣候政策、企業戰略、公共管理、能源建模以及環境等等，不一而足。

好幾位作者以複雜性和量子物理學的「新科學」，開始叫板17世紀的牛頓定律和準則。

達娜·佐哈爾（Danah Zohar）是牛津大學物理學家，她解釋了這些法則的本質，及其對管理和社會意味著什麼。

「牛頓物理世界的基本組成單位，是孤立的原子，它們像撞球一樣，在空間中四處彈射、碰撞。在當時的政治思想家眼中，社會中的個人就像這些原子一樣，相互作用與對抗，追逐著自身的利益……時至今日，信奉『理性選擇』理論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依然認為，個人行為永遠是基於對自我利益的追逐。」

在當今的管理實踐中，這種思維方式依然盛行，它體現在分級與控制中，體現在對一系列特定事物的信仰中，比如穩定性、確定性和絕對性，比如唯一『正確』視角，比如孤立的、相互分離的、可互換的組件，比如專家的專業技能，比如基於衝突與對峙的相互關係（比如黨派政治）。

工業革命的準則，包括勞動分工、自由市場經濟、批量生產，以及科學管理，都體現了上述原則。牛頓法則幫人類踏足月球，將體力勞動變成小事一樁。然而，在社會和政治領域，熱力學和機械能定律的這種哲學延伸已經不合時宜。未來學家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總結得好：「機器時代正進入急剎車。」

政策阻力

無論是商業決策還是個人決策，時常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主要原因是決策者缺乏對複雜性的理解。所以，很多政策會「走火」，最後事與願違。麻省理工學院的約翰·斯特曼（John Sterman）稱之為「政策阻力」，並記述了以下真實案例：

*美國儲蓄貸款行業去監管化，旨在解決該行業的金融問題，結果卻引發投機浪潮，最終招致崩潰。

*1996年3月，《洛杉磯時報》刊文，題為「採用低價葯，成本不降反升，研究發現：限制處方葯不料卻推高葯價」。所引研究來自猶他大學，調查對象為健康維護組織（HMO）的1.3萬名患者。

*修路緩解堵塞，結果卻增加了車流量，延長了堵車時間，加劇城市蔓延和污染。

*推出低焦油、低尼古丁的香煙後，煙民為補足尼古丁攝入量，抽煙抽得更勤了，最後吸入更多的致癌物質和一氧化碳。另外，煙草稅原本旨在減少吸煙，結果卻促進了煙草走私，為恐怖主義籌資帶來便利。

*滅火行動增加了森林火災的數量，加重了火情。

*防洪舉措，比如建造堤壩，會阻礙水體自然溢出到洪泛平原，從而引發更嚴重的洪災。

* 抗生素會刺激病原進化出抗藥性，包括結核病、鏈球菌、葡萄球菌和性傳播疾病的有毒菌株。

*使用殺蟲劑和除草劑會刺激害蟲和雜草進化出抗藥性。

複雜性與系統思維

複雜問題通常會留給專家去「解決」。他們往往是從一個狹窄的專業視角出發，拿出解決方案，但只是把那一個局部孤立出來加以解決。由此採取的干預措施或許能緩解癥狀，但治標不治本，問題還會重新出現，而且更加嚴重。

那麼在面對複雜問題時，如何抵制這種短視的、還原論式思維呢？系統思維作為一種科學的決策方法，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系統思維將複雜問題視為一個網路，由相互關聯的元素構成，這些元素的相互作用導致了問題的產生。要解決問題，我們就得找到「支點」。而這需要整體性、協作性的干預手段，去改變系統，而不是癥狀。

翻譯：雁行

審校：李莉

編輯：漫倩

來源：Management.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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