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新娘遠嫁台灣後 過著怎樣的日子？

南洋姊妹會成員在菜市場。

「小時候坐在巷口，常常可以看到一個華人被幾個越南人追打跑過去，過一下一群華人拿著棍棒反過來追打那些越南人，廟裡那些練舞龍舞獅的其實也是在練武功……我不喜歡打架，但爸爸會把棍子放在門板後面，一有事就叫弟弟跟著去。」

這是滿枝記憶中童年的片段，雖然她出生在越戰後，但是暴力的陰影仍然籠罩著整個越南社會。

「為了承擔家庭的負擔，滿枝不得不從童年起打工賺零用錢。她做過服務生、銷售員、記帳員，和工廠的通譯，大城市豐富的歷練加上天生的聰明與好奇，讓她看到了在這裡生活的各種可能性。」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滿枝背井離鄉嫁到台北，成為數十萬「外籍新娘」中的一員。

「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想讓我的小孩不一樣。我知道台北是一個大城市，我有信心可以在這裡生活。」

滿枝與女兒。

在家鄉風味中稍作喘息，重拾母國回憶

從1983年開始的「外籍新娘潮」為台灣帶來了大量的東南亞移民。以2004年為例，每100位在台灣登記結婚的新人中，就有7位來自東南亞國家。據台灣移民署與戶政司最新統計結果顯示，現有約十五萬名東南亞配偶長居台灣，其中越南女性占多數，有九萬人之多。

由於早期台灣媒體的負面報道，許多為尋求幸福生活而背井離鄉的新移民們一度背負著「假結婚真賣淫」的標籤，加之她們大多教育水平低下，很多東南亞女性受傳統傳宗接代觀念的擠壓，淪為生育工具。

在這樣的背景下，「外籍新娘識字班」在1995年誕生，隨後更名為南洋台灣姊妹會。它的宗旨是從識字到維權，更全面地協助移民面對新生活的挑戰。

對大多數外籍新娘而言，離鄉嫁人伴隨而來的是三種身份的流轉：別人的妻子、別人的媳婦、別人的媽媽。而「自己」這個最初身份，則被異國庸碌的家庭生活擠壓到角落。許多人只有在姊妹會分享家鄉風味時，才得以稍作喘息，拾起母國回憶。

食物是媒介，分享美食是享受。一桌的菜肴代表著喜慶與團員，更滲透出對家鄉濃濃思念的慰藉。對於這些遠嫁台灣的東南亞女性來說，煮家鄉菜是她們遙想家人的一種方式。

Tinola是一道用姜和洋蔥作底熬成的雞湯。等雞肉軟熟了，再加入青木瓜。青木瓜熟了，再加入辣椒葉。在Grace的記憶中，祖母龐大的背影總是久久地站在鍋子前，蒸氣氤氳而上，帶著柔軟厚實的香氣。大概因為姜的原故，不論再怎麼寒冷的陰雨天，只要一碗tinola就可以打從心底暖起來。

西班牙血統的祖母喜歡tinola，也對西紅柿情有獨鍾。她的湯總帶著濃濃的西紅柿香，讓原本沉靜的蒼綠多了亮眼的酸甜。

祖母過世後，每當Grace想起祖母，就會煮tinola，然後往裡頭倒入很多的西紅柿，在一陣陣酸甜的香味中靜靜流淚。

來自菲律賓的Grace分享祖母Tionla食譜。

胡頎是在姊妹會成立20年之際加入的，起初她抱著可以做語言服務的打算申請入會，曾經「很愚蠢地」洋洋洒洒地寫了實習計劃書投給姊妹會，才發現協會不需要這樣的人——服務對象沒有任何語言問題——結果反而被看上了她的文字功底，讓她做起了美食文化傳播大使，經營協會的臉書。

她開始記錄姊妹們的故事。她將這些新移民的家鄉菜肴、原鄉記憶與現在的家庭關係，揉合出25則獨特的生命紀實，結合柬埔寨、越南、緬甸、印尼、泰國、菲律賓料理食譜，收納在這300頁的書中。

2017年，這本名為《餐桌上的家鄉》的料理故事集在台灣出版。

正常人的生活因為平凡而容易被忽略

穀雨：起初加入姊妹會的時候，你為什麼認為做語言服務會是個不錯的計劃？

胡頎：當時，台灣媒體對新移民的負面報道比較多，例如他們通過假結婚獲取身份證、違法打工賺錢等。積極一點的新聞，則會主打新移民二代有語言學習困難，所以那時候我就接受了這種想法。

來台灣的東南亞移民很多，正常人的生活因為平凡而容易被忽略，所以我們聽聞的很多是特別極端的例子。當這個群體的正常生活沒辦法展現，極端例子就會佔據我們的想像。

穀雨：書中的主人公，都是比較活躍、積極、正面的移民。會不會因為你接觸到的是姊妹會的成員，某種程度上已經做了篩選？

胡頎：姊妹會可能是很重要的原因。姊妹會成員有兩個來源，一個是通過姊妹會在社區大學為東南亞移民設置的語言課，吸納新成員加入。

來自印尼的梅花在姊妹會開班授課。

另一部分則是一些家庭困難或是遇到法律問題的東南亞女性，她們找到姊妹會尋求幫助，在解決問題之後加入了姊妹會。

會來這邊上課的或者尋求幫助後留下的人，本來就有一些類似的人格特質。她們樂於跟姊妹交流學習，大多也積极參加社區或子女的社會活動，這對家庭有正面的助益，所以狀況跟新聞報道中的事例不太一樣。

食物提供了一個讓人了解她們的機會

穀雨：為何後來選擇食物作為認識這個群體的切入點？

胡頎：食物真的是一個能讓雙方迅速建立親密關係的媒介，社會背景和家庭關係都很容易從食物里解讀出來，是人與人溝通很好的切入點。

一開始姊妹會的策劃人想做多元文化推廣，我覺得有些困難。冷知識很容易從網路獲取，而且會比成員們分享得更全面，與其生搬硬造，不如挖掘姊妹會本身最大的優勢——我們有真正來自這些地方的人，只需要提供一個讓人了解她們的機會。

穀雨：為什麼沒有選擇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菜肴來介紹？

胡頎：食譜的選擇我希望能更多的著眼於姊妹自身，而避免去推一些大家都想學的東南亞料理。盡量去發掘一些對成員個體有著深刻情感意義的菜肴，雖然這些食物並不是那麼的人盡皆知。就像今天如果有人要逼我講我跟佛跳牆的關係，我也會覺得莫名其妙，我這輩子吃了幾次佛跳牆？為什麼要逼我講？

南洋姊妹家常菜，從左至右分別是鮮蝦春卷、越南粽子、打拋豬肉、青木瓜絲。

寫故事不為感動誰，不為激勵誰

穀雨：在我們的採訪過程中你都稱呼新移民女性為「姊妹」，書中也是選擇這樣的書寫角度，為什麼呢？

胡頎：一方面我身處姊妹會，雖然只是義工但我每天都會去，跟她們像朋友一樣相處，所以我也自然而然會被帶入那種的情景中。她們都是很孤單的人，彼此在台灣有相似的生活經驗，用姊妹這個稱呼會有種同舟共濟的感覺。

另一方面，我認真思考過，寫台灣新移民有很多好的素材，但始終不夠完整。就像我這本書最後只篩選出了25個故事，但即便寫了100個人的故事，這100人還是沒有辦法代表所有人。

所以我的目的是真實呈現出我能夠認識的角度：一個有明確立場的人，看到的這樣子的姊妹，用這樣的方法跟她們相處。

姊妹會劇團新學期開課中。

穀雨：在序言中，你提到這些故事是「不為感動誰，不為激勵誰」而寫，為什麼這樣定位？

胡頎：每當參加這些公益團體或推動某個特定議題時，我都感覺有一點不接地氣。出現新的議題，我們都只能試著理解所謂「在議題中生活的人」，但他們真正的需求、他們的感知到底是什麼？

不能否認也許悲情的故事可以吸引別人的贊助，但當你一開始就認定了她們是辛苦的或可憐的，就妨礙了我們去真正認識她，很容易忽略這個人作為「人」的那一部分。

因被過度信任而惶恐，因寫下她們的故事而幸福

穀雨：總的說來，採訪的過程順利嗎，受訪者是否願意和你傾訴？

胡頎：要找到願意接受採訪的對象本來就不容易，一方面她們很忙，另一方面是她要跟你掏心掏肺還需要很強的信任基礎。

每當姊妹會的成員遇到辛苦的事情，她們大多不會選擇和自己的同鄉傾訴，相似的遭遇讓她們不會那麼想聽別人生活中不快樂的事；考慮到面子的同時，她們也不願意讓家人做無謂的擔心，大多數人都選擇對家鄉的父母報喜不報憂；當然與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子女傾訴則更不可能，因為那些人很多時候恰恰是你痛苦的來源。

所以像我這樣一個置身事外的人，反而成為她們傾訴的好對象，甚至有時候被採訪者不小心講太多，讓我在傾聽過程中產生一種被信任的惶恐感。我會煩惱寫出來的東西會不會對她們有所傷害，因為書的出版意味著我這段寫作經歷的結束，而她們的生活還要繼續。

南洋姊妹會成員的聚會。

穀雨：這是你在序言中提到會讓受訪者審稿的原因嗎？

胡頎：是的，我有這方面的考量是因為大部分姊妹在接受採訪時並不太清楚什麼事情是可以公開的，公開後會帶來哪些影響。例如採訪過程中有個姊妹，向我透露了一些可能會產生法律糾紛的事，但她自己根本就不清楚這點，如果我採用了這一部分，可能會影響到她在台灣的合法居留，所以我在處理採訪素材時都會很小心。

還有個印尼姊妹在受訪時，花了四個小時和我講述有關印尼排華的歷史，我整理後拿給她看，她突然和我說排華的內容不可以寫進去，她擔心印尼政府以後會對她不利，會有生命危險。

我解釋說印尼政府根本就不會來看我們這本書，而且印尼排華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但她的恐懼非常強烈，是一種因為經歷過所以倍加恐慌的後遺症。讓她產生的這種不安會破壞信任感，因此，我不得不換一個角度全部重寫。

穀雨：她們很多人應該是第一次接受採訪，在採訪過程中，你有什麼體會？

胡頎：她們是有很多故事的人，但是並不像我們這種有文字習慣的人那麼容易去反思自己的過去，整理總結經驗。她們大多不會連續回溯，或是有意識地尋找思維的連貫性。因此我的工作更像是在跟一個朋友聊天，過程中獲取很多片段，篩選合適的把它們變成一個故事。

有天我寫完稿，發給在辦公室里的受訪者看，她看後開心地從辦公室裡面衝出來，激動地抱住我，「小狸（作者小名）！這是有故事的！我沒有想到這個東西可以變成一個故事。」我那時候就覺得，你的能力可以讓一個人那麼直接的快樂，是件好幸福的事情。

關於胡頎

胡頎，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南洋台灣姊妹會志工、前任理事，在《餐桌上的家鄉》一書中擔任籌劃、執筆、粉絲頁小編等工作。

（本文圖片由南洋姊妹會和時報出版授權使用。）

撰文 |陳羽萱 編輯 | 孫玫

運營編輯 | 郭禕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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