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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刻經處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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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刻經處雜記

第一次知道金陵刻經處的名字,是看魯迅的日記。在1914年前後,正是他痴迷於佛教哲學的時候,幾乎隔兩天就往有正書局去買佛經來看,不僅自己看,還捐刻佛經,分送諸人。當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載:「托許季上寄金陵刻經處銀五十元。擬刻百喻經。」注釋中說是為母親祝壽,但未證於魯迅的日記和其他著作中,在此不作考據,就姑妄聽之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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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偶爾買到一部魯迅當年捐刻的《百喻經》,是八十年代重刷的,裡面一個個寓言故事,很有可讀性。加之我聽聞金陵刻經處至今仍在用雕版印刷書籍,於是「口袋裡的錢又癢了」,先後購得《大唐西域記》、《四書讀》等數部經籍,感覺印得不錯,而且價錢遠比中國、廣陵等處造的新古董要便宜得多。而金陵刻經處的購書流程也頗具古意,沒有網店,要買書只能親自跑到南京的門市部,如在外埠,則須匯款郵購,還是舊時買書的老例。雖然南京離上海很近,然而身在外地,總是沒有機會一睹雕版印刷的風采。

這次因為他事去南京,終於可以「拔草」了。下車後第一件事就是趕到新街口旁的延齡巷,雖明知休息日不開放,但我還是忍不住要跑過去,哪怕就是看看門首和文保牌也好。至於參觀雕版印刷,等到明天工作日來看也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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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刻經處始建於同治五年(1866年),是安徽人楊文會創辦的。楊文會字仁山,號仁山居士。跟蘇州人王韜一樣,青年時期也是不喜舉業,喜歡看閑書。洪楊亂起,他先從周天受在安徽團練作戰,周天受敗亡後,隨父投奔曾國藩。同治二年(1863年)在穀米局當差,後轉任於江寧籌防局。光緒四年(1878年),清廷派曾紀澤出任駐英公使,楊仁山以參贊隨任,期間遍訪各大博物館所藏佛經,委託時在牛津學習梵文的日本學者南條文雄從日本購回300餘種逸書,三年後回國。又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隨劉芝田使英,此後息影林泉,歸老南京,以自己多年來的搜求,奠定了金陵刻經處庋藏的規模。到了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楊仁山在延齡巷購地築室,半作家居,半作書坊。譚嗣同在戊戌政變前候補江蘇知府時,就曾在此求教。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把晚清的佛學稱為「伏流」,謂章太炎、康有為大多有過佛學研究的背景。後來金陵刻經處還發展出獨立的研究機構——支那內學院,並直接影響了熊十力、湯用彤等人,可見在近代學人中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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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就是工作日,三伏天的南京熱浪滾滾。刻經處所在的淮海路不像其他馬路,有當年孫中山奉安時栽種的法桐,走在街上,不啻於烤人干。好在我住的地方離延齡巷不遠,一溜小跑就到了。大門依舊緊閉,訪客須從邊門進入。院內綠樹蔭濃,迎面是一個正廳,格子玻璃的門上書「祗洹精舍」四字,這是楊仁山在1907年創辦的一處學院,蘇曼殊曾在此教授過梵語、英語。精舍的左面是一個小院子,我待要進去時,門衛跑出來了,對我說:「你要是請佛經的話就去東面的流通處,西面是工作區域。」我應聲退出,不過心裡在想,一會兒趁你不注意時再溜進去唄。

正廳的右面是兩排瓦房,臨門的粉牆上有一塊介紹刻經處歷史的牌子。轉過牆去,南邊一排是雕版印刷的工場,北邊一排是辦公室。也許是天太熱,院子里一個人也沒有。門上貼著一張紙條,寫著「參觀請進」,但門卻是關著的。透過玻璃可以看到桌上的經版。我正躊躇著要不要推門進去,院子盡頭的一間房門開了,裡面出來一位女士,笑著對我說:「是來請經的嗎?不好意思,沒看到你哈。」原來流通處在那兒。中國的習慣,為了尊重宗教經籍,一律不稱「買」而用「請」。一如版本學中,碰到明清人的詩文集之類的抄本,著錄時但直言抄本,而碰到佛經、道藏時,哪怕是清代抄的,也一律用「寫本」名之,享受敦煌卷子的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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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處不大,裡面整整齊齊擺著三個實木架子,架子上排列有流通書目中的幾百種經籍,一律瓷青紙封面,有的還帶著函套,粘在木架上的書籤標著書號和價格。這些大多都是影印本,還有用厚竹紙裝的封面,是屬於「小字本」一類,膠印的。因為現在的需求量比以往要大,而雕造書板成本不菲,如果一下子就印個幾千部,恐怕早成「邋遢本」了,所以還是影印流通,以取其實惠。至於刻本也是有的,另放在架上,數量就少一些,大約十餘種,要提前預約,按需付印。

那位女士笑著問我說:「你也是來請經的?天這麼熱,不容易啊。」大概像我這樣的青年很少有來這裡的,所以比較稀奇。但我並非佛教徒,又不好直言,於是就說:「我是久聞貴處的大名了,今天特地來看雕版印刷的工藝的。」那位女士和藹地說:「好的好的,你在這裡隨便看看吧,我們這裡比較隨性,隨便看。」她的話讓我覺得從容不少,就把書包放下,拿起一本流通書目,打算按圖索驥,找幾本詩文集之類的著作。

架上的書大多是新印的,但也有一些是九十年代的庫存,被壓在新書的下面。我看著看著,就想起《西遊記》的最後一集,唐僧取經,沒有「人事」奉敬,結果被阿難、迦葉用無字空本調包,最後討價還價,將紫金缽盂獻出,才取得真經。大不敬地想一下,假使當初那些經籍都像今天這樣明碼標價,豈不皆大歡喜?這自然是笑談。但另外有個問題,藏經閣里怎麼會有無字空本呢?《西遊記》是這麼說的:「東土眾僧愚迷,不識無字之經……」如來更是直言:「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眾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耳。」可見無字也是真經。作者借佛口說出了一個哲學命題,就是語言文字與思維思想的關係。在老莊為「有名無名」、「得意忘言」;在高爾吉亞則為「真理」與「修辭」;在孔子為「辭達而已」;在索緒爾則為「能指」與「所指」。也許這樣說有點籠統,但「言-意」的關係似乎是思想史上一永恆的問題。電視劇對「調包」情節的處理是簡單化的,突出了喜劇的諷刺效果,卻忽略了原作的另一深意。

說得遠了,最後我購得《詞品》兩冊、《毛詩課》一冊,都是較為世俗的讀本,類似於宋詞選和詩經選注。因為錢沒帶多,所以刻本就只好以後再買。挑完書後,那位女士向我推介說:「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參觀參觀,對面是刻經的地方,那邊還有居士塔,還是很值得一去的。」我聽罷大喜,連聲稱謝,就先把包寄存在流通處,以避瓜田李下之嫌,然後徑往刻經處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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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經處在南邊臨街的一溜平房內,大約有七八間。北窗下是一列展櫃,裡面陳設著一些樣本書和印刷工具。牆上掛著木板刻印的佛像以及一些佛教居士的書畫,玻璃櫥中放著一些供展覽用的經板和照片等。第一間是雕版處,工作台上亮著高光燈,書板上面貼著寫樣的薄紙,已經雕了一些筆畫和邊欄。要雕完一面書板大約需要十多天的時間,還是很費功夫的。另一張桌子上擺著一塊造像,不同於寫樣上板,佛像是直接畫在木版上然後開雕的。一旁還有一塊黑色的雕版,上面某些地方用小木片粘住了,想來是在修補損壞或錯訛的板片。這塊黝黑的板片大概年深日久,木板吸墨發脹,等到乾燥時,稍有不慎就會開裂,這塊版便是攔腰斷開,現已用碼釘釘牢,但估計在印刷的時候會看到斷板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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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雕版間便是刷印室,這是我最感興趣的地方。所謂刷印,就是把一塊雕版固定在印床上,用大號棕帚蘸墨,均勻地抹在板上,然後取過一張紙,覆在上面,拿棕刷掃兩遍,把紙從板上揭下即可。那女工蘸墨、覆紙、印刷一氣呵成,十秒不到印成書葉,整齊地碼在旁邊。我站著只看了短短一刻鐘,而原本一摞白紙已變作散發著清雅墨香的印張了。桌後還散落有幾張書葉,是操作時不慎將汗珠滴在紙上,暈開了墨,但實際上是看不出來的。我問那位女工拿了一張沒有折過的書葉,以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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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印室隔壁就是折配和裝訂的地方,這工作稍微輕鬆一點。所謂折配就是將書葉沿著魚尾或象鼻對摺,有字的一面朝外,全部對摺好後,把一張張折好的書葉按頁碼排序,對齊下邊欄,將參差的另外三邊裁平,再在機器上打孔,然後手工穿紙捻,裝上封面訂線。至此,一冊書才算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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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雕版始於何時,目前尚有爭議,但公認不晚於咸通九年(868年),彼時已有精印的《金剛經》,卷首還有一幅說法圖。原出於敦煌藏經洞,現藏於大英博物館。雕版印刷已經流行了一千餘年,雖則北宋時期有活字印刷,但雕版仍是主流。歷史上有不少佛經道藏還是喜歡用雕版印刷。

祗洹精舍的西面是一個小園子,花叢樹蔭中掩映著楊仁山和歷任居士和名僧的銅像,小園的後面就是經版樓,楊仁山居士的墓塔就在旁邊。這裡要說一下,與現在有些所謂「佛學」汲汲於開光風水不同,楊仁山和他的同儕在刻經之始就確立了「三不刻」規矩:疑偽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乩壇之書不刻。這種謹嚴的態度,真是比某些大師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而這追求真理的精神,也延續到楊仁山的弟子歐陽竟無身上,他曾對楊仁山極力推崇的《大乘起信論》的真偽提出過異議,頗有一點「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意思。

《西遊記》曾說無字空本也是真經,老子也說「道可道非常道」,大概一來的確因為語言和思想的關係太過微妙,二來也因為白紙黑字地寫出來,終不免以訛傳訛的命運,後人還要費時費力去校訂,不如「述而不作」來得爽快。倘若人都是生而知之的聖賢,或是哪天意識可以不通過語言為媒介而能直接交流,那麼「述而不作」才可能有點希望。當年的晚清,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處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和「末法時代」(楊仁山語)。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明知真理和至道是無以名之的,仍要強為之名,並且孜孜不倦地去探索發揚,這正是金陵刻經處震撼人心的地方。

最後加個彩蛋,楊仁山居士的孫女婿是趙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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