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農產品定價權，美國仍不可以「為所欲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魏佳】

自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爭端以來，美國豆價跳水，殃及一片豆農。

據彭博社近日報道，每蒲式耳的豆價比8個月前低了約2美元，為了止損，如今的美國豆農們已不再像過去那樣收穫之後馬上出售，而是冒著腐爛的風險把大豆儲存起來。

2018年初特朗普在全世界範圍內啟動貿易戰，至今美國經濟的諸多方面已受到不少負面影響，其中應屬農產品市場受到最多關注。除了不時出現的豆農新聞，還因為美國農產品製造業嚴重依賴對外出口，芝加哥期貨交易所（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等期貨市場的定價權基於現貨市場的貿易鏈，一旦這個貿易鏈條斷裂，美國的大宗農產品定價權就可能旁落。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圖/視覺中國）

美國農產品定價權由來

國際農產品市場可以細分為四個部分：穀物（玉米、大豆、小麥及衍生品）、牲畜肉類（牛肉、豬肉、五花肉）、軟性商品（可可、咖啡、穀物和糖）和柑橘類水果（橙子、冷凍橙汁）。

美國農產品市場的定價權由來已久。

這一方面是因為農產品剛性需求較大、供給不穩定，價格走勢通常為供給決定型，而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儘管近年來南美農產品產量已超過北美，美國仍然主導了市場的定價體系。

另一方面，隨著資本組織和運行方式的演變，國際商品市場都採用CBOT、芝加哥商業交易所(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紐約期貨交易所(The New York Board of Trade, NYBOT)等美國期貨交易所的定價。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交易價格模式，包括潛在的或普遍認可的定價規則，都基於這幾個交易所的期貨價格，其中CBOT的玉米和大豆合約最具代表性。

芝加哥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定價中心，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1848年，密西西比河水系和五大湖的運河，以及以芝加哥為中心的放射狀鐵路網修通完成，芝加哥很快從一個無足輕重的小鎮變為美國最大的穀物和牲畜肉類集散地、加工和交易中心。[1]

紅點處為芝加哥所在位置（圖截自谷歌地圖）

為了減少糧食價格波動，匹配供需雙方的需求，美國82位農產品貿易商發起組建了CBOT，推出的玉米、大豆、豆油和大豆粉期貨慢慢成為全球的定價基準。穀物和牲畜經銷商通過現貨遠期交易的方式先把商品賣給芝加哥的貿易商和加工商，再以遠期合約收購農場主的穀物和肉類。遠期交易幫助他們轉移了價格風險，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以支付貨款和倉儲費用。[2]

CBOT期貨市場的定價權基於美國農產品現貨市場的發展，而後者則得益於美國政府的長期補貼和跨國糧商的資本運作。

20世紀30-90年代，美國政府主要採用差額補貼的手法，對與政府簽訂休耕計劃和銷售合同的農場主進行價格支持。

1996年出台的《聯邦農業改善和改革法》標誌著美國放棄了傳統的農業補貼政策，轉向市場主導的農業政策，通過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大力開拓國際市場。

2002年和2007年，美國又頒布了《農業安全及農村投資法》、《2007農場、營養學以及生物能源法案》，加大了對美國農場主的貿易和信貸補貼。這些補貼在種植者和跨國糧企之間轉移，使得農作物在國際市場更有競爭力，同時也保障了美國的糧食安全。[3]

美國的政府補貼政策主要是維護以北美芝加哥、紐約等地期貨市場為核心的國際大宗農產品定價體系。這個體系的參與者主要包括美國農業部、跨國糧商、芝加哥和其他地區的農產品期貨交易所、基金和農戶等，而其他農產品生產國和消費國在這個體系中的話語權較弱。

美國農業部每年都對外發布美國大豆主產區的生產情況預測和統計數據，CBOT、CME、NYBOT等期貨交易所通過制定交易規則、吸引市場參與者形成市場價格，農場主和貿易商根據期貨價格顯示的供需情況作出來年的生產安排，並在期貨市場上對沖潛在風險。

CBOT和CME在一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在合約標的的品質、數量、交貨時間、交貨地點和付款條件等方面逐漸標準化，並在2007年合併後進一步鞏固市場定價能力，使得芝加哥成為一個最重要的國際大宗農產品定價中心。

制裁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所說的市場定價權指的是一個交易平台的價格得到了市場參與者的廣泛認可，這個價格主導權不能簡單地由交易手數、交易量或交易金額等技術指標來判定。因為大量的商品現貨貿易不會通過期貨市場交易，只是參考了某個交易所的價格。以每年中國從南美等國進口的大豆為例，儘管這些訂單可能不會涉及到在CBOT的期貨交易，合同價格一般都需要通過「點價」方式採用CBOT的大豆期價為基準加減升貼水後才能形成。

一般來講，期貨市場上的資金主力根據現貨市場供需雙方的綜合實力對比相關信息進行多空博弈。[4]長期來看，期貨價格會回歸現貨價格，但是涉農寡頭可以在期貨市場上選擇做空或做多，在短期內使其背離現貨市場價格的基本面，從而獲得超額利潤。

全球四大糧商，包括美國邦吉、美國ADM、美國嘉吉和法國路易達孚，通常被認為是國際糧食市場的幕後之手。它們作為供貨主導方主導了農產品的供應主動權，主導眾多供貨商報價行動的協調一致性，並主導了數據信息統計渠道，隱藏不利信息或製造有利的虛假信息影響市場情緒。

在沒有期貨市場或其定價能力較弱時，穀物價格的漲跌必定是緩慢、階段性的。然而，因為農產品期貨市場價格具有非常快的傳導能力，外交關係和具體出口政策的相關消息都會迅速影響穀物市場的價格，給農場主、貿易商等市場參與者帶來槓桿衝擊。

美國，收割大豆中（資料圖/視覺中國）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次年卡特政府以穀物禁運的方式對蘇聯實施制裁。禁運使得手中持有大量蘇聯訂單的美國貿易商違約，CFTC因擔心市場過度反應，要求CBOT等四家交易所在1月6日和7日兩個交易日暫停小麥、玉米、燕麥、大豆、大豆粉和豆油的期貨交易，然而8日開市後市場價格仍然跌到低谷。[5]

事實上，美國對蘇聯的禁運並未得到預想的效果。當時的國際穀物市場供給充足，屬於典型的買方市場，蘇聯在美國實施禁運後與南美各國簽訂了更為有利的長期合同，並增加了在烏克蘭地區的農業投入以提升糧食供給能力。而CBOT穀物價格大跌直接導致國內農場主的罷工運動，使得卡特的民主黨政府失去了民眾支持，在次年大選中一敗塗地。

歷史經驗證明，美國政府經常以大宗商品禁運或增收關稅政策等手段要挾其他國家，但是結果往往適得其反。近期的中美貿易戰不僅給美國農場主帶來很大壓力，也給CBOT的市場定價權帶來挑戰。

2018年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加劇，中國轉向巴西等南美各國進口大豆，CBOT的大豆期貨價格迅速下跌，和巴西離岸大豆的價差已超過2美元。這使得B3（Brazil, Stock Exchange and Over-the-Counter Market）開始考慮推出一個CBOT大豆主力合約的替代品，以更好地反映巴西大豆出口價格。CBOT大豆期貨市場更多地反映了中美現貨貿易的供需和運輸情況、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走勢等。

聖保羅期貨交易所（圖/維基百科）

儘管巴西出口到中國的大豆價值（2017年約200億美元）遠遠高於美國（2017年約120億美元），由於CBOT掌握了大豆期貨市場的定價權，巴西大豆生產商不得不接受CBOT的價格。但是，中美貿易戰使得巴西出口中國的大豆現貨和CBOT大豆期貨之間的基差持續擴大，並可能無法在短期內收斂，成為推出替代CBOT期貨合約的一個有利時機。中國也應充分考慮現貨貿易市場的條件，通過期貨合約設計在貿易戰中形成主動優勢。

參考資料：

[1]Jeffrey C. Williams, 「The Origin of Futures Markets」,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56, No. 1 (Jan. 1982), pp. 306-316.

[2]馬登科，國際石油價格動蕩：原因、影響及中國策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pp. 74-76.

[3]國開證券，「中美貿易摩擦中的『談判利器』：大豆商品定價權如何旁落？」，2018年宏觀經濟研究報告。

[4]郭明，「大宗商品定價與經濟安全」，北方經濟，2007（21）：pp. 62-65.

[5]https://www.cftc.gov/About/HistoryoftheCFTC/history_19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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