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 鄭民德：漕運天下與王朝興衰——以隋唐大運河洛口倉為對象的歷史考察

原標題：《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 鄭民德：漕運天下與王朝興衰——以隋唐大運河洛口倉為對象的歷史考察

摘 要：洛口倉是隋唐大運河沿線的重要漕運倉儲，對於京城供給、軍事需求、災荒賑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設置、沿革、管理、運作與當時的地理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充分體現了當時漕運的形態與特點。同時，隋末不同勢力對洛口倉的爭奪，一方面體現了倉儲對於政權維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證明了漕運的正常運轉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而後世資料對洛口倉的記載與描述，則具有歷史明鑒與倉儲經驗借鑒的意義。

關鍵詞：洛口倉；隋唐；漕運；社會

*基金項目：教育部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明清運河漕運倉儲與區域社會研究」（15YJC770051）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鄭民德，男，歷史學博士，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山東聊城 252059），主要從事運河文化史、社會史研究。

隋唐大運河是中國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社會發揮了巨大作用，而它遺留下來的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不計其數，其中部分河道、倉儲已入選《世界遺產名錄》，受到了嚴格保護，在全國的運河文化帶建設中佔有重要地位。洛口倉作為隋唐大運河漕運的歷史見證，收納河北山東以及江淮與江南漕糧，曾為隋唐漕運最大規模倉儲群，對東都洛陽的供給、征伐高麗、災荒賑濟起到了巨大作用，是當時國家富強、府庫充裕的保障。與此同時，在隋末的戰亂中，洛口倉因存糧豐富，成了各方勢力爭奪的焦點，大量戰爭在此發生，長期的拉鋸戰也使倉儲遭到了嚴重破壞。洛口倉的設置與沿革，既與地理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也受到了漕運政策調整、水道變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充分體現了隋唐易代之際複雜的政治局勢，是歷史的見證者。因此，通過對隋唐大運河洛口倉歷史變遷的考證，對於進一步挖掘運河文化，構建遺產廊道，促進文物古迹的科學保護與利用，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一、洛口倉的設置與沿革

隋朝統一天下後，定都長安大興城，以洛陽為東都，同時以兩個政治中心統治遼闊的帝國版圖。為鞏固政權，加強物資供給，隋代先後開鑿了廣通渠、通濟渠、永濟渠等人工運河，並疏浚邗溝、江南河，構建了長達兩千餘公里的大運河體系，用以運輸漕糧與軍隊，滿足帝國控制廣大疆域、鎮壓叛亂，乃至享樂的需求。同時還在都城、黃運沿線設置含嘉、洛口、黎陽等漕運倉儲，用以存儲、轉運江淮以及山東河北漕糧。這些漕倉規模宏大，有堅固的倉城與守護軍隊予以防衛，是重要的軍事據點與國家漕糧供給基地。其中洛口倉作為隋代最大的漕倉，其設置與沿革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地位的高低與作用的發揮與國家漕運政策與政治布局有著密切的關係，充分體現了隋唐漕運的特點與社會形勢的變化。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因大興城物資匱乏，倉廩空虛，難以滿足京城需要與軍事開支，為加強國家供給，防備災荒，「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1］463，利用黃河、衛河、洛河、渭河等自然河道運糧。這種沿河置倉的方式具有便利性，「蓋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迴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2］303。不過自然河道雖然水源豐富，但水域環境卻非常複雜，一旦發生緊急局面，人力往往難以干預，所以經常導致覆船、溺糧事件，特別是「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3］115，給運糧百姓造成了巨大負擔。在這種局勢下，開皇四年（584年）楊堅命太子左庶子宇文愷負責開鑿京城附近運河，詔稱：「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為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複，泛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實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借民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4］10於是令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5］219。廣通渠因流經廣通倉附近而得名，使沿黃河西上的漕船不再經過彎曲、淤淺的渭河，漕糧直達大興城，保障了京城的供給。而此時的洛陽雖置有河陽倉，但因政治地位不甚重要，所以相關的河工、水利建設沒有引起中央政府的足夠重視，在國家漕運中的地位不高。

隋煬帝繼位後，為控制江淮經濟區與威懾叛亂勢力，同時為便於自身的享樂，於大業元年（605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6］149，從而大大便利了江淮漕糧運往洛陽、長安等地。煬帝「既營建雒邑，帝無心京師」［6］149，開始在洛陽附近大規模的開鑿運河、修造漕倉，鞏固洛陽的政治、軍事、經濟地位。大業二年（606年），「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並鎮兵千人……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7］345，可見洛口、回洛等漕倉存糧規模驚人，為國家大型官方漕倉。隋唐洛口倉又名興洛倉，之所以設置於鞏縣，與該地的地理、政治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鞏縣有著發達的水運交通條件，特別適合漕糧、物資的運輸與存儲。鞏縣為春秋古鞏伯國，「縣本與成皋中分洛水，西則鞏，東則成皋……四面有山河之固，因以為名」［8］134，其中洛水是境內重要河流「東經洛汭，北對琅邪渚入河，謂之洛口」［8］134，即洛口倉位於洛水入黃河的交匯處。《肇域志》載「隋洛口倉，在縣西坊廓保。煬帝置倉於此地，穿三千餘窖」［9］1099，《鞏縣誌》也稱「興洛倉即洛口倉，隋置倉於鞏者，以鞏東南原上地高燥可穿窖久藏，且下通河洛漕運也」［10］162。特別是隋代大運河貫通後，洛口倉阻山帶河，東南為通濟渠，直達江淮，東北方為永濟渠，可至山東、河北等地，為漕運轉輸樞紐。其次，洛口倉也有著重要的政治、軍事地位。洛口倉距東都洛陽不到百里，為洛陽東大門，通過洛河逆水可至東都，沿黃河可至軍事重地潼關與西京長安大興城，非常方便於漕糧、軍隊的運輸，對於保障兩京的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隋唐洛口倉所在的鞏縣為畿輔之地，「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7］384，「帝都所在，必於近都地築倉貯粟，而轉漕適中便地亦或置之，亦為委輸」［11］583，「隋初漕關東之粟以實京邑，有洛口倉，唐因之」［10］162，屬京城重要的糧儲與漕運基地。最後，洛口附近的地質、土壤條件特別適合窖藏式倉儲的修造。洛口倉位於洛水東岸高原之上，「北方土堅燥，掘土為窖，藏粟至百餘年不壞」［11］583，甚至有學者認為洛口倉距秦漢敖倉很近，「即敖倉舊址，理或然也」［10］269，在倉儲建設上有借鑒與學習。正是地處高埠、土質乾燥的有利條件，才使洛口倉的開鑿、維護、守衛等工作順利進行，保證了漕糧存儲質量與倉儲的穩定性。

在隋末唐初的戰亂中，洛口倉成為了隋軍、瓦崗軍、王世充等不同勢力反覆爭奪的戰略要地，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存糧損耗非常嚴重。據《唐六典》載「隋初漕關中之粟以實京邑，衛州黎陽倉、滎陽洛口倉、洛州河陽倉、陝州常平倉，潼關、渭南亦皆有倉，皇朝因之」［12］528，可見唐初對隋代漕倉有所繼承與利用。為增強漕糧存儲及穩定地方社會的目的，唐武德元年（618年）置社倉；貞觀十三年（639年）於洛、相、幽、徐、齊、秦、蒲等州置常平倉；咸亨元年（670年）置河陽倉，三年（672年）「於洛州柏崖置敖倉，容二十萬石」［13］1612，大大增強了漕運供給京師的能力。不過這一時期洛口倉較少出現於史料中，轉運、存儲的作用不大，同時洛陽含嘉倉開始取代洛口倉的地位，成為了唐代第一大糧倉。開元十年（722年）廢河陽、柏崖等倉，洛口倉地位急劇下降，「唐初有洛口倉，即隋之興洛倉而易其名，至開元時已廢」［10］163。開元十八年（730年）宣州刺史裴耀卿稱江南水陸轉運漕糧異常艱難，黃河、汴河、淮河水運形勢各不相同，「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水師，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轉運，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卻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並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的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14］747，希望恢復隋代與唐初沿河置倉的方法，以轉運漕糧，減省民力，結果是「疏奏，不省」［14］747，未得到中央批准。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因長安米價騰貴，玄宗準備前往東都洛陽「就食」，詢問已擔任京兆尹的裴耀卿漕運事，其稱：「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15］898這一建議得到了玄宗贊同，於是「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清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15］898，重建沿河漕運倉儲，同年「復置洛口倉」［16］，經裴耀卿整理後，唐代漕運達到鼎盛，「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佣錢三十萬緡」［15］898。不過這一局面並未延續多久，裴耀卿罷相後，漕法大壞，洛口等倉逐漸湮沒。宋人鄭剛中《西征道里記》載：「洛口鎮，宿鞏縣。汜水，即行慶關也。過關乃下視大河，與營相望。洛河又在大河之南。洛口牆數圍，問之即所謂洛口倉者。」［17］647清李燧《西征錄》亦言：「晚住鞏縣，自滎陽至鞏縣共計行八十里，周惠王封少子於鞏，即此地也。東有倉城舊址，隋洛口倉也。」［18］可見宋至清代洛口倉仍有遺迹。

隋唐洛口倉的管理有著嚴格的程序，分別由不同級別的官員負責倉糧收支平衡。秦漢時期大司農主管全國財政經濟，其下有諸倉長、丞，負責倉廩日常的管理與運作。隋代洛口、黎陽、河陽等倉各有監官，唐代繼承並完善倉儲管理制度，「每倉監一人，正七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上。諸倉監各掌其倉窖儲積之事，丞為之貳。凡粟出給者，每一屋、一窖盡，剩者附計，欠者隨事科征，非理欠損者，坐其所由，令征陪之，凡出納賬，歲終上於寺焉」［12］528。隋唐時期漕倉的管理與沿革與宋元明清時期有著明顯的區別。首先，隋唐時期的漕運倉儲管理級別較低，而明清則有倉場總督、戶部管倉郎中與主事，系統性更強。其次，早期漕倉多分布於自然河道沿岸，如黃河、渭河，而明清漕倉全部位於京杭運河沿線。最後，隋唐漕倉多建於高埠之處，為地下結構，修建有堅固的倉城，而明清運河沿線地勢較低，全部為磚木、瓦石結構，更加方便於漕糧的輸送與收支。

總之，洛口倉作為隋唐兩朝的大型官方漕倉，存糧規模曾一度最大，對於兩京供給、社會穩定、糧價平衡發揮了重要作用。洛口倉地位的變化與國家漕運政策調整、水環境變遷、社會局勢等因素密不可分，充分體現了傳統社會漕運的相對穩定性與局部的不穩定性。在古代社會，京城供給與皇室需求一直是國家漕運的重要目的，洛口倉的設置與沿革，始終與之有著密切的聯繫。通過對洛口倉的研究與探討，對於我們了解隋唐漕運歷史變遷、城市政治與經濟環境變化、倉儲建設與修造經驗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二、洛口倉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功能

洛口倉的設置保障了東都洛陽的供給，在一定時期穩定了地方市場，對於災荒時期的社會賑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在隋煬帝徵發遼東的戰爭中，洛口倉漕糧沿永濟渠輸往遼東前線，用于軍事開支，實現了軍隊、物資的長途、有效供給。隋末唐初，洛口倉因存糧異常豐富，所以成為了不同勢力反覆爭奪的戰略要地，許多大規模的戰鬥發生於此，導致倉儲受到嚴重破壞。

洛口倉設置於距離洛陽較近的鞏縣，除靠近黃河、洛河、大運河便利的水運因素外，最大的功能就是滿足東都與皇室的供給，維持畿輔地區的穩定。洛口倉漕糧多數來自於江淮、江南地區，存糧規模巨大，是洛陽城市功能正常運轉的重要保障。洛口倉為地下構造，有數千糧窖，每窖存糧八千石左右，「皆藏米粟，以防急用」［19］447，「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20］241，其數額異常驚人。《通典》亦稱：「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錫賚勛庸，並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3］115，其國家府庫存儲之厚與經濟發展達到了歷史的一個高峰，甚至連號稱「盛世」的唐代「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才如隋氏之數」［3］115。當然隋朝經濟的繁榮要從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充分體現了江淮、江南地區經濟的開發已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成為了京城供需、社會穩定的重要來源地；另一方面也說明隋朝對百姓的剝削非常嚴重，大量百姓的財富被聚斂到京城附近，用於國家存儲與開支，滿足統治者的需要。甚至在隋末戰亂期間，瓦崗軍李密佔據洛口倉，與王世充對峙「世充既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密，密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眾心漸怨」［21］2136，可見在戰亂時期倉儲依然是保持軍心與穩定京城的重要保障。

洛口倉還有著重要的社會賑濟與保障功能，對於災荒時期民眾生活、社會穩定具有巨大意義。秦漢時期漕運倉儲雖然存糧豐富，但是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軍需供給，社會賑濟的作用不大。至隋唐，隨著倉儲存糧的豐富與管理功能的日益完善，倉儲的賑濟能力逐漸發揮。如隋初關中大旱，「文帝令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之，一倉之儲，其富如此」［22］，倉儲存糧數額巨大。隋末戰亂中，百姓生存維艱，李密對翟讓稱「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眾，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豫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7］384，力勸瓦崗軍奪取洛口倉賑濟百姓，以獲取民心，壯大力量。佔據倉儲後，「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躪踐；群盜來就食者並家屬近百萬口，無瓮盎，織荊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7］419，賑濟了大量災民。此後「負招納降者日數百千萬人，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莫不歸附」［23］，《觀堂別集》亦稱：「故李密一據洛口倉，而旬日之間，聚眾數十萬。李績襲黎陽倉，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得勝兵二十萬餘。唐高祖入長安，亦發永豐倉以賑饑民」［22］，可見開倉放糧對於壯大軍隊實力，獲得民眾支持具有重要意義。入唐後，隨著洛口倉存糧的減少，其賑濟功能不見於史料，而含嘉倉地位迅速上升，「東都則曰含嘉倉，倉部郎中掌倉庾，凡都之東租納於都之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24］1234，可知含嘉倉地位已與太倉並論，成為唐代漕倉中最重要者。唐德宗貞元十三年（797年）三月河南府發生旱災，「借含嘉倉粟五萬石賑貸百姓」［25］，十四年（798年）十二月又「以河南府谷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26］1294，保障了洛陽城市社會秩序穩定。

最後，洛口倉對於軍事供給、戰爭儲備也有著很大的影響。隋煬帝「開永濟之渠，引沁水南達黃河，北通涿郡，穿江南河道，起自京口，直至餘杭」［19］447。大運河貫通後，為消除北方高麗威脅，「總征天下兵皆會涿郡，又發江淮水手一萬，弩手三萬，嶺南排鑹手三萬，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輛，送高陽載衣甲。又發江淮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倉米至涿，其陸路夫役往來者亦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27］429，從洛口倉運糧至遼東前線，以滿足征伐高麗之需。大業十二年（616年）群盜並起，內史侍郎虞世基請發兵屯洛口倉，「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7］378。李密佔據洛口倉後，為守護倉糧，「命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又臨洛水築偃月城，與倉城相應」［16］，通過兩城的構建，增強相互支援的能力與機動作戰的時效性。靠著洛口倉豐富的積糧，瓦崗軍與隋軍相持經年，多次擊敗王世充。有謀士勸李密「秦地山川險固，不若留兵守洛口及回洛倉，自帥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28］621，但李密目光短淺，沒有聽取這一建議，最後以失敗而告終。即便如此，洛口倉在隋末戰爭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忽視，宋人謝采伯言：「李密起拱州，據洛口倉、回洛倉、黎陽倉，足食足兵，似得計矣。」［29］55《學林識遺》亦稱：「唐初李密起事，說翟讓據洛口倉，王世充據東都亦為洛口倉，後雖不終，而一時皆取勝。」［30］119可見倉儲存糧對軍事成敗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洛口倉作為存在於整個隋代及唐代前期的官方大型漕倉，對於隋唐帝國的統治與社會秩序的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靠近洛陽，臨近諸多河流的優越地理位置，使洛口倉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時，都成為了中央政府、割據勢力和農民起義軍爭相奪取的對象，圍繞倉糧的獲取展開了一系列的博弈與衝突。同時，洛口倉對於災荒時期的賑濟、民眾生活的維持也有著巨大的意義，發揮了重要的社會保障功能。

三、洛口倉的歷史明鑒意義

洛口倉是中國大運河重要的文化遺產，其在中國古代社會發揮了巨大的時代功能，同時作為隋唐重要漕倉，也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與歷史明鑒意義。隋唐以後，大量的官員、文人紛紛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及洛口倉，以揭示倉儲與王朝興衰之間的關係，告誡統治者要愛惜民力、重視積蓄，做一名賢德之君。同時用洛口倉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影響來揭示國家漕運政策制定、倉儲建設，一定要與社會現實相符合，要始終「以民為主」、不能竭澤而漁與焚林而獵，要關注民生、聽取民意、休養生息，取得廣大百姓的支持與擁戴等內涵，告誡統治者，只有這樣才能穩定天下，實現王朝的穩定與延續。

首先，通過對洛口倉興衰的考察，闡明要以史為鑒，專制社會統治者要養民生、惜民財，不能揮霍無度與腐朽墮落。宋代學者胡寅曾言：「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萬餘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瓮也。」［2］303隋煬帝窮兵黷武，搜刮天下民財而充實府庫，注重個人享樂而不愛惜民生，最終導致了隋王朝的滅亡。關於煬帝暴政而導致的惡果，見於諸史料。如隋末首舉義旗的山東鄒平人王薄曾作《無向遼東浪死歌》，其文曰：「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盪。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31］183表達了面對隋王朝的殘暴統治，勇於反抗，不畏懼死亡的精神與氣概。另有《挽舟者歌》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飢，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的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31］183語句悲愴蒼涼，充分體現了當時百姓的痛苦與凄慘。《隋書》對隋末民生凋敝的景象也有詳細的描述，「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偽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為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1］456，呈現出一派餓殍遍地、域皆烽火的景象。當然古代一些學者也辯證地看待隋煬帝開大運河、修洛口倉，如唐人皮日休《汴河懷古》稱：「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32］678他認為應客觀的評價隋煬帝的行為，不能全面否定。明人丘浚亦言：「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2］303持一種兩分法的觀點與態度。

其次，探求與解釋蓄積雖能富國強兵，滿足統治者需求，但只有重視百姓，才能使王朝穩固、社會安定的真理。唐侍御史馬周曾勸諫唐太宗，稱：「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33］257指出統治者要輕徭薄賦，以民生為重，否則只能導致禍患，國滅家亡。唐太宗本人對此也有深刻的認識，曾言：「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濟，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7］513宋代董煟在《救荒活民書》中稱：「為上者平居暇日，其所貯積正為斯民饑饉計爾，不知發廩賑恤，乃至英雄散之以沽譽，跡其禍患可不鑒歟。」［34］認為君主應以史為鑒，蓄積的根本目的除滿足自身統治需要外，還要安撫百姓，維持他們的生活，增強王朝的向心力，只有這樣才能穩固政權。

最後，揭示倉儲對於戰爭成敗的作用與意義，充足的軍糧是取勝的重要保障，但並非唯一。明屠隆稱：「蕭何料關中戶口以轉漕給餉，李密據洛口倉以雄視東都，而事業興敗迥別者，何調足兵食而志平禍亂，密奇時富饒而罔恤士民，何以寬大昌，密以驕矜亡也。」［35］認為戰爭目的是否具有正義性及決策者的個人性格往往決定戰爭的成敗，而充足的軍糧只是重要的保障之一。宋羅璧則認為即便李密、王世充都曾佔據洛口倉，最後仍以敗亡而告終，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倉糧的供給作用，「蓋兵必資糧，兵愈眾則糧愈不給，愈遠則糧愈不及，故坐困得策。況戰爭攘奪之世，民不得耕者眾，而師旅數起，又非擔石可給，故饋餉最急。又民以食為天，苟欲立事，必多得人，而人非食不眾。趙充國計兵一人一月之食為米二斛四斗，漢量未考與今量如何，如計兵萬人一月食，人日二升，今量為米六千石。宋隆興初傳金兵於河南者十七萬，悉備戰騎，韓魏公曰：『且未論人糧，以十七萬，一月馬草計之須二百一十萬，而驢騾馱載安能為繼，所以左車策趙，韓信亦高之，但拘於守不免自困，故左車深溝高壘，不與敵爭，所以為奇兵也。』充國、魏公測兵必測糧，可謂工於知兵，豈虛聲所能濟哉」［30］119，指出戰爭時期要正確了解兵員與糧草的比例，根據戰場的實際情況進行布置，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

洛口倉是隋唐大運河漕運的歷史見證，以其豐富的存糧與重要的戰略地位而著稱於世。在古代社會，積蓄是政權統治、軍事供需、災荒賑濟的重要保障，而倉儲的文化內涵對於後世也有著巨大的影響，洛口倉在隋唐之際的沿革與變化既體現了當時時代的變遷，同時其歷史明鑒意義也不斷警醒著古代社會的統治者，那就是國要以民為主，任何不服務於民眾的積蓄，最後的結果必然是敗亡，只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使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統治才能長久。

結 語

隋唐盛世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高峰，而運河的開鑿與漕運制度的完善也達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洛口倉等大型漕倉的設置就是證明。作為位於洛河、黃河、隋唐大運河沿岸的重要大型官倉，洛口倉無論對於不同歷史時期，還是對於當代社會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價值。在古代社會，漕倉不但維繫了王朝的統治，滿足了京城的供給、軍事的開支、災荒的賑濟，而且往往是重要的戰略據點、軍事要地、交通樞紐，對政治平衡與博弈有著巨大影響。在當今社會，洛口倉等大運河文化遺產，留下了不計其數的物質、非物質財富，尤其是在中國大運河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國家大力建設「運河文化帶」的今天，通過對隋唐運河文化遺產的搜集、整理、研究，無論對於區域文化的繁榮，還是對於文化旅遊產業的發展，都有著明顯的作用。作為大運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洛口倉、含嘉倉、黎陽倉不但是河南，乃至中國的文化遺產，也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通過對這些倉儲的保護、利用、研究，對於繁榮隋唐運河文化，增強河南文化魅力，加速融入「運河文化帶」建設，有著巨大的價值。

參考文獻

［1］魏徵.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9.

［2］丘浚.大學衍義補［M］.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

［3］杜佑.通典［M］.長沙：嶽麓書社，1995.

［4］嚴可均.全隋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5］楊宏，謝純.漕運通志［M］.北京：方誌出版社，2006.

［6］顧炎武.歷代宅京記［M］.北京：中華書局，1934.

［7］司馬光.資治通鑒［M］.長沙：嶽麓書社，1990.

［8］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3.

［9］顧炎武.肇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0］成文出版社編輯.民國河南省鞏縣誌［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1］王鳴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12］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華書局，1992.

［13］王溥.唐會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

［14］鄭樵.通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7.

［15］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9.

［16］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八［M］.清稿本.

［17］顧宏義.宋代日記叢編［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

［18］李燧.西征錄［M］.清鈔本.

［19］清溪道人.禪真逸史［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

［20］馬端臨.文獻通考［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21］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2］王國維.觀堂別集：卷一［M］.王國維遺集本.

［23］李清.南北史合註：卷一四七［M］.清四庫全書撤出本.

［24］鄂爾泰.授時通考［M］.北京：中華書局，1956.

［25］王欽若.冊府元龜：卷一零六［M］.明鈔本.

［26］劉昫.舊唐書［M］.長沙：嶽麓書社，1997.

［27］趙翼.二十二史札記［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28］馮夢龍.智囊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7.

［29］謝采伯.密齋筆記續記［M］.北京：中華書局，1936.

［30］羅璧.學林識遺［M］.長沙：嶽麓書社，2010.

［31］季鎮淮.歷代詩歌選［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

［32］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33］宋宗元.正經［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

［34］董煟.救荒活民書：拾遺［M］.清嘉慶墨海金壺本.

［35］屠隆.白榆集：卷十六［M］.明萬曆龔堯惠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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