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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者即是正義」 ——再談明治維新為什麼成功

《日本新華僑報》特約評論員 馮瑋

上世紀80年代初,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的森島通夫寫了一本《日本為什麼成功——西方的技術和日本的民族精神》。什麼是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的民族精神就是「和魂」。電視劇「Legal High」(中文譯《勝者即是正義》)中堺雅人扮演的律師古美門,就是「和魂」的忠實信奉者。因此,向強者學習,努力與強者為伍,貫穿整個日本歷史。日本認為,「勝者為王」,為了取勝,沒有什麼是必須固守、不能變更的,除了「萬世一系」的天皇制。

人們一直將佐久間象山提出的「東洋道德,西洋技術」,和馮桂芬提出、張之洞全面論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進行類比,將「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視為對偶,但我認為,兩者有著質的差異:後者主張體制制度不可變,前者主張民族精神不可變。我認為,今天的中國,依然延續著「中體西用」的精神。改革開放後,旋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最好的證明。

中國在「秦皇掃六合」統一中國,以「郡縣制」取代封邦建國的「封建制」後,中國「封建社會」已名不副實。雖然中國有「易姓改號」的「王朝周期率」,但集權和極權的本質始終不變,皇權專制統治成為一種「超穩定結構」。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內容雖有不同,但鞏固君主集權的本質始終不變,及至清朝覆亡。

日本的體制和中國迥然有異。表面上,天皇「萬世一系」,但實質上各時代的權力結構一變再變。奈良時代爭鬥不止,「政情混迷」,遑論集權專制。平安時代,「攝關政治」和「院政」輪流登場,天皇在政壇上似乎成為「看客」。從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到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歷時767年的武家政權時代,天皇只是一尊「偶像」。但是,按照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的福澤諭吉的觀點,「至尊的天皇和至強的將軍的並存,是日本的幸運。因為,這避免了集權專制的產生」。地方上,日本在中世紀已存在「大名領國制」。「日本國」這個概念,遲至19世紀50年代的江戶時代末期,才由坂本龍馬首次使用。之前的「日本人」,根本沒有「日本國」概念。正因為此,沒有幕府參政權的西南雄藩長州藩(山口縣)和薩摩藩(鹿兒島)聯手舉起「尊皇倒幕」的旗幟,天皇權力復歸,進而推行明治維新。江戶時代末期,日本有276個藩。明治維新後「廢藩置縣」,隨著「藩主」變成中央政府地方官——「縣知事」,日本才真正完成中央集權。

最後必須強調,「以鴉片戰爭為契機,日本人對英國的關心日趨強烈。和日本一樣,同樣是島國,且面積和人口亦無大的區別,為何能以佔壓倒優勢的海軍力量和經濟實力稱霸世界?這一問題,自此被正式提出。認為英國富強之根本在於君民同治的立憲制的見解,開始出現。」於是,日本展開了一場如何變革政體的爭論。以福澤諭吉、小野梓為代表的「英學派」認為,應該仿效英國,「君民共治」,建立君主立憲制。以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為代表的「法學派」認為,應該「萬民共治」,學習法國,建立共和制。以井上毅、加藤弘之為代表的「德學派」認為,應該學習德國,「主權歸一」,建立以天皇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這場爭論能熱烈展開,本身就說明日本政界和知識界根本不認為「體制」不能改變,而是認為先進的體制才是國家強大的根本。他們所要堅持的,只是「和魂」,即以強者為師的民族精神。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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