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書籍的裝幀形式

書畫 11-21

「裝」，原意為「裹」，後引申為「裝治」、「裝束」，用作保護，兼及裝飾。將紙以蘗木等染成黃色，稱作「潢」，取其防蠹蛀蝕，與「裝」作用相似。「裝潢」一詞，在魏晉南北朝時，已是通用之語，是古人保存及維護紙本書籍的重要方法之一。公元一世紀末，纖維紙成為書寫繪畫的主要載體以前，「書」除著於「竹簡」與「木牘」外，亦與「畫」同，載於「帛」，是以早期書籍和繪畫的裝潢方式區別不大，多以捲軸、折迭形式為主。隨著紙成為書寫的主要載體，書籍外觀開始產生變化，「黏頁」、「縫繢」、「旋風」、「梵夾」等方便閱讀的裝裱形式應運而生。公元九世紀，當方版雕刻印書技術成熟使用時，折迭冊葉，裝訂成書，已成為書籍裝潢主要方式，自此，「書」與「畫」的外觀逐漸分途。宋元兩代常用的「蝴蝶裝」、明朝宮廷流行的「包背裝」，以及清代盛行的「線裝」，都是在冊葉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有清一代，「穿線訂書」既經濟且耐用，遂逐漸成為書籍最普遍裝幀形式，雖然沿用至今，但相對於「洋裝書」，今日的「線裝書」已成為古籍的代稱之一。

（摘自台北故宮博物院）

中國古代書籍的裝幀形式

簡　策

帛書卷子裝

捲軸裝

旋風裝（龍鱗裝）

經折裝

梵夾裝

蝴蝶裝

包背裝

線　裝

中國古代書籍的裝幀形式歷經簡策、帛書卷子裝、捲軸裝、經折裝、梵夾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的演變，這既與書籍的製作材料、生產技術的發展變化有關，又與古人書籍保護的理念不斷強化緊密相關。本文僅就中國古代書籍裝幀形式的演變與書籍保護的關係，略加剖析，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教正。

一、簡策

中國古代書籍的裝幀始自簡策。在紙發明之前，甚至在紙發明以後數百年間，也就是從商周到東晉的數千年中，中國古代書籍主要載體是竹木。簡策意即編簡成策，古人將竹木加工處理成狹長的簡片，把若干簡用繩編連起來即為策。

竹簡在製作過程中還要經過「殺青」這一道工序，亦即烤乾竹內的水分。新竹水分大，易腐朽生蟲，保存時間短，因此制竹簡時要用火烤乾竹內水氣，竹子隨著水分的減少由青而黃，故稱之為「殺青」，正如古人所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

西漢《丞相御史律令》冊（木簡）

睡虎地秦簡

竹木簡編連方式主要是用繩像編竹帘子一樣地編連，普通者上下端編兩道繩即可，若是長簡，為牢固耐用，則需編三四道繩。根據考古實物，既有先寫後編的情況，也有先編後寫的情況。最常見的編繩為麻繩，也有少量的絲繩。

古人為保護正文少受磨損，開頭兩根常為空白簡，稱作贅簡。贅簡背面上端豎寫篇名，便於檢索；下端題書名，便于歸類保存。簡策一般捲起存放，以最末一簡為軸，從左向右捲成一束，這樣篇名、書名就露在外面，類似於今天的封面。把捲起的簡策捆紮之後，或裝在「帙」、「囊」里，或盛在筐篋中，以免散亂。

簡策是中國最早的書籍裝幀形式，它所體現的書籍保護理念對後世影響頗大，不斷地被繼承和發揚。如，贅簡演變成護封、封面和扉頁，「帙」、「囊」演變成「函套」等等。

二、帛書卷子裝

中國蠶桑絲織業起源很早，王國維認為「至遲亦當在周季」縑帛即作為書籍的載體，與簡牘並行。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帛書是戰國中晚期的長沙子彈庫「楚繒書」。

楚繒書帛書戰國中晩期

長47厘米寬38.7厘米

1942年長沙子彈庫1號楚墓出土今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帛書與竹木簡長期並行，雖然二者質地絕然不同，但帛書的裝幀形式卻在簡策的影響下出現卷子裝。卷子裝的帛書一般寫在半幅寬的縑帛上，文字從上至下，由右至左。為使文字整齊，大致根據簡的寬度用墨筆或硃筆划上界行，後來則用朱絲或烏絲織出，是為烏絲欄、朱絲欄。卷首仿照簡策中的贅簡，留下一段空白，保護正文不被磨損。卷尾粘以二三厘米寬的竹片作為軸心，將帛書像簡策一樣從左向右捲成一卷。這便是後來捲軸裝的雛形。寫在整幅縑帛上的帛書，卷收不便，只能摺疊存放，天長日久，折處極易斷裂，故這種方式不甚流行。

帛書《昭力》

敦煌帛書

縑帛作為書籍的載體，優點是質地柔軟，潔白易著色，可以隨意摺疊捲起，份量輕，便於攜帶，然而因為價格昂貴這一致命缺點，所以很難在民間通行。因此，考古發掘中竹木簡的數量要遠遠多於帛書。

三、捲軸裝

紙作為書籍的載體可能始自西漢末年，與簡帛並行使用數百年。由於紙張價廉物美，攜帶方便，逐漸取代了簡帛的地位。東晉末年桓玄下令以紙代簡，簡牘和帛書才完全退出歷史舞台。早期的紙書像帛書一樣捲成一束，經過長期的發展，從書寫到制卷形成一整套完備制度，即為兩晉南北朝至五代時期（265—960）最為流行的捲軸裝。存世的敦煌遺書，絕大多數都是捲軸裝。

敦煌遺書北圖摩尼教文獻

里堂家訓，清焦循撰，手稿本，捲軸裝，諸仲芳重裝本

捲軸裝書籍每紙的高度仿照竹木簡的高度，即1尺，相當於26厘米，每紙的長度則有1.5尺（39厘米）、2尺（52厘米）兩種。官府文書的紙幅要大一些，通常為30╳45厘米。紙上下劃兩道橫線，間距為18至19厘米，然後均勻地划上烏絲欄，好似把紙區分成一支支簡，間距在1.5至1.8厘米，便於行文整齊。標準的寫卷每紙28行，行17字。比較講究的書抄寫之前紙張要「入黃」，即將紙張放到黃檗浸泡的水中染黃，這樣可以防止蟲蛀。

唐人書《陸機辯亡論上篇》（局部）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轉自《敦煌國際項目》IDP資料庫

抄寫經書時，卷首抄寫題目、責任者，這個題目叫「首題」或「內題」，一般使用全稱。卷尾抄寫的題目使用簡稱，稱「尾題」。尾題之後一般有題記。敦煌遺書百分之九十為佛經，題記內容包括年代、供養人和發願文。

捲軸裝書籍一般是順序抄寫，抄完一張，再抄一張，全書抄完之後，以卷為單位，依序粘貼連接成長卷。為方便卷舒，防止折損，卷尾加裝木軸或竹軸。軸的長度略超過紙幅高，這樣收卷之後，兩端露出軸頭。為保護正文不被磨損，正文前粘接一張白紙，也有粘接絹、綾等絲織品的，是為「褾」、「包首」。為保護卷首，在包首的前加裝一根細竹條或木條，竹木條中間系一絲帶，以便捆紮卷子，此為「帶」。敦煌遺書卷首背面常書經名，稱為「外題」，下面還常常寫上所屬寺院或個人。

包首與帶

捲軸裝《湖州妙岩寺記》

為便於經書的保存和管理，一般把10卷或12卷為單位，用經帙包裹起來。經帙一般使用絲綢、麻布、皮紙或竹子製成。為便於翻檢，在軸頭上系一書籤，題寫書名和卷次，稱為「簽」。皇家圖書的簽一般使用象牙為原料，稱為「牙籤」。如此卷、軸、褾、帶、帙、簽等共同構成了完備的捲軸制度。

四、梵夾裝

梵夾裝是伴隨著佛教一起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一種書籍裝幀形式，也是十九世紀中國引進西方書籍裝訂技術之前唯一引入的一種外國的書籍裝幀形式。

佛教經典清手寫本《藏文貝葉佛經》

修長碩大的貝多樹葉為古代印度的書籍提供了很好的載體，把表面光滑的貝多樹葉裁成長方形並晾乾，將寫好的書葉按順序排列，一張張摞在一起。晒乾後的貝葉容易碎損，因此上下需要夾板保護。為確保書葉前後順序不致混亂，在中間或兩端連板帶書葉穿一個或兩個洞，穿繩繞捆。這種裝幀形式傳到中國，稱為梵夾裝。

梵夾裝示意圖

上圖出自鄭軍《書籍形態設計與印刷應用》，頁60

在印度梵夾裝的影響下，中國僧侶嘗試著將漢譯佛經製作成梵夾裝形式，例如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思益梵天所問經》是目前所知敦煌文獻中最典型的梵夾裝，並且存有夾板。據此，我們可以知道採用梵夾裝的佛經基本保持印度原貌，長方形的書葉一張張疊摞在一起，兩面書寫，上下夾板，打孔穿繩捆綁，翻葉方式如同印度梵夾裝。英國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中也存有多種梵夾裝佛經，然而沒有留下夾板。因為洞孔邊有繩子磨損的痕迹，因此可以肯定曾用繩子捆綁過。

唐末五代·梵夾裝《思益梵天所問經》卷四。1900年出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藏經洞。寫本，存下夾板。

貝葉經裝幀方法

中國僧侶製作梵夾裝佛經更多的是出於宗教的虔誠，而並非它比捲軸裝更便利，更容易保護書籍。實際上，紙張的堅硬程度並不適宜製作梵夾裝，穿洞時也會毀壞紙張和文獻。然而，漢譯佛經梵夾裝的出現，影響巨大，意義非凡，一是書籍內容與裝幀形式發生分離，中國的佛經出現獨立的裝幀形式。二是引入了印度梵夾裝葉的概念，促進了書籍由捲軸裝向冊葉裝的過渡。

五、經折裝

經折裝是中國古代佛教信眾借鑒印度傳統裝幀方式梵夾裝的優點，而對中國傳統裝幀形式捲軸裝的一種改進，大約出現在唐中葉以後。傅咸(239-294年)的《紙賦》曾說捲軸裝書籍的特點是「攬之則舒，舍之則卷」，於佛教信徒誦經不便。於是佛教信徒受印度梵夾裝的啟發，將原來捲軸裝的佛經按一定行數和寬度均勻地左右連續摺疊，前後粘加書皮。書皮一般用硬紙板或木板製作，用以保護書葉。這種裝幀大量應用在佛經中，故稱經折裝。

妙法蓮華經後秦鳩摩羅什譯五代泥金寫本經折裝

《許真人井銘》南唐徐鉉撰、書，宋拓本。經折裝，宋舊裝、清沈樹鏞重裝本。

現存最早的經折裝實物發現於敦煌藏經洞，有的像梵夾裝一樣打孔穿洞，因為書葉是粘連在一起，無法像梵夾裝一樣閱讀，這些孔並沒有產生實際作用。有的甚至僅僅是在書葉上畫一個圓圈。這些實物材料都說明經折裝對梵夾裝的強烈模仿意向。

經折裝吸收了梵夾裝容易翻檢的優點，而且在保護書籍方面又有發展，如不需穿繩，對紙張沒有損害，能延長書籍的壽命。而且經折裝製作簡便，利用這個方法，已有的捲軸裝佛經能很容易改裝成經折裝。經折裝與梵夾裝相較的諸多優勢，註定了其很快取代梵夾裝，而成為佛經中最為通行的裝幀形式（後來道教信徒也使用這種裝幀形式），甚至現在很多寺院印製佛經仍然採用這一形式，其生命力之強，可見一斑。

六、旋風裝

旋風裝，也稱龍鱗裝，長期以來一直是書史界懸而未決的問題，因為沒有實物材料佐證，專家學者根據文獻記載里的蛛絲馬跡，各呈臆說，聚訟紛紜，向無定論。1980年，李致忠先生調查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於1981年發表了《古書旋風裝考辨》第一次把實物材料與文獻記載相結合，認為旋風裝是在捲軸裝盛行的唐代，為解決書籍的翻檢方便，對捲軸裝實行改進而形成的一種過渡的裝幀形式，並沒有形成規制。

《刊謬補缺切韻》，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後不久，書史研究者從英國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中發現S.6349《易三備》，並公認其為旋風裝的固定形制。我們對該藏品進行了認真仔細的分析研究之後，認為旋風裝它不是固定的裝幀形式，而是為了攜帶和翻檢的方便，將原有捲軸裝斷成數紙，在紙頭左端加裝木條固定（有的是在卷子中間粘連），再以木條為軸，統一捲起來的裝幀形式，是一種偶然的、隨意的裝訂，不能視為一種已經形成規制的裝幀形式。但這種偶然的形式中蘊含著必然的因素，就是為滿足人們使用和攜帶的方便，而從捲軸裝中隱約出現了冊葉裝的萌芽，所以它是中國書籍裝幀形式過渡的一個例子，不能稱為旋風裝的固定式樣。

旋風裝的裝幀方式或許受到梵夾裝的影響，試圖突破捲軸裝的形式，嘗試創立一種全新的裝幀形式，將所有的單葉按順序摞起來，並裝訂粘連在一起，如同現代書籍一樣，每一頁都可以翻動，這樣可以很容易翻檢所需內容。然而它仍然無法擺脫捲軸裝的影響，保留了很多共同的特徵。

旋風裝是根據自身特點而形成的一種不固定的、比較隨意的裝幀形式，因而在歷史上只是曇花一現。但是它是書史發展的一個環節，一旦出現更適用的裝幀形式，旋風裝便退出歷史舞台。

七、蝴蝶裝

蝴蝶裝簡稱蝶裝，發端於唐末五代，盛行於印刷術普遍應用後的宋、元。其裝幀方法是將抄好或印好的書葉，以有字的一面對摺，背面向外、折口向右集齊作書背，形成書芯。書背用漿糊粘連，再用一張厚紙作為書皮包裹書背。書葉的形狀，以及開合的樣式，非常像蝴蝶的翅膀，因此這種裝幀形式被形象地稱為蝴蝶裝。

蝴蝶裝這種簡潔明快的裝幀形式與捲軸裝、經折裝相比更便於攜帶與閱讀，特別是蝴蝶裝沒有限定於某個特殊的使用群體，而不像經折裝僅限於佛教徒使用，這就意味著，它是能夠完全取代捲軸裝的最早的書籍裝幀形式。

蝴蝶裝在書籍保護方面又有新的發展，一是書皮是用硬紙板製作的，對版芯有一定的保護作用。二是文字朝里，版心集於書脊，余幅寬闊，有利於保護版框以內的文字，正如《明史·藝文志序》所云「秘閣書籍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裝用倒折，四周外向，蟲鼠不能損」。

蝴蝶裝樣式

雕版

蝴蝶裝起源於寫本時代，敦煌遺書即發現多種抄本蝶裝書籍。由於蝴蝶裝的紙張要折成兩頁，適應了雕版印刷術的特點，即兩個連續的頁碼刻在一塊板上，故能廣泛流行於宋、遼、西夏、金、元。然而其版心內向的裝訂形式，人們翻閱時，會遇到兩頁空白，同時蝶裝書脊全用漿糊粘連，易於脫落，造成書葉散亂。針對蝶裝的這些弱點，急需一種既便於翻閱而又更加牢固的新的裝幀形式。

八、包背裝

包背裝是針對蝴蝶裝書籍不便閱讀、容易散開的弱點而創造出的一種裝幀形式。其方法是一反蝴蝶裝倒折書葉的方法，而將印好的書葉正折，字面向外，折口向左集齊作書口，在書腦余幅靠近書背處打眼訂捻，形成書芯。書皮的裝法同蝴蝶裝書籍。包背裝在南宋（1127——1279）完全取代蝴蝶裝，流行時間很長，對現代書籍的裝幀影響很大。

包背裝用與蝴蝶裝相反的折葉方法，空白頁折在裡面，裝訂後即無法看到，徹底解決了蝴蝶裝每隔兩頁就有兩個空白頁的缺陷。使用紙捻穿訂代替蝴蝶裝所使用的漿糊粘貼，也解決了蝴蝶裝容易散亂的不足。

九、線裝

線裝和包背裝相似，區別只是前後書皮分開，各用一紙，用線和書芯裝訂在一起。這是為適應書籍的生產高度發展、提高工作效率而創造的一種裝幀形式。線裝從明代中葉以後成為我國書籍裝幀的主要方式，不但式樣美觀、方便閱讀，而且裝訂牢固，不易損壞。

線裝書籍在明代後期盛行，然而它的歷史卻可以追溯到很早。敦煌遺書中有些冊葉書籍是穿線裝訂的，根據題記，可以知道是在唐代製作的，也就是說在明代線裝書成熟600年前已出現萌芽，而且已有多種線裝技術普遍應用。然而這種技術後來不知何故銷聲匿跡而未能延續下來。敦煌遺書中的一些線裝書籍可能來自對蝴蝶裝的穿線改裝，蝶裝書籍的一個致命弱點是容易脫葉散亂，因此為加固或修復已經脫落的蝶裝書籍便使用了這種穿線裝訂的方式。

古人視書籍如生命，在書籍裝幀設計中不斷探索，不斷改進，儘可能延長書籍的壽命。可以這樣說，書籍保護是中國古代書籍裝幀形式不斷創新的源泉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