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要不要選人文學科？這是一個難題
轉自：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哲學園鳴謝
最近數十年來，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在大學校園中，計算機和金融等STEM專業獲得了長足的進步。而有關人文學科衰落的聲音不絕於耳。面對著看似不盡如人意的就業前景，要不要就讀人文學科成了每個大學生的困惑。2018年8月23日,美國東北大學歷史學助理教授本傑明·施密特在美國《大西洋月刊》雜誌上撰文「The Humanities Are in Crisis」，對從1955年至今人文學科發展三個階段的相關數據進行對比，指出大學生們放棄攻讀人文學科，是因為他們自認為其他專業能帶來更好的未來，但這種選擇未必正確。
原文 ：《要不要就讀人文學科》
曉舟/編譯
圖片 |網路
人文學科演變的三個階段
數十年來，人們一直宣稱人文學科即將滅絕。1964年的一本暢銷書警告說，即使嬰兒潮一代開始湧入新大學的英語系和歷史系，在一個以科學為中心的世界裡，也未給人類的追求留下任何空間。儘管對於像音樂學、歷史學，或者比較文學等個別學科的報道往往探討學術的實質，不過有關人文學科的討論似乎都集中在它們即將滅絕這個話題上。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文學科領域發生了一些新變化。幾乎所有人文學科和相關社會科學所有專業都遭受重創。歷史學專業數量較其2007年峰值下降了大約45%，英語專業的數量自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已下降了將近一半。而且，它們並沒有隨著經濟復甦穩定下來，似乎反映出學生心目中優先考慮議題的變化，而這甚至在他們進入大學的教室之前就已經形成了。
不過，有數據表明，某種更有趣的事情可能正在發生。就讀人文學科專業學生比例的直線下降似乎並沒有反映出人們對人文學科興趣的突然下降，也沒有反映出人文學科各個專業實際就業前景的明顯惡化。
了解人文學科專業狀況最可靠的指標是美國各個大學向教育部所提交的報告，根據這些報告，人文學科迄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55年—1985年，隨著全國各地為教師教育所開設的師範學校轉型為綜合性大學，男女老幼都湧向英語和歷史學專業；20世紀70年代，經濟惡化導致高教發展速度放緩，當經濟從繁榮轉入蕭條時，人文專業出現了塌方式的崩潰。第二階段：1985年—2008年，這是一個長期的穩定時期，包括哲學在內的四大人文學科各個專業發展穩定。第三階段：從2008年至今。
自2008年以來，人文學科危機再次重現。即便在增加了像種族和性別研究、音樂學、藝術史和宗教等學科之後，今天獲得人文學科學位的美國應屆畢業生比例也依舊低於1970年或者1990年，即便是絕對數字也低於1970年。哲學、歷史學、語言和英語這四大人文學科授予學位的總數面臨著近20年來首次不足10萬的風險。也許最為令人擔憂的是，在文理學院和眾多數量的精英大學裡，近期攻讀人文學科的學生數量減少的情況尤為嚴重。
「不再關注「生活哲學」
在各類學校中，人文學科開始下滑的相關資料反駁了許多有關人文學科下降的常見解釋。不過，其中一種常見解釋確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與統計數據相當吻合：即學生們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放棄攻讀人文學科，因為他們更加害怕就業市場。根據教育部所提供的統計數據，在過去十年里蓬勃崛起的學科幾乎全都是包括計算機科學等在內的STEM專業，而像政治科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較接近於人文學科的學科領域，尤其自2011年以來出現了嚴重下滑。這種情況似乎顯示STEM各個專業是現代經濟中唯一安全的賭注，而人文學科正在消亡。不過，這裡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告誡：放棄攻讀人文學科以及相關學科，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就業前景很差。
許多證據的確表明，人文學科專業畢業生收入可能不如計算機科學和金融專業畢業生收入高。但是統計數據顯示，前者的收入並不比後者的收入低多少，而且，大多數專業畢業生的收入差異都在調查的誤差範圍之內。一項分析發現，年齡在35歲以下的人文學科專業畢業生實際上比生命科學或社會科學專業畢業生更不容易失業。一旦互聯網泡沫破滅，計算機科學甚至可能比人文學科專業的風險更大，因為人文學科專業畢業生知識面較廣。在經濟的其他領域，我們會以平常心看待這些差異，在收入和失業率中值上，人文學科專業和理科專業畢業生之間的差異，看來至多是弗吉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居民之間的差異而已。
在精英學校，雖然人文學科學位的數量減少了，但是計算機科學學位的增速卻比其他學校快得多。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報道，在排名前30位的大學中，計算機科學學位授予數量大致相當於歷史學、英語、語言、哲學、宗教、區域研究和語言學學位授予數量的總和。
那麼人文學科危機是否真的反映了學生們「想」選擇的專業的轉變，抑或僅僅是他們認為自己「應該」選擇什麼專業的變化呢？丹尼斯·阿爾伯格和埃文·羅伯茨在即將出版的一本書中指出，上世紀70年代攻讀人文學科專業人數減少與一種巨大的倒置現象相符。在1970年，10個學生當中有7個認為通過教育「發展一種有意義的人生哲學」是非常重要或者極為必要的，而且10個學生當中大約有4個優先考慮用教育掙更多的錢。到了80年代中期，這些比例出現了逆轉：在過去40年里，大學一年級學生中，自認為在他們學習過程中有足夠的精力去打造一種生活哲學的比例已不到一半。難怪這麼少的學生選擇攻讀人文專業，而且，鮮有跡象表明攻讀人文學科學生人數的下降最終會如同其開始時那樣迅速結束。
對人文學科的重新定位
在特朗普當政的時代，某些人對歷史課重新產生了興趣。哈佛大學因一起歧視訴訟案被迫公布的申請者名單顯示，在該校2019年的畢業生中，急於放棄攻讀人文學科的速度近年來首次出現了放慢的跡象。在經歷了2011年—2014年自由落體之後，人文學科專業的下滑速度最近幾年有所緩和，換句話說，即便無法再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平起平坐，但是，人文學科幾乎肯定能夠生存下來。
承認人文學科處於危機之中，並不意味著承認它們正在滅絕。相反，它意味著人文學科的地位正在下降，這正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和大學校園。圍繞著人文學科的決策和辭令現在具有特別意義，因為期刊、圖書館和大學不得不圍繞新人文學科將採取何種形式做出各種新的決策。接下來情況會有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經濟繁榮時期，人文學科圍繞著一個受到嚴格限制的由英語和歷史學所構成的共同核心發展。在其鼎盛時期，人文學科幫助維持、重建和改善了一種共同文化，豐富了美國人的生活；而在其最糟糕的時期，人文學科則充當了受到精心控制的文化資本的傳播渠道，雖然這些學科並未徹底放棄準則，但是鮮有人會依舊聲稱自身是美國文明的管理者。
雖然歷史學、英語以及其他人文學科日趨衰落，但是唯有未涉足科學的一組人文學科仍保持了自身的地位：統計機構將這些新學科（也是更小的學科)作為種族、性別和文化研究結合在一起。與此相關的是，傳統黑人大學（HBCU）人文學科招生人數保持穩定，就讀於這些大學的大多數學生表示，他們仍致力於打造一種生活哲學。
儘管在精英階層眼中，對文化的掌控已變得不那麼重要。但是，對於尋求從主流觀點之外更好地理解文化的那些學生來說，某些人文學科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有用。問題是，當主流觀點繼續警告學生們抓緊離開時，人文學科最終能夠在一所大學裡佔據多大空間。
文章原載社會科學報第1627期第7版，推文轉自「社會科學報」公號，侵刪。
應倫敦大學學院（UCL）及巴黎科學藝術人文大學（Paris Sciences & Lettres，PSL）的邀請，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以下稱「文研院」）組織校內相關專家學者，於2018年9月26日至10月4日對上述單位進行訪問，聯合召開學術會議。北京大學的六位學者，包括歷史學系朱鳳瀚教授、外國語學院段晴教授、國際關係學院劉海方副教授、外國語學院葉少勇副教授、歷史學系昝濤副教授、中文系程蘇東副教授參加會議並作學術報告。本文為劉海方老師的出訪感想。推文轉自北大文研院公號。
人文社科對話與合作的可能性
感謝文研院的邀請，讓我有機會與來自歷史學系、中文系和外國語學院的6位老師共赴倫敦和巴黎，與倫敦大學學院和法國巴黎科學人文大學的同事切磋交流，一周時間受益匪淺。兩段會議，各有側重，對我來說，管中窺豹，能夠藉此對於兩家機構（甚至其背後各自所屬的兩個國家）對知識生產和學術研究側重點有所了解。在此特陳一二淺見，並簡述由此引發對北大學術發展的一點思考。
創建於1826年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以反對教會和帝國的勢力、標榜世俗化精神為己任，中間幾易其名；21世紀以來宣揚自己作為「倫敦的全球大學」的地位和交叉學科的實力。與北大合作的人文和社科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正是這樣的一個代表。成立於2015年的IAS宣稱要打破傳統的常規學科的制度界限，在創造性生長的環境中質疑並革除舊習陳規。我特別關注其自我介紹中強調，「讓政治和審美對話，攜手涵養前沿研究，辨識並解決今日人類共同面對的急迫倫理與智識挑戰，直面時空雙重坐標下日趨壓縮並互相緊密聯繫的世界公民之責任」。[1]
IAS培育並發展了一系列的專題和研究重點，其中之一就是為從事「區域研究」的學者提供一個「共同的家」，但同時開啟「重構區域研究」或「無邊界區域研究」的重大歷史時刻。根據介紹，目前IAS已經在建的這種形式的研究中心有如下幾個：「Health Humanities Centre」 、[2] Centre for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Genocide Studies和 Centre for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cultural Inquiry （已經開展研究的問題包括了性別以及同性戀權益等等題目）。
劉海方老師在報告中
作為一個熱愛人文精神、熱愛詩歌、哲學、藝術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我常常感慨「政治」與「美學」、甚至人文精神的不能兩全。但倫敦大學學院IAS 與北大合作召開的這次會議卻充分踐行了「政治與美學」的對話。研究院院長Tamar 教授本人作為研究藝術史起家的學者，對當代問題充滿著濃厚的興趣，其對於Area Studies的理解，也走在全球同行的前列。對於此次會議的任務，Tamar教授開門見山，講解說：不同地區的認知分裂了我們共同的「知識」；為了達成理解，知識生產的此疆彼界（學科的、地區的）如何拆除？也許應該先去理解，在不同的地區，各自的區域研究是如何建設起來的？關注「流動和流動性（flow and mobility）」能否成為共同的焦點，凝聚新的共識---形成我們理解每一個區域的動力的基礎？虛構性的、想像性的世界（小說、電影、音樂、視覺藝術）在以往我們關於區域的定義和認知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新的空間區分手段是否能夠建構/或者爭奪contest傳統的area的概念、並在此基礎上重構區域研究？這種新的空間區分可能是語言、遷移、宗教、技術、基礎設施和網路。
倫敦大學學院高等研究院院長Tamar Garb
為了更加具象、更加多元地啟發與會者對於會議主題「流變當中的區域研究（AreaStudies in flux）」的理解，會議開幕階段安排了一組青年藝術、詩歌、視覺藝術研究者們，呈現了他們對於 「消除地域---走向思辨式的區域研究（Anti Atlas：Towards a critical area studies）」的理解。比如環境視覺藝術家關於英國威爾士查爾斯王子因為對於農場和莊園生活的顧戀、而成為羅馬尼亞國家鄉村景觀的守護者的案例---這個關聯跨越了社會主義時期和轉型以來的羅馬尼亞的歷史，成為關於最具特殊性的國際主義案例（非社會主義成就的國際主義）。再如，「Chaos」 這樣一個辭彙，曾經是發達國家指責發展中國家各種落後的常用詞；現在大家不約而同會想起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社會的撕裂的亂象。在現實和超現實的世界，關於區域的概念實際上是變化不定的----藝術家、詩人常常挑戰我們的認知，更早敏感到這些變化的發生並更早於學者呈現這些變化。
「流變中的區域研究」學術會議開幕環節
我個人非常欣賞這樣一次別開生面的學術研討，首先是因為這樣的一種開始方式，它為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對話開啟了大門，而不是各自沉浸在自己的領域裡言說。近年來，類似的關於「area」的反思和重新認知，確實更早從這些人文學者開始，很多研究文化和藝術的學者開始重新討論社會科學者經常想當然、不加反思的一些地理概念：比如 Global South, Global east。 如這個開幕式的ANTI-ATLAS 的板塊中其他展示提到的，在歐洲內，東歐國家如何看待冷戰結束以來的地域概念？經歷了社會主義向轉型時期的過渡，他們有共性，又因為各自在歐洲內的區域位置而呈現多樣性；德國，因為統一，而呈現出更加複雜多元的認知，與東歐其他國家認知的變遷更有不同;對於在冷戰時期曾經有過solidarity 意識形態基礎上交往的亞洲和非洲，他們各自的認知和概念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已經是常識共識的「第三世界」這個術語，似乎有一個所有人默認的地理邊界；但是從信息社會到來的時刻開始，在Samir Amin 教授2000年前後慨嘆非洲將滑入第四、第五世界的憂慮聲中，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經在分崩離析；然後是「發展主義」成為共識以來的」發達國家「、」發展國家「概念的流行---其疆界似乎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這個二分的概念，不是地理界線劃分的，而毋寧是GDP 指標規定出來的！最新的發展呢？最熱門的學術術語是 」emerging markets」! ---其marker 雖然還主要是GDP index ---但是UNDP的人類發展指數發明以來，這個單一指標已經不足，阿馬蒂亞森定義的「缺少發展機會」的貧困逐漸成為更重要的指標，而其對於純粹GDP 指標作為衡量標準的匡正是革命性的。這些認知不斷修正完善的過程，貌似是單純是社會科學領域裡面展現的演進過程；但試想如果不是來自於印度背景的阿馬蒂亞·森，一個極具人文和社會特點的語境中成長起來的學者，其理論貢獻是否可能？
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者對話的必要性就在於此；而且也同時說明，每一位學者背後的文化社會語境的重要性。這次會議邀請參與的幾位學者，因為其背後的國別屬性而讓我有直接接觸該國優秀學人、優秀思想的獲益良多之感，驅除了很多經中間闡釋的距離和誤解。比如法國巴政學院的研究主任 Karoline Postel- Vinay教授對於area study的興起和在不同國家演進的詮釋，特別是法國學術界的變遷情況，是我迄今學習到的對於法國學術17世紀以來學術傳統最清楚的解釋。來自哈佛大學的Sugata Bose教授對於印度概念中的亞洲和世界的詮釋，也是精彩，特別是他用泰戈爾、梁啟超以及當時日本知識分子的世界遊歷、世界認知，來指出「亞洲」不是一個/至少不完全是歐洲擴張和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而是有來自亞洲各國共時的、內生性的思想資源的。有意思的是他關於泰戈爾被中國被「誤讀」的經歷，也是我們值得反思的，從林徽因、徐志摩等這第一代介紹並通過泰戈爾認知印度的中國人的認知的影響。
Sugata Bose教授做報告
另外一位不得不說的與會學者是Bogazici University的 SelcukEsenbel 教授。作為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完整學術訓練的土耳其學者，她對於70年代（也就是冷戰時期）至今area studies 在美國本土的發展情況與整個世界大背景之間的相關性解讀非常深刻。另外一個貢獻就是，她對於土耳其作為主要亞歐連接點上的國家的學術傳統、比如對於亞洲、對於中國的了解和研究的梳理，做出了與她主要研究的國家日本的學術傳統的梳理一樣重要的貢獻。三位學者的貢獻都顯現出作為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他們各自的人文背景使得他們的貢獻一方面具有知識的普適性---他們使用的common language 讓各國學者在共同學術語言下得以溝通理解；同時因為作為那個民族文化的一份子，能夠更加直接無障礙地詮釋這個國家的特殊性。這在我看來是使得這場會議別開生面的第二個重要保障。
由此，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日後的學術組織形式與內容提出如下不成熟的建議：
1、促成人文學者和社科研究者的對話與合作：通過與類似於IAS 這樣機構的更多合作會議、聯合研究和學者互訪，為北大的學者提供這樣的成長機會 （這次我們的分裂已經表現出來，古典研究學者在法國的會議上可以交流對話，但在倫敦的會議上互相不能理解。）
2. 增強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我以為跨越人文學者與社會科學研究之間藩籬的橋樑之一，可能是問題導向的研究，比如學習IAS的建制，用研究中心的形式，用專題（例如健康）這樣一個問題中心凝聚多學科的參與。筆者在奧斯陸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的講學經歷中，也研究了其建制最近幾年從傳統的研究古典文本的漢學項目轉化為問題導向的全方位的「中國研究」的經歷。
3. 法蘭西的這個合作方，堅持進行從17世紀以來的對於其他「文明」的古典方式的研究，但是從很多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電子化、大數據等等手段已經在使用---作為外行，我還是忍不住感覺這方面中國的古典研究應該要學習（可能是外行的亂彈琴）。另一方面，正如Karoline Postel- Vinay教授給我們在倫敦會議上解釋的，法國的這個保存、重視所有文明的學術傳統，要從其演變過程中間去理解：東方學研究的產生，在17世紀剛好伴隨著歐洲自己的社會科學建制化的過程，也就是說對於歐洲自己的研究是在現代社會科學制度之下、以學科分工的方式來進行的「科學」研究；而在他們視野裡面低端的、甚至野蠻人的社會則同時被納入到了「東方研究」的視野裡面。歐洲人自己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學科化的歷程與對於第三世界的「他者化」、「東方化」的歷程的同時發生，意味著對於這些地區的歐洲中心主義和不平等的視角。這些在今天仍然需要被檢討，也是我們進一步與法國學術界合作時候應該要思考的和反思的。
[1] 原文：The IAS is committed to critical thinking and engaged enquiry both within and across conventional disciplinary and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and aims to provide a creative and generative context in which to question and dislodge habitual practices and modes of thought…… to bring the aesthetic and the political into dialogue with one another, to foster collaborative cutting-edge research, to identify and address the urgent ethical and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that face us today, and to confront our responsibilities as citizens of an increasingly contracting and inter-connected world, exploring our place (historically as well as spatially) within it.
[2] 這是個將歷史、文學、科技、物質、人類學、哲學、法律視角的研究者匯聚一堂的新中心，已經研究的問題包括在具體的時空條件下的「人」持有何種「健康」的觀念、以及這種健康觀念指導著何種生活方式、乃至於人們社會生產生活等等；曾經在劍橋大學任著名的史末茲學者的非洲研究研究大家Megan Vaughan教授（也是目前IAS的副主任）告訴我她就在參加這個中心的研究，她自己長期的對於非洲南部地區疾病史的研究在這種新的問題導向下變得更豐富、更有大歷史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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