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重要的一個港口城市，繁榮了一千多年，後來被上海擠壓超越

鴉片戰爭之後五口通商，中國對外貿易打破廣州一口開放的舊格局，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和廣州同樣成為對外開放的口岸城市，加入了世界貿易體系，其中的影響是當時人未可預料的。

在中華帝國第一批開放的城市中，其實也有歷史上著名的外貿港口城市，除了廣州，就是浙江的寧波了。寧波的港口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的句章港，而作為重要的外貿港口則是在唐代以後了，這與海上絲綢之路密切相關。

唐代的造船業、航海業和絲綢業較之前代，有了長足的進步，而唐帝國對外政策也較為開放，海外貿易發展較快，一些對外貿易的港口和城市日趨昌盛，寧波港就在這種背景下崛起。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政府將浙東的鄮縣分為慈溪、翁山（今舟山定海）、奉化、鄮縣四個縣，設明州以統轄之，州治設在鄮縣，明州即日後的寧波。

唐朝海上絲綢之路

明州單獨建制之後，經過五十餘年的發展，到了長慶元年（821年），明州港城市基本成熟，成為唐朝與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之間經貿文化往來的樞紐。有唐一代，明州是僅次於廣州和揚州的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第三大港口城市。

在兩宋時期，明州的絲綢、瓷器和造船等行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宋代的明州海外貿易繁榮程度位列兩浙路各海港之首，宋真宗時期，朝廷在明州設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其後，明州市舶司多次被罷，但都很快重設。兩宋時期市舶司的存在凸顯了明州港的重要性。

兩宋時期，明州不僅是通往朝鮮半島和日本的貿易港口城市，它向西、向南的航線也得到拓展，同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齊(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麻逸(今菲律賓)、印度和阿拉伯等國家進行貿易往來。「南通閩、廣，東接倭人，北距高麗，商舶往來，物貨豐溢」，正是明州港商業地位的寫照。

南宋海外貿易線路

元滅南宋之後，在原來宋朝明州地區設置慶元路，明州港也隨之更名為慶元港，並設慶元市舶司。慶元港的海外貿易非常繁榮，同東南亞、西亞、地中海和非洲等國家進行海外經貿交流。由於地理原因，元朝慶元港對外貿易最重要的國家仍然是日本和高麗，日本商船至慶元港的貿易往來極為頻繁，從慶元港經高麗輸往日本的貿易也規模龐大。

與宋元不同，明朝立國之初就面臨嚴峻的東南海疆安定問題。元末江浙地方勢力與高麗的交通結盟以及日本海盜對中國沿海的侵擾等，使得明朝初期的海洋政策由開放進取轉為保守退縮。自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詔令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後，明廷其後又多次重申這一政策。

明朝海船

明初政府一方面禁絕私人海上貿易，另一方面，將海上貿易的控制權納入到國家的直接管制之下，即所有海上貿易都必須經過朝廷同意，並在各港口市舶司的主持與監督下進行。基於這一思路，明初全國只開放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和廣東廣州3個沿海港口為對外貿易港口，其中寧波專通與日本的海外貿易，其貿易以日本政府單方朝貢的形式展開，因此被稱為中日朝貢貿易。順便說一句，寧波之名也是從明朝開始才有的，朱元璋取「海定則波寧」之義，將明州改稱 寧波府。

嘉靖二年（1523年），因為日本室町幕府的大名細川氏和大內氏為了爭奪對華朝貢貿易權，竟然引發了在寧波的武力暴亂，是為「爭貢之役」，東南州縣為之震蕩。此事之後，明朝罷除寧波和泉州兩市舶司，只保留廣州市舶司。神宗萬曆十七年(1599年)又恢復寧波和泉州市舶司。

倭寇

明代的寧波雖然依舊是僅次於廣州的全國第二大港口，但是其商業繁榮程度已經遠遜於前代。在官方外貿政策保守反覆的情況下，民間非法走私貿易卻日趨繁榮，16世紀，在靠近寧波的雙嶼，中國、日本及葡萄牙的走私商人們建立了一個世界級的貿易自由港，被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

在封建保守的明代社會，這種畸形無序的私人貿易，很難持久、穩定、健康發展，雙嶼國際走私貿易港最終在嘉靖二十七年四月被浙江巡撫朱紈摧毀，在焚毀雙嶼市政建築之後，又以石木填塞了雙嶼港，雙嶼就這樣迅速地退出了世界貿易的舞台。

在嚴峻的倭患背景下，寧波港對日貿易在嘉靖時代徹底斷絕。明穆宗繼位之後，順應時勢，在漳州月港開放「海禁」，史稱「隆慶開海」(又稱「隆慶開關」)。此後，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地處偏僻的月港遂被闢為私人貿易港。不過政府在允許民間私人貿易遠及東西二洋的同時，日本仍處于禁止之列。

繁榮的雙嶼

此後，儘管仍有官員力圖恢復寧波港從事國際貿易的合法地位，但最終未獲得朝廷的准許。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7月，浙江市舶重開，但性質已發生變化，其所收商稅僅限本地漁船和近境商船，這意味著寧波港已經從國際貿易港變為國內貿易港。

清朝初期，為防止鄭成功和張煌言領導的東南沿海的抗清鬥爭，實行森嚴的海禁政策。在平定三藩和攻取台灣之後，清朝政府解除海禁，放寬對東南沿海地區的船隻出海和海外貿易的限制，並於康熙二十四年設立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實行海關制度取代唐宋以來的市舶司制度，嚴格管理海外貿易，其中浙海關所在地就是寧波。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下令，只許洋船在廣州收泊交易，不得再赴他處。清朝的外貿政策再度收緊，一口通商時代來臨。此時，極力想要拓展對華貿易的英國商人並不願意放棄，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於各項新規章深感不便，「遂謀另闢廈門、寧波二處為互市商埠，······然所有計劃均歸失敗。"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著名的馬嘎爾尼使團來華，這支被清朝君臣意淫為貢使的使團其中一個外交目標「是要取得在廣州之外各地貿易的自由——在天津、寧波、舟山及其他等處」。英國人很看重寧波的地理位置，馬嘎爾尼使團的航行記錄對寧波有這樣的記述，舟山和寧波「處在中國東海岸、朝鮮、日本、琉球和台灣中心地帶」，舟山「對於寧波的繁榮起著很大作用」

英國人提出了開放更多交易口岸的要求，希望「貨船將來或到浙江寧波、珠山（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停泊交易」，但這一要求遭到拒絕。乾隆帝指出：

其浙江寧波、直隸天津之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從銷售貨物。況該處並無通事，不能諳曉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准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懇請向浙江寧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泊船貿易之處皆不可行。

馬嘎爾尼使團訪華

馬嘎爾尼之後，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還做過努力，但都被清廷拒絕。馬嘎爾尼訪華的48年之後，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國人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寧波成為第一批對外開放的口岸。

但是，開埠之後的寧波並未能如英國人所想，發展成為一個國際貿易港口城市。1844年，寧波開埠，其時的對外貿易額有50萬元（墨西哥洋），而到了1849年則只有5萬元。寧波港在國際貿易格局中地位的衰落，原因很複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海港的崛起。

晚清英國駐寧波領事館

中國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之後，遠洋航線、沿海航線和內河航線在上海港相交匯，上海「襟江帶海」的區位優勢就凸顯出來，「最重要之點乃是上海所處的遠東航運的焦點位置和大西洋歐洲與美州之間的正中位置。」

相形之下，寧波港在整個國際貿易格局中的地位也自然衰落，僅僅作為上海港的輔助港口而存在，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寧波商業資本漸趨向上海轉移，這也改變了中國的商業歷史和資本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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