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聽聽這位「穿Prada的女魔頭」的自白

時尚 11-21

說起義大利品牌 Prada，你會想到什麼，經典的尼龍包袋、三角形標識？還是電影《穿Prada的惡魔》？在每年的米蘭時裝周中，Prada總會成為日程上的焦點，在每場秀後，那位偉大的Miuccia Prada女士也會同樣身穿自己的設計走到幕前向人們致意。

Prada如今的巨大成功來源於Miuccia Prada 女士。她就像時裝界的知識分子，在她的設計中，時裝不再只是一件簡單的衣服，更有著潛在的思想深度與藝術性考量。今年，Prada基金會的Torre藝術空間正式開幕，同樣展現了Prada女士的卓越非凡的藝術品位。《Harper"s BAZAAR》英國版主編Justine Picardie也來到了這個空間，與這位鮮少接受採訪的設計師暢談，分享她熱情言語間洋溢的藝術哲學與政治見解。

《了不起的Prada夫人》

By Justine Picardie

我在一個艷陽高照的夏日清晨來到Prada基金會最近開放的Torre藝術空間，準備在這裡和Miuccia Prada女士見面。米蘭的天空湛藍清澈，令潔白的水泥外牆顯得更加明亮晃眼，也讓這棟出自荷蘭建築家Rem Koolhaas之手的大樓彷彿一座閃閃發光的雕塑，從Prada基金會的建築群中拔地而起。

6個月前的一個夜晚，我曾有幸來過這裡——今年2月，Prada在這棟建築的4層舉辦了2018年秋冬系列的發布會。那時這兒還沒有完全竣工，幾架無人機在頭頂盤旋，模特們踩著橡膠雨靴走上T台，身穿熒光色的填充棉材質服裝，印花連衣裙外面搭配著工人一樣的背心和大衣，還佩戴著「工作證」，整個場景彷彿一個反烏托邦科幻故事。

1913年，她的外祖父Mario Prada在米蘭創建了這個品牌，之後成功將其發展為深受義大利精英階層歡迎的奢侈皮具生產商。外祖父過身後，他的女兒、Miuccia的母親Luisa接手企業；而在這之後的掌舵人便是Miuccia了（不過無論是在企業內部還是在整個時尚行業里，人們都更喜歡稱她為「Prada夫人」）但在此之前，她一點都不像個企業家：她成長於一個傳統的天主教家庭，年輕時曾加入義大利共產黨，在米蘭大學拿到政治學博士學位。

當我終於要見到她時，我對她更感好奇，甚至還有些害怕。她甚少接受採訪，這次也是前後準備了數月。有人說，如果她覺得對話很無聊，就會從辦公室里的滑梯偷偷溜走：這個以備不時之需的滑道由她的好友、藝術家Carsten H?ller設計，從她的工作室出發，沿著大樓蜿蜒至下到室外的庭院里。

我見到她時，她正端坐在自己的書桌旁，迷人的臉上掛著微笑，深褐色的眼睛裡透露著警惕。身穿自己設計的深藍色及膝半裙套裝，她看起來既優雅又難以捉摸。2月份的那場秀上出現的全新Prada logo點綴著她的衣領，但不知為何，作為一個企業的標識，它看上去更像是某種煽動性的符號。

我們的話題從Torre藝術空間開始。即使建造過程複雜而漫長，她對結果相當滿意——無論是整體造型、內飾擺設還是室外那段被荒草佔領了的廢棄鐵軌。我猜想，這或許正是Prada夫人的自我展現，對此她幾乎下意識地頷首默認：「當然，這一切視角都非常私人化。」

這麼說來，通過這棟塔樓和其中的藝術品，我們或許能進一步理解這位設計師的所思所想，雖然她常被認為是個高深莫測的人。總共9層樓的建築在頂層擺設有兩個由Carsten H?ller創作的彼此聯接的裝置：其中之一是叫作《Gantenbein走廊》的漆黑大桶，穿過它可以到達另一件裝置，《顛倒的蘑菇屋》。前者毫無方向感，後者則充滿有趣的幻視（從天花板上長出巨大的蘑菇叢）。

比利時藝術家Carsten Ho?ller《顛倒的蘑菇屋》（2000）

Holler的裝置旁邊緊挨著的是John Baldessari的作品《藍線》：整個空間被細長的藍色線條分隔，形成兩個平面，每一面上各嵌著一副放大的黑白照片，拍攝的是畫家霍爾拜因的現實主義作品《墳墓中的基督遺體》。藝術品旁邊還安裝著一架攝影機，記錄著每一位欣賞這幅作品的人，但卻被故意設置了60秒的延時，這樣人們就能看到自己在死亡面前駐足時的模樣。

美國藝術家John Baldessari的作品《藍線》（1988）

聊起藝術品時的Prada夫人聲色才最為栩栩如生。當我告訴她今年2月份在塔樓4層舉辦的時裝秀是多麼讓我難忘時，她的表情明顯興奮起來：「那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層。」在4層的一頭擺放著Mona Hatoum的三件作品：《大頭釘地毯》，由不鏽鋼大頭釘鋪滿地面，美麗又致命；《無題輪椅》，椅子的副手像刀刃一樣鋒利；《長日將近》，由一堆被燒毀的傢具組成，彷彿火災或爆炸之後的遺迹。

巴勒斯坦藝術家Mona Hatoum作品《長日將近》（2017）

Hatoum讓日常物件變得令人生畏，而這點在同一層樓另一端的作品中也能看到——Edward Kienholz和Nancy Reddin Kienholz是一對藝術家夫婦，他們的裝置作品出自「國民收音機Volksempfangers」系列，這些無線電接收器當年由納粹德國的國民教育和宣傳部部長Joseph Goebbels下令研發，曾幾何時它們傳播希特勒的演講，而如今則播放著深受德國民族主義者推崇的作曲家瓦格納筆下的音符。

美國藝術家Edward Kienholz與Nancy Reddin Kienholz作品《Notung》（1976）

這兩組作品在4層的並置會在人們頭腦中引發一連串的問號，而這正反映了Miuccia Prada本人對人類（尤其是女性）嚮往自由之天性的關注。她說：「制度性的矛盾無不在，藝術家對這一點通常非常敏感，而我們的展覽則向人們提出了另一個問題：『現在，除了反映外界社會存在的矛盾，你自己所經歷的衝突又是什麼？』我試著通過藝術尋找答案。」

Prada夫人總是會提到自由這個主題，而她也並不迴避承認自己總要面對自由和金錢的兩難。一方面，她將Prada基金會視作一個完全獨立自治的體系。「我可以用自己的錢來資助基金會，不用向任何人開口，因此我擁有很大程度的自由。我對每一個女孩都是這麼說的：『這輩子你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自己賺錢自己花。』如果你自己不賺錢，又何談自由？」

然而另一方面，Prada夫人也清楚地知道，這樣一個享譽全球、在商業上擁有巨大成功的時裝屋不一定能允許她在藝術上的絕對自由。「公司雖然是我的，但也要和很多人配合協作才行，我能感受到這份責任。大家都有各自在乎的地方，你怎麼能大言不慚地說自己無所謂呢？我也有我在乎的東西，我得給上千個為這個企業工作的人發工資。」

不僅是藝術創作和商業利益間的衝突，她也承認自己內心經歷著身為一個時裝設計師和一個知識分子的掙扎。「我覺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特別接地氣，」她說道，「我喜歡（設計），但我不覺得它是這個世界上最有用的工作。醫生和政治家或許是更高貴的職業……而做時尚就是做時尚，你很難用政治的語境去解讀它。我一直都很抵觸直白又官方的政治表達。」

時尚圈裡的人經常通過強調時裝的文化重要性來使自己的觀點更加擲地有聲。但作為一個在這個行業中舉足輕重的設計師，她的此番見解格外令人驚訝。「這是個巨大的矛盾，」她說：「你能想像在上世紀70年代，身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的同時又是個服裝設計師是什麼感覺嗎？我熱愛我的工作，但問題是，我沒有刻意選擇一定要做什麼或放棄什麼。我學習政治，可能會走上不一樣的道路，但我也喜歡美。」

她的語氣裡帶著一絲挑釁，似乎是在表達：享受美所來帶的愉悅和揭發醜陋的正義之舉擁有同樣令人震撼的價值。

她接著說道：「我欣賞並尊重我現在的工作，因為你可以嘗試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並通過它了解這世界真實的一面。我可以用這份工作賺錢，再用這些錢去支持我關心的事業，支持我的基金會。當我意識到一些展覽之所以能辦成正是因為我的這份工作，就更感驕傲。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做好一個設計師，要成功，因為只有你成功了，才更會受到尊重。」

聊到這兒，我驚訝於在時尚行業里竟有人可以如此坦誠，因此一時語塞。「我非常努力要做一個誠實的人，真的。」她告訴我。而這份坦誠意味著在她的設計中不存在任何的犬儒或玩世不恭，因此也更讓我好奇，是否她的作品會比某些當代藝術家更具價值。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何她會質疑Andy Warhol對藝術的定義——「賺錢是藝術，工作是藝術，而一個成功的生意則是最好的藝術。」

「我不這麼想，」她說，「說白了，我是個道德主義者，所以我的想法和他不同。但問題是，我自己的人生里也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矛盾。我試著在設計中保持政治敏感，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政治正確，在這份工作上發揮我最好的一切。同時，我也喜歡政治性的藝術，這基本上是我唯一感興趣的事情，而且越來越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