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染芸編昔日香 清末四大藏書樓的興衰聚散
原標題：仍染芸編昔日香 清末四大藏書樓的興衰聚散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也是古代文化典籍最豐富、藏書最早的國家。古人對書籍十分鐘愛，常以香氣濃郁的複葉芸草護書，宋代沈括《夢溪筆談》：「古人藏書辟蠧用芸。」因而以芸香、芸編、芸帙代稱書，以芸窗、芸館指書齋，以芸扃謂藏書處。古代官府藏書發軔於商代甲骨和周代守藏室，私家藏書則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際的諸子藏書。漢魏以後，藏書樓開始出現，歷代相沿不絕。宋代，隨著雕版印刷的興起與推廣，私人藏書日增，藏書樓不斷湧現。延至明、清兩代，臻於鼎盛。在近現代圖書館出現以前，古代藏書樓對保存歷史文化遺產、促進文獻傳播功莫大焉。然而，這些藏書樓的興廢、圖書的聚散與國家的命運密不可分，每當季末失馭、社會動蕩、國運淪夷、兵燹天災、民生凋蔽、文化環境惡劣，藏書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殃及，以至於書厄頻仍，歷劫難逃。清末四大藏書樓以秘冊精槧、庋藏豐富聞名一時，它們是浙江湖州陸氏皕宋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江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尋繹這四座藏書樓盛衰聚散的命運，更能昭示出文化事業「與國脈休戚與共」的至理。
珍籍東去待珠還
清初，私家藏書承明代遺風，逐漸形成以地域為特色的流派，如虞山（常熟）派有厚古薄今傾向，講求收藏宋、元刻本、抄本、稿本，代表人物為錢謙益、錢曾、毛晉、季振宜等；浙東派則賤古貴今，重視當代史料，留意桑梓和鄉邦文獻，收藏地方志、登科錄和明人集部，以天一閣為代表。皕宋樓主人陸心源承襲虞山派藏書的流風餘韻，一生嗜書，積書多達十五萬卷以上，以搜求的宋刻元雕圖書專貯於皕宋樓，部居類匯，名重當時，世人稱羨。
陸心源（1834—1894），初字子稼，改字剛父，號存齋，晚年自稱潛園老人。浙江湖州人，出身富有之家，年少聰穎，三十歲時已通「九經」，且精鄭、許之學。他博聞強記，「薄富貴而厚於書」，「志欲盡讀天下書，偶見異書，傾囊必購」。咸豐九年（1859）中舉，曾遊宦東南多年，官至福建鹽運使。任職期間，勤求博訪，肆力搜購宋、元舊槧，如鵲運枝，如燕銜泥，十餘年間，不吝重價，積久累增。當時，江南地區歷經太平軍攻佔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兵火延燒之際，故家藏書紛紛散出拋售，以求自保。陸心源先後收得上海藏書家郁松年宜稼堂藏書四萬八千七百餘冊精本，河南祥符周星詒書鈔閣、浙江歸安嚴元照芳椒堂、浙江烏程劉桐眠琴山館、福建閩東陳征芝帶經堂等藏書各數萬卷。後因與上司不合，陸心源乞假歸里，在湖州城東遠離市聲沓囂之地自辟小園，取名「潛園」，疏泉疊石，蒔種花木，以藏書、著述終老林泉。因喜讀顧炎武的《亭林遺書》，心儀其人，仰慕顧氏的為人與學識，將自己讀書處取名「儀顧堂」。從此，「誓墓不出，而求書之志益勤」。
皕宋樓藏本 南宋刊本《周禮》
為庋藏圖書，陸心源修建了三座藏書樓：在故宅建了皕宋樓和十萬卷樓，皕宋樓專貯宋、元舊槧，許多為《四庫全書》所未收之書；十萬卷樓則存貯明代以後的秘刻善本、名人手抄手校本與近人著作；在潛園建了守先閣，貯藏一般書籍，按四部分類排架。清代藏書佞宋成風，常以收藏宋、元版本自矜誇耀。乾隆年間著名藏書家黃丕烈最初齋號「讀未見書齋」，後得北宋刻本《陶淵明詩集》和南宋刻本《湯注陶詩》，乃顏其齋「陶陶室」。其後，宋版書收藏逾百部，遂築專室貯藏，並榜其室名「百宋一廛」。而吳騫以其所得元版書甚伙，取室名「千元十駕」，以與黃氏矜誇爭勝。陸心源因收藏宋版書二百餘種，元版書四百種之多，專辟「皕宋樓」庋藏，「皕宋」，意謂宋版書二百種，寓意超過黃丕烈一倍之上。
陸心源利用善本書，勤於研讀，皓首窮經，潛心著述，編校文集，撰有《潛園總集》達一千零二十六卷，其中《皕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儀顧堂題跋》十六卷、《續跋》十六卷，考補《四庫提要》之未詳，發前賢潛德之幽光，合版本、校勘、考證三者之長，為後世所推挹。此外，他還利用藏書，刻印《湖州叢書》、《十萬卷樓叢書》等，以廣流傳。光緒八年（1882），陸心源曾稟請當地官員，準備將守先閣藏書歸公，對外開放，「讀者不禁」，供人閱覽。時間上比浙江紹興徐樹蘭古越藏書樓1903年向社會開放還要早，堪稱公益義舉。他還因向國子監捐書並附所刊叢書，得到朝廷表彰嘉獎。
皕宋樓所藏秘笈精槧多名家舊藏，有許多《四庫全書》未收錄或不同的版本，注重宋、元舊槧的同時，注重足本與全本。李宗蓮在《皕宋樓藏書志》序中對其藏弆之書大加揄揚，認為超過天一閣藏書。其實，皕宋樓與天一閣，雄峙浙東浙西，各有千秋，難分軒輊。陸心源藏書、著述劬以畢生，未嘗或懈，臨終前遺言，「訓囑諸子保存好圖書，勿令散失」，以期詩書傳家，子孫永寶，舊業不墜。
然而，世運遷流，人願難遂。陸心源去世後，由長子陸樹藩主持家政，經營湖絲生意。光緒二十五年（1899），陸心源感到以家族之力難以支撐皕宋樓藏書的管理與保護，遂尋求官府保護，致函上海工部局，表示願將陸氏全部藏書捐獻，懇請官方撥出公地興建藏書樓以貯書。因次年發生「庚子之役」而未果。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佔天津、北京，史稱「庚子之役」，津京地區百姓和滯困兩地的南方籍官商平民深受荼毒。身在上海的陸樹藩被公推為中國救濟善會董事長，為救援罹難同胞慷慨解囊，先後營救南歸人員六千餘人，運回棺木二百三十餘具，其中包括因抗擊八國聯軍而殉國的直隸提督聶士成和直言勸諫而觸忤慈禧太后被冤殺的許景澄、袁昶、徐用儀三位大臣。為此，陸樹藩付出十萬餘兩白銀。次年，陸樹藩又奉李鴻章之命，辦理順直救災，為救助北方災民，發放平糴救濟糧，開辦醫療局，治病發葯，有「湖州善人」、「陸氏善人」美譽。但因遇人不淑，借款私人而未能催還欠款，造成五萬兩虧空。光緒二十八年（1902），陸樹藩向兩江總督端方上書，建議在滬建造藏書博物院，收貯端方所藏金石碑版、盛宣懷所藏古今字畫和陸氏藏書，以垂永久。因端方調任湖廣總督，設想終成虛願。不久，陸家經營的實業失敗，導因於日本的人造絲大量傾銷東南亞市場，江浙絲商無力競爭，紛紛倒閉，陸家經營的上海振綸洽記繅絲廠也難逃厄運。陸家錢莊也隨之破產。變賣家中古董不足以償債，陸心源只得變賣在滬動產與不動產。迭遭不幸與打擊，陸家債台高築，家族生活也難以為繼。無奈之下，陸樹藩只有出售陸氏藏書以擺脫困窘之境。消息傳出後，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曾赴京力勸管學大臣榮慶撥款收購，以充實籌建中的京師圖書館，但言不見用。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商議，準備從當時僅有的四十萬元公司資本中抽出八萬元買下皕宋樓珍籍，但陸氏索價十萬元。當商務印書館籌集款項時，日本三菱財團已捷足先登，以十萬八千元低價，將皕宋樓藏書舶載而東，入藏東京靜嘉堂文庫。
促成此事的是日本人島田翰。島田翰（1879—1925）字彥楨，日本明治時期著名書志學者，其父為漢學家島田篁村。他少有「神童」之目。大學就讀於東京外國語學院清語本科，在書志學、校讎學方面顯露出傑出才華。二十一歲時，經竹添井井介紹，調查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宋、元、明古槧本和日本古抄本，出版《古文舊書考》等著作。1903年，島田翰初訪中國，利用其姐夫在京師大學堂任教等關係，與京城學界有廣泛交接。1905—1906年，他又赴江浙拜會中國學者，結識藏書名家，閱覽古籍善本，一度造訪著名學者俞樾，並參訪藏書樓，受到禮遇，如丁氏八千卷樓，不僅允其登樓觀書，且破例讓他將珍貴圖書借歸日本。恰逢此時，陸氏因經營失敗，加之救災虧空，負債難償，準備出售藏書，島田翰見機不可失，遂慫恿陸樹藩，從五十萬元開始討價還價，最終壓至二十五萬元出讓藏書，自己可從中獲得豐厚的傭金。他先歸國謀諸宮內大臣田中光顯，想讓宮內廳購藏，但未獲成效。又轉而通過重野成齋向岩崎家族說項。三菱財團第二代主岩崎彌之助於明治二十五年（1892）出重金創建靜嘉堂文庫，取名源於《詩經·大雅·既醉》的「籩豆靜嘉」，意指食器中的食物既好又美；委託一些漢學家廣事收購，收得漢籍八萬餘冊，包括明治二十九年（1896）從上海購入的四千餘冊，但多通行本，珍本古籍並不多。說動岩崎氏以後，光緒三十三年（1907），重野成齋假歐洲之行轉道來華，與陸樹藩在滬會晤，最終議定以十萬八千元廉價將皕宋樓、守先閣、十萬卷樓四千餘部藏書售與三菱財團靜嘉堂文庫。島田翰在《皕宋樓藏書源流考併購獲本末》中描述了購書經過，並不無得意地表示自己從中斡旋之功，認為此「不亦人世之大快事乎」！光緒年間，駐日隨員楊守敬因緣際會，在民間淘得珍本漢籍與和刻本三萬餘卷，任滿船載而歸。此舉在日本掀起議論風潮，引起日人對古籍的重視。島田翰甚至認為，購得皕宋樓藏書「倍蓰於昔日所失也」，是「於國有光」的報應行為。得到皕宋樓舊藏後，靜嘉堂文庫一躍成為日本收藏宋、元古本數量最多的文庫，漢籍善本多達一千一百八十三種，其中宋、元刊本二百八十二種。使其收藏的中國四部典籍趨於完備，更有一些中國國內已經絕跡的孤本，如宋刊本《說文解字》，並由目錄學家河田羆編撰了提要式漢籍目錄《靜嘉堂秘籍志》。
對於皕宋樓藏書棲遲海外、流入異域，中國學界無不疾首蹙額，扼腕痛惜。名流王儀通曾賦詩寄慨：「三島於今有酉山，海濤東去待西還。愁聞白髮談天寶，望贖文姬返漢關。」將皕宋樓易主東瀛，比擬為漢末蔡文姬身陷匈奴，其痛心可知。藏書家董康更發出「陸氏藏書志所收，俱江浙諸名家舊本。古芬未墜，異域長歸，反不如台城之炬，絳雲之燼，魂魄猶長守故都也」的激憤之語，「台城之炬」，指公元549年侯景之亂，攻入梁首都建康台城（宮城），洗劫殺掠，東宮起火，「圖籍數百櫥，焚之皆盡」。其後，公元555年，西魏軍攻破江陵，梁元帝蕭繹恐典籍被虜，下令焚燒十四萬卷古今圖書。「絳雲之燼」，指公元1650年，錢謙益所築藏書樓絳雲樓失火，其「所積充牣，幾埒內府」的藏書焚燒煨燼。此二劫均為書史上慘禍烈災。他由此聯想到：「海內藏書家與皕宋樓埒者，如鐵琴銅劍樓，如海源閣，如八千卷樓，如藝風樓，如長白某氏某氏等，安知不為皕宋樓之續？前車可鑒，思之茲懼。」流露出杞憂益殷之情。
根據陸心源玄外孫徐楨基的統計，陸氏藏書最終集中於三個去處，除精品書出售於日本靜嘉堂書庫，還捐給國子監一百五十種，此外還將所遺守先閣藏書贈送給吳興海島圖書館。藏書家周越然在《皕宋殘餘》中提到，他曾於陸家書散亡後，購得八種皕宋舊藏，稱之為「漏網之魚」。
民國以後，中國學者多次訪日，尋求中華古籍，如董康、張元濟、傅增湘，遍觀靜嘉堂文庫，影照皕宋舊藏多種，回國影印出版。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日恢復邦交後，赴日訪問靜嘉堂文庫的學者日漸增多，如復旦大學教授王水照於1985年夏訪日時往訪靜嘉堂文庫，一睹陸氏舊藏，大慰平生渴望，撰有《「皕宋樓」舊藏別來無恙》，對文庫保存完好的宋、元版書墨色香淡、紙質瑩潔印象深刻，感慨萬千。北京大學嚴紹璗教授從1985年起，前後近四十次訪日，多次赴靜嘉堂文庫，撰有《靜嘉堂文庫訪「國寶」》等文章，看到數冊《永樂大典》靜靜地躺在書庫中，那是八國聯軍佔據北京時被日本掠奪而去的，心中不禁為之抑鬱。八十年代中期，中華書局傅璇琮主持校箋《李德裕文集》，曾託人從靜嘉堂文庫獲得皕宋樓影宋抄本《李文饒文集》，作為最佳底本。2000年，復旦大學吳鷗博士在東京講學期間，為校點整理《全宋詩·王質集》解疑而去靜嘉堂文庫，對那裡工作人員良好的服務、安謐的環境永久留存下記憶，寫下《靜嘉堂文庫讀書記》以記其事。
書入「南圖」成完璧
丁氏昆仲八千卷樓之所以馳名東南，名滿天下，不僅在於其藏書卷帙宏富，充笥盈架，更因為他們兄弟對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搶救、掇拾、抄補和重建做出了異於常人的貢獻，堪稱澤惠後世，功德無量。
丁申（1824—1887），字竹舟。丁丙（1832—1899），字嘉魚，別字松生，晚號松存。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出身富商大戶，書香門第，家世有藏書之習。其祖丁國典仰慕遠祖北宋丁覬藏書八千卷，在杭州梅東里造樓貯書，也名之為「八千卷樓」。其父丁英克紹其裘，遍讀家中藏書，往來齊、楚、燕、趙間經商，「篋中以書史自隨」，不廢誦讀。遇有秘籍精槧，力事購致，月聚歲增，插架琳瑯，積書數萬卷。丁申、丁丙兄弟二人薄於仕宦，嗜學成性，酷愛藏書。追隨父親，晨書暝寫，歷久如一。經過三十年的窮搜博採，節衣縮食，聚書八萬卷。兄弟二人合力藏書，又博極群書，時人稱之為「雙丁」，與杭州小山堂趙氏「二林」（趙昱、趙信）媲美。
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先後繕寫七部，均仿寧波天一閣藏書樓規制建閣庋藏。北四閣分貯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圓明園文源閣、紫禁城文淵閣、盛京皇宮文溯閣，用金線榜紙工楷抄寫；南三閣分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南三閣書冊尺幅略小於北四閣，用堅白太連史紙工楷抄寫，朱絲欄，間附精美插圖。書衣裝潢依經、史、子、集四部分別用綠、紅、藍、灰四色絹，與春、夏、秋、冬四季相對應，以包背裝式樣裝成，以便檢閱。卷帙浩繁，每部三萬六千餘冊。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佔南京，隨後攻取鎮江、揚州，江南公私藏書飽受毀損。文匯、文宗二閣毀於戰火，片紙無存。1860年３月、1861年12月，太平軍兩次攻佔杭州。兵火之餘，文瀾閣傾圮，《四庫全書》大量流失散逸。丁氏祖傳八千卷樓也毀於一旦，歷劫蕩然。圖書不僅毀於太平軍，也毀於清軍，歹人也趁火打劫。杭州汪氏振綺堂藏書在「杭城兩遭兵燹，散佚殆盡」，曾受到收復杭州城的湘軍破壞。1861年冬，太平軍攻入杭州後，居民紛紛出逃。丁氏兄弟逃至城西留下鎮西溪避難。一日，丁丙在鎮上購物，發現商鋪包裹物品的字紙竟然是《四庫全書》的散頁，急忙檢查商鋪的包裝紙堆，有數十冊《四庫全書》！斯文墜地如此，丁丙不禁大驚失色。兄弟二人痛感《四庫全書》散失，遂以拾殘護典為己任，決意四齣搜尋。他們招集膽壯之人，許以厚酬，組織家人一起冒險乘夜撿拾，在道路間找到零簡斷縑數十冊。夤夜躲過太平軍崗哨，潛入西湖孤山腳下文瀾閣，把狼藉遍地的《四庫全書》收集成八百餘捆。因丁英去世不久，遂以為父營葬修墓為名，不避艱險，晝伏夜行，往返數十里，摭拾文瀾閣殘籍，肩挑背負，用馬車運出杭州城，至西溪，暫存於佛寺，輾轉運往上海，妥為保存。同治三年（1864），戰亂平定，閣書運回杭州，依類編目，歸還府衙。因文瀾閣毀圮，放置府學尊經閣暫存。為更多收集流入街市場的典籍，丁氏兄弟遍訪書肆，出資購求，先後共搶救出八千六百八十九冊劫後餘生的《四庫全書》。浙江巡撫譚鍾麟把丁氏兄弟保護《四庫全書》的事迹上奏朝廷，光緒帝下旨，命其兄弟繼續搜羅散佚，抄補缺失閣書，並負責重建文瀾閣工程。光緒六年（1880），文瀾閣重修工程開工，次年告竣。丁氏兄弟受到朝廷表彰，上諭中稱揚他們搶救、保護文獻的義舉「洵足嘉惠藝林」，丁申被加封四品官銜，丁丙則力辭封賞，以布衣終老。
由於歸藏文瀾閣的《四庫全書》中首尾完好全存者僅三百三十餘部，抄補工作迫在眉睫。從光緒八年（1882）開始，丁氏兄弟組織人員，全面抄補文瀾閣《四庫全書》。丁丙制定了相關章程、規範、步驟，並提出預算。經巡撫譚鍾麟批准，浙江布政使批款，專設了抄補局，最多時僱傭百名抄手，用統一印製的仿照閣書樣式的紙張抄補，按章啟動，從補抄卷數不多或版本稀少的開始，以《四庫全書》採錄典籍的相關版本作為底本進行補抄。丁氏兄弟率先獻出家藏珍本，並向天一閣、抱經堂、壽松堂、恬裕齋、皕宋樓等各藏書處商借，按籍徵求，據王同《文瀾閣補記》：「或酬以縑帛，或易以琅函，或裹糧而往，僦屋佣抄，或航海而歸，頻年借補」，一書之抄，「必經十數轉手，方得告成」，其艱辛可知。前後七年，至光緒十四年（1888），共抄補殘缺者八百九十一種，全書抄補者二千一百七十四種，耗資五萬餘 ，庫本存書和抄補庫本達到原藏的十之八九。此後，隨得隨補，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又抄補了三十八種，新建文瀾閣《四庫全書》已與原閣書數量相差無幾。
丁氏兄弟一生聚書，篤信積財不如積書，嗜藏不怠。據胡鳳丹《嘉惠堂藏書目序》，說他們「節食縮衣，朝蓄夕求，遠自京師，近逾吳越，外及海國，或購或抄，隨得隨校，積二十年，聚八萬卷」。孫峻《八千卷樓藏書志序》也說他們「棄車服之榮，樂琅嬛之業，惡衣惡食，朝訪夕求。凡齊、楚、燕、趙、吳、越、秦、晉之間，聞有善本，輒郵筒往複，期必得而後已」。丁氏藏書樓總稱「嘉惠堂」，取自朝廷諭旨中的「嘉惠藝林」之語。其兄丁申去世後，丁丙為繼承祖、父、兄遺志，重建藏書樓，築樓五楹，由大小不一的三幢藏書樓無縫銜接、連體構成。前樓雙層五楹，正廳名「嘉惠堂」；樓上仍稱「八千卷樓」，以慎終追遠，追念先祖創樓功德，收藏《四庫全書》採錄的刊本、抄本和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全唐文》。後樓雙層五楹，名「後八千卷樓」，收藏《四庫全書》未收的刻本、抄本。西樓雙層三楹，名「小八千卷樓」，樓上專貯各類文史典籍、地方文獻的抄傳佳本、著述稿本、編校定本。樓下設善本書室，專藏宋元善本二百餘種和明刻精本，合計二千餘種。丁丙為此親撰《八千卷樓自記》以記其事，並叮囑其兄丁申之子立誠和兒子立中：「此吾祖吾父之志，吾兄未竟之事，吾勉成之，小子識之。」又命兄子立本書於牆壁之上，「以示後之子子孫孫永保之」，以期世代延續，踵接繼武。
丁氏八千卷樓所藏宋刊本僅四十種，元刊本約百種，數量雖不算多，但其藏書頗具價值。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論及其藏書佳處：「一為多《四庫》修書底本，可以見當時修書之法制者也；一為多日本、高麗刊本，可以見異國風光者也；三則多名儒宿學所校；四則近代校勘家、收藏家所藏之書，丁氏亦有之甚伙。」柳詒徵在《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中評論：「清光緒中，海內數收藏之富，稱瞿、楊、丁、陸四大家。然丁氏於文化史上之價值，實遠過瞿、楊、陸三家。」
丁丙去世以後，丁丙後人經營絲業不慎，造成巨額虧損，負債待償。時在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皕宋樓藏書被日本強購不久。急景凋年，為彌充漏卮，丁氏後人也準備出售藏書以濟燃眉。丁氏以經商致富而八千卷樓興，又以經商失敗而八千卷樓廢。得此訊息，兩江總督端方深恐八千卷樓重蹈皕宋樓覆轍，為防止珍籍外流，10月，端方派遣與丁家有故交的江南圖書館總辦繆荃孫、坐辦陳慶年親赴杭州，與丁氏後人協商洽購，丁立誠代表家族，纘承先人以國為重、以私濟公的價值觀念，願以低價七萬五千萬元出售藏書，從而避免了這批書林璨珠流失境外。八千卷樓六十萬卷藏書分三批輦送南京，入藏籌建中的江南圖書館（後為南京圖書館），在清涼山附近前任兩江總督陶澍的惜陰書院舊址建樓存貯。因端方號陶齋，繆荃孫號藝風，樓名「陶風」，以記其盛。民國初建，魯迅先生應蔡元培之邀，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工作，餘暇常與許壽裳去江南圖書館借書，曾利用八千卷樓藏書，整理、校輯《沈下賢文集》和《影抄小草齋本》，還將《沈下賢文集》中的三篇唐傳奇輯錄入《唐宋傳奇集》。至今，八千卷藏書完好無損地保存在南京圖書館，辟有專室收藏。
百川匯海歸公藏
瞿氏一門以耕讀之家、庋藏之富而甲於一時，五代遞藏，繩繩相繼，歷時綿長，在藏書史上可謂冠時獨步；天留碩果，其後代化私產為公藏，使祖輩完璧奉公的夙願得遂，其輸歸樞藏之舉令人稱道，千古可風。
常熟自古是膏沃光曄之地，山翠聯肩，湖光並影，崇文重教，人文蔚興。元、明以還，藏書成風，至清尤盛。在虞山派藏書家中，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既博且精，堪稱後勁，與山東楊氏海源閣並稱「南瞿北楊」。
鐵琴銅劍樓第一代主人瞿紹基（1772—1836），字厚培，號蔭棠，江蘇常熟人。生於富康之家，自幼在其父瞿進思督導下讀書，力學詩文，入邑庠，補為稟生。科場失意，一度代理陽湖（今常州）縣學訓導，不久以奉養老母告歸，不復求仕。生平自奉儉約，唯書是嗜，不惜重金廣購圖籍，旁及金石，常熟張金吾愛日精廬、陳揆稽瑞樓藏書流出，珍本宋、元刻本多為瞿氏所收。蘇州黃丕烈禮士居藏書散出的古籍也為其所得。他昕夕窮覽，手抄筆錄，贉贉有味；加上繼承父輩遺書，多達十萬餘卷，在城外南塘古里村建樓「恬裕齋」以儲書。樓名取自《尚書》中「引養引恬」和「垂裕後昆」中的「恬」與「裕」兩字，意為讓子孫長守於此，安享讀書樂道的恬靜生活。恬裕齋後因避光緒帝諱一度改稱「敦裕堂」，又因家中獲藏名琴一張、銅劍一柄，嘉慶年間，此樓又名「鐵琴銅劍樓」，後世因之。
其子瞿鏞（1794—1846），字子雍。貢生，曾分任寶山縣學訓導，不久辭歸，秉承父志，謹守不渝，成為鐵琴銅劍樓第二代主人。他克振家業，節用勤搜。一時間，大江南北的書賈盈門無虛日，遇有流傳絕罕之書，瞿鏞不惜重金，甚至質典腴田，易貲蓄之而後快。後來，蘇州藏書家汪士鐘的藝芸書舍藏書散出，大半為瞿氏收購。月聚歲增，縹囊緗帙，盈卷累軸，瞿鏞坐擁百城，日夕贍對，解頤娛目，怡然忘倦，撰《望江南》詞證之：「吾廬愛，藏弆一樓書。玉軸牙籤頻自檢，鐵琴銅劍亦兼儲。大好似仙居。」難能可貴的是，對於藏書管理和使用，瞿氏並非矜秘其有，深藏嚴扃，除設有專人管理，每年曝書，歷久不蠹，保持宋、元舊槧一如新裝之外，對嗜書勵學之人和欲參觀珍秘者開放，允許入樓參閱，但不外借，辟有專室供讀者飽覽，且供應茶水膳食。後有不肖者乘間竊書，瞿氏遂扃其樓鑰。
瞿氏第三代瞿秉淵（1820—1886），字鏡之（一作敬之）；瞿秉清（1828—1877），字性之（又字浚之）。昆仲二人敬守二世珍藏，不懈益勤。在其父所編《恬裕齋藏書目錄》的基礎上，延聘兩位學者季錫疇、王振聲協助校勘、增補、編目，撰成《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收書一千三百餘種，其中宋版書一百六十一種，金刊三種，元本一百零五種，於咸豐十年（1860）先付梓經部。當年，太平軍與清軍激戰於江浙地區，太平軍攻陷蘇州，進取江陰，常熟一日數警，清軍敗兵潰至，人心惶惶，瞿氏兄弟載書避地江北，間關轉徙，流離播遷凡四年，五次易地轉移，顛沛流離，艱苦備嘗。第六次轉移時，被居處主人調包偷換部分藏書。第七次轉移，兄弟二人揀選出宋、元刊本、精抄本千餘種，彙集成十個大夾板，冒險渡江，暫存江北海門縣大洪鎮。同治二年（1863），局勢稍定，把分散各處的藏書陸續運回，損失十分之三。遂請畫家吳冠英繪《虹月歸來圖》以記其事，遍請名流題詠。翁同龢題跋云：「瞿氏三世聚書，所收必宋元舊槧，其精者尤在經部。乾、嘉以來，通人學士多未得見。龢嘗戲謂鏡之昆弟，假我二十年日力，當老於君家書庫中矣。」戰亂中《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經部三卷書版被毀，瞿氏兄弟又禮聘吳中名宿管禮耕、王嵩隱、葉昌熾重加校訂，經、史兩部完成，子、集兩部尚未告竣。
光緒三年（1877），瞿秉清去世。其小兒子瞿啟甲（1873—1940），字良士，別號鐵琴道人，成為第四代傳人，以能藏善守聞名。他謹遵先人書「鬻及借人為不孝」的遺訓，守成祖業，搜求遺帙，致力尤摯。據覺迷《鐵琴銅劍樓藏書》記載，瞿氏藏書，多為大內所無。有一種藏書為光緒帝所賞識，欲得其書，許以三品京堂官，發帑幣三十萬兩求之。瞿啟甲不為所動，以先朝頒有詔書，應恪守祖訓，竟不奉詔，婉言回拒。宣統元年（1909），兩江總督端方以保存國粹為名，派曾樸、宗舜年二人赴常熟遊說瞿啟甲，準備將其藏書征入京師圖書館。瞿啟甲據理力爭，並託人多方疏通，清學部飭令改為「酌量呈獻」，瞿啟甲為息事寧人，請人繕抄複本七十一種，拖延至宣統三年（1811）呈送學部，後歸北京圖書館收藏，現存國家圖書館善本庫。
光緒二十四年（1898），經瞿氏祖孫三代歷時五十年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二十四卷終於開雕刻印，梓行於世，父祖輩的期盼終於如願了。民國以後，瞿啟甲曾任北洋政府眾議院議員，因不滿曹錕賄選總統而去職。他積極倡建公共圖書館，1915年擔任常熟縣立圖書館首任館長，並捐獻家藏複本、邑人著述和鄉邦文獻抄錄副本，以充館藏。1919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先後從鐵琴銅劍樓藏書中借得八十一種宋元珍本作為影印底本，後來為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也盡出所藏，參與其間。其子瞿鳳起曾撰文《鐵琴銅劍樓與商務印書館》記述前後經過。清末，楊守敬曾協助駐日公使黎庶昌在日本訪書，輯印《古逸叢書》，影印《留真譜》，開風氣之先；繆荃孫繼之仿編《宋元本留真譜》，瞿啟甲於19225年編印《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聊資研究版本之一助」，嘉惠士林。對此，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稱道：「留得宋元書影在，化身千億亦瓊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江浙軍閥爭奪地盤，殃及常熟，為避兵火戰亂，瞿啟甲攜書避居上海。抗日戰爭中，瞿啟甲又將藏書移藏租界。輯有《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四卷。1940年，臨終前，他語重心長地遺命子孫：「書勿分散，不能守則歸之公。」
鐵琴銅劍樓第五代主人瞿起鳳（1898—1987），字熙邦，瞿啟甲第三子。自幼受家庭熏染，得名師指點，邃於目錄版本之學。他與兩位兄長瞿濟蒼、瞿旭初商量，遵承父志，將藏書分三批捐獻給國家，歸藏北京圖書館。據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講·鐵琴銅劍樓藏書的收購入藏》，瞿家以捐贈和賣書兩種形式，將藏書出讓。1950年1月7日，第一批書捐贈五十二種，賣三百零四種，在這批宋、元、明善本中特別有價值的有一部宋版圍棋譜《忘憂清樂集》，為碩果僅存的孤本。陳毅元帥曾委託北京圖書館複製了一部，製成宋版蝴蝶裝式樣，贈送日本友人。１月10日，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致函瞿氏三兄弟表彰：「鐵琴銅劍樓藏書，保存五世，歷年逾百，實為海內私家藏書中最完整的寶庫……此項愛護文物、信任政府之熱忱，當為世人所共見而共仰。」同年３月，第二批賣了一百二十三種宋元明善本書，其中元刻本《契丹國志》為孤本。兩次合計捐書七十二種二千二百四十三冊，作價舊幣一億元。1953年3月，第三批捐贈宋元善本九十七種，賣三百餘種，其中捐贈的《王黃州小畜集》以宋刻本聞名。有部分卷帙為抄配，是清代呂無黨吾研齋抄本。書中「留」字均缺一筆，經鑒定為呂留良家抄本，為清代文字獄的漏網之魚，堪稱珍貴。此後，瞿氏兄弟又捐獻出不少珍本古籍、鄉邦文獻，數次捐贈北京圖書館的藏書合計五百九十五種，約四千冊，善本多達二百四十二種，二千五百零一冊。此外，還先後多次向常熟圖書館等捐獻家藏珍貴文獻，千種萬冊。瞿氏五世勤求博訪的珍藏曆經風雨滄桑，最終化私為公，得到最好的歸宿，足慰祖輩於泉壤。
劫餘倖存小琅嬛
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歷時百有十年，四代賡續，南北精帙，萃于山左，海內仰之。然而時逢衰世，屢罹兵匪劫掠，藏書星散。天意垂憐，劫餘之書萬帙歸公：宋元珍本歸藏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明清普通版本悉歸山東省圖書館。可謂不幸中之大幸。
海源閣與鐵琴銅劍樓齊名，有「南瞿北楊」之譽。瞿氏世居江南人文薈萃之地，佔盡地利，收聚滿坑滿谷，但其家僅是當地富戶，子孫多未出仕；而楊家雖在北方，既富擁資財，父子又均為進士出身，躋身官宦，學邃見廣，有眼光善鑒別，並利用為官之便，將各地收聚之書輦運回故里庋藏。
海源閣第一代主人楊以增（1787—1856），字益之，號至堂，又號東樵，山東聊城人。道光二年（1822）進士，由知縣累遷至江南河道總督。為官清正，體恤民情，與林則徐「同宦楚、豫、秦、隴」，二人「知之甚切」，「投分最密」。道光二十六年（1846），林則徐調任陝西巡撫，楊以增調任陝西布政使。後林則徐上書朝廷，舉楊以增自代，楊以增被授巡撫職，又署陝西總督。不久調任江南河道總督，兼管鹽務。
楊以增同年好友梅曾亮在《海源閣記》中說他：「無他好，一專於書，然博而不溺也。」楊以增在江南河道總督任上八年，廣結文士，官跡所至，傾力搜集珍本秘籍，借主管河道的便利，近水樓台，用漕運船運回聊城。時值江南地區戰亂之後，江浙私家藏書流失星散，先後納入楊氏囊中。其藏書淵淵有自，多為名家故藏：如蘇州汪士鍾藝芸書舍的藏書被楊氏收購。藝芸書舍藏書頗精，清初錢謙益絳雲樓燼餘歸其族孫錢曾，一部分為毛氏汲古閣收藏。後汲古閣書散出，為徐乾學傳是樓、季振宜靜思堂所得，這些南方藏書大家的書又大多為黃丕烈禮士居收入，最終為汪士鍾聚得。汪氏之書，除一部分流入鐵琴銅劍樓外，大部分為楊以增羅致，其中經黃丕烈手校之書多達八十餘種，因此，江標《楹書隅錄跋》說楊氏藏書：「大約吾吳舊籍十居八九，蕘翁（黃丕烈，字蕘圃）之所藏則又八九中居其七焉。」
道光二十年（1840），楊以增在故鄉聊城萬壽觀街東首路北楊宅東跨院內興建海源閣以藏書，樓名「海源」，源於《禮記·學記》「先河後海」之語，以海喻書，以為「學者而不觀于海焉，陋矣」。二層樓房，各三楹，下為楊氏家祠，上為宋元珍本藏書處。樓下門前廊柱懸有木刻楹聯：「食薦四時新俎豆，書藏萬卷小琅嬛。」俎豆，為祭祖之物；琅嬛，相傳為天帝神仙藏書之所。閣內單辟一室，專藏宋版善本與各校舊抄本，名「宋存書室」。後又得到宋版珍本《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四經和《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四史，鏤鍥精工，紙瑩墨潤，秀潔古勁，更因四經為東漢經學大家鄭玄箋注，並世罕覯，因顏其室名「四經四史之齋」，珍若球璧，奉為鎮閣鴻寶。後宅三舍，存放明清刻本，且藏碑刻拓片、金石書畫、古玩瓷器等。更在肥城鄉間別闢陶南山館，貯藏大量圖籍。
海源閣第二代主人楊紹和（1830—1875），字彥合，號勰卿，楊以增之子。同治四年（1865）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官至侍講學士。精訓詁，尤善鑒藏。其父在道、咸年間盡收南方之書，他秉承父嗜，不惜耗資，在北方收藏的業績同樣不俗：辛酉政變，顧命八大臣或殺或貶，清宗室怡府明善堂藏書多為楊紹和購藏。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詔令各地進呈圖書。怡親王允祥被特許沒有進呈。允祥積學好古，怡府藏書由何焯介紹，收得南方名家藏書。從允祥至弘曉，建樂善堂、安樂堂、明善堂以藏書，大樓九楹，積書滿溢，宋版書籍多達數百種。端華為弘曉後裔，為顧命八大臣之一，事敗被殺，藏書散出，流入京城隆福寺書肆，楊紹和在京任官，購得宋版書百餘種。至此，南方江浙藏書精華與北方王府書中珍品均被海源閣所獲，其庋藏富贍稱雄當時，傅增湘在《海源閣藏書記略》中盛讚：「如入琅嬛之府，登群玉之山，目不暇給，美不勝收。」
海源閣稱「閣」即仿寧波范氏天一閣，藏書管理上也一仍其制，「書不出閣，秘不示人」。據王獻唐《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之過去和現在》：「凡非契友，例不示人。楊氏舊例，其家中僕役，向不準其登樓，每有服役數十年，不得覘閣上典籍作如何形狀者。」海源閣藏書名聲遠播，《老殘遊記》作者劉鶚曾冒雪踏訪，被拒不納，劉鶚在客舍題壁抒憤，詩云：「滄葦遵王士禮居，藝芸精舍四家書。一齊併入東昌府，深鎖琅嬛飽蠹魚。」
海源閣第三代主人楊保彝（1852—1910），字奭齡，號鳳阿，楊紹和之子。同治九年（1870）舉人，官戶部郎中，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珍守父、祖所遺藏書，遞有增益。祖孫三代勤於編目，目索手抄，先撰成《海源閣藏書目》，後增刪為《楹書隅錄·初編·續編》二十卷、《海源閣書目》六卷、《宋元秘本書目》四卷、《宋存書室目錄》四卷等，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藝芸散後歸何處？盡在南瞿與北楊。留得宋元書目在，一編中有小滄桑。」據後世學者統計，海源閣藏書總數約為四千三百餘部，十七萬九千餘卷。此外，楊氏家族踵承清末藏書家刊刻叢書之世風，刊印《海源閣叢書》共十八種。
楊保彝晚年乏嗣，收族人楊敬夫（字承訓）為繼子，囑望綦殷，以求「藏書勝藏金，刻書如積德」之餘緒不衰。然而，清末民初，世事日棘，時逢多事之秋。楊氏海源閣迭罹劫難，慘遭散亂剽失之災：咸豐十一年（1861），飆興的捻軍馳騁奔突，攻入山東肥城境界，楊氏陶南山館別墅被佔據，一半藏書盡付劫灰，中多宋元舊刻。宣統二年（1910），楊保彝去世，繼子楊敬夫年幼，藏書偶有散出。民國初年，軍閥擁兵自雄，戰亂頻仍。楊敬夫移居天津經商，攜去部分珍籍，把二十六部子部、集部珍本以七萬餘元出售，被多位藏書家收購。1928年，西北軍第十七師佔據聊城，海源閣藏書受損，楊敬夫又將藏書中的善本裝箱十餘只，運天津保存待售。次年，土匪王金髮攻陷聊城，以楊宅為司令部，肆其凶毒，宋元秘籍與金石書畫被擇其珍貴者飽掠而去。1930年，土匪與政府軍輪番進據聊城，長達八個月之久，海源閣再遭劫難，事後王獻唐親赴調查，目擊了劫餘慘狀：「其書籍零落，積塵逾寸……匪徒每以閣上書籍炊火，舊書不易燃燒，憤言：『誰謂宋版書可貴？』」許多書被割裂包物煮飯，或作枕頭之用。劫後楊家派人點驗家藏，損失過半，其中宋元珍籍靡有孑遺，其他圖書也多成芸香殘帙。名貴瓷器，散失殆盡。古墨一錠不剩，劫餘的碑刻拓片散亂滿地，被雨水沖淋後變成一灘灘黑泥，無隻字完整。各室鋪地長磚被掀，掘地丈余，慘不忍睹。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記其事：「累世搜儲祖逮孫，海源恨不在桃源。楊江王目參差甚，兵火之餘百一存。」經此巨創，楊敬夫已如驚弓之鳥，遂收拾殘餘，分裝五十餘箱，運往濟南楊宅保管，聊城海源閣內片紙無存，人去閣空。被土匪劫掠者多被變賣，流落民間。據雷夢水《海源閣珍本的散失》記述，1930年夏，北平琉璃廠崇文齋主人孫瑞卿由北京返鄉探親，乘火車至德縣打尖，閑逛集市，無意間發現海源閣藏稀世珍本宋刊《童蒙訓》兩冊，以廉價收入，返京後以善價售與北平圖書館。被事先運往天津者以八萬元抵押給天津鹽業銀行，後因無力贖回，被「存海學社」聚資贖買。1945年11月，被北平圖書館用專款收歸國有，1946年2月，運至北圖設專室保存。新中國成立後，周叔弢、傅增湘、劉少山、邢之襄、潘宗周、陳清華、莫伯驥等私人藏書家將手中海源閣舊藏紛紛捐獻，入藏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事後被運往濟南者1947年被山東圖書館收藏，多為明、清版本。此外，還有三十六種舊藏珍品於抗戰期間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移存台灣中央圖書館。
海源閣藏書價值極高，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華書局組織出版點校本「二十四史」，海源閣的「四史」成為前四史的參校本。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主席送給他的《楚辭集注》，即是以海源閣藏宋端平二年（1253）本為底本影印的。海源閣藏書以竭力搜求、勤於整理、縝密保藏馳名於世，成為私家藏書的大宗，與中國歷史博物館、文淵閣、皇史宬、寧波天一閣並列為中國歷史上官私藏書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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